五伯打针

    那还是文革时候，我村的五伯年满六十就下劳动（相当于城里人的退休）了。五伯老伴死得早，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在几年前就嫁到城里去了。
    眼看着在家闲着没事干，五伯就想到城里去看看女儿和外孙。
    时值七月，正是骄阳似火。这天，五伯走了二十多里的山路后才搭上进城的车。一路颠簸下来，五伯当夜就发烧了。
    第二天，女儿陪着他来到市人民医院看医生。
    五伯在乡下时身子骨硬朗得很，从未打过针，偶尔有点伤风感冒也是自己捣鼓点草药吃了就好。
    经过一番繁杂的挂号、问诊、划价、付款、取药后，五伯来到了注射室。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终于听到一声：“赵五狗”，轮到五伯打针了。
    一进注射室，五伯就被一身白衣白帽的护士唬住了，不知往哪站。护士一声凶巴巴的“脱下裤子来！”把个正在发愣的五伯吓得有点哆嗦，裤带一划拉，裤子就掉到脚裸上了（那时的乡下人为了省钱和布票，是不穿内裤的）。女护士一见，或许是羞恼交加吧，一声怒骂：“畜生！”五伯生性就胆小，加上受此惊吓，还以为护士是问他的“出身”，忙不迭声地答：“贫，贫，贫农。”
    结果是女护士化羞愤为力量，一针扎下去把个五伯扎得呲牙裂嘴，只差叫娘了。
    过了几天，五伯就回到了老家。他逢人便说：“如今城里打针还问成份哩。好在我是贫农，要是地富反坏右的话，还不被人一针给扎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