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在北京v.s北京人在纽约
看到了这阶段理想的体系的应该的样子，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同学在国外自然英语环境中学习效率很低，而外国人到中国后很高的缘故。抛开两种语言特点的区别不谈，外国人在中国是很容易找到这种理想的“提高期”环境的。大家都观察到的是外国人来到中国，在中国人中生活和工作，是非常受到周围中国人的关注和欢迎的。尤其是咱们的年轻人，对外国朋友不但友好，还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很多人以有外国朋友为骄傲。现在中国发达到了今天的地步，“崇洋媚外”的心态已很少见，大家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外国文化，外部世界和外国人感兴趣，甚至有人也希望能这样提高一些外语能力。于是，当这些外国人在开始听中国人跟他们讲中文时，发现中国同学既耐心，又聪明，并努力调整自己的语言难度和速度，通过各种手段力求让听的外国人能理解（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且从不嘲笑外国人的理解错误或很友好和开玩笑式地指出错误。（情感过滤Affective Filter）当他们能听懂或说对一两句中文时，受到的鼓励是如此另人感动，很多外国朋友都因此感到心里无比的温暖。没人给他们讲语法，也没人说你必须认识中国字才能学中国话。典型的“续列法” (Series Method) “生成对话 ”(Dialogue Generation)条件随时随地都存在。有的外国人这样描述：身边常有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中国朋友。开始时觉得奇怪怎么他们中有的人讲的中文有的好懂，有的难懂？后来发现是有的人善于自动调整和自己说中文时的速度和难度，而且通过各种方法巧妙的演示意思，所以才好懂。于是这些外国人很快先和这些“友好的交谈者”接触较频繁，而随自己汉语水平提高后，才和其他人到后来花时间多接触。这种“友好的交谈者”在语言学中有个名词，叫做(Sympathetic Speaker)或叫做 (Care-taker Speaker)。父母教婴儿说话时，不就是最先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的吗？关于这个角色的任务我们下一阶段会集中论述。
再看我们中国同学到了国外，那里的环境是怎样对他们的。首先，美国加拿大的当地人大多并没有什么兴趣特地去交中国朋友，不以见到华人为奇，甚至认为华人的英文好是应该的，因为当地的“华裔”英文是和他们一样好的。所以当他们见到我们中国同学时，并不调整自己的难度，而是用和当地人一样难度和速度的话跟你讲英文，其中充满了大量听不懂的（无效的）成分（我们以前举过的房东的例子）。当他们发现你的语言程度低时，有的人是会调整一下自己的难度，赶快把事情说清楚就走掉了，很少有人会耐心继续跟你用调整后的英语继续交流，甚至有些人连临时调整一下的耐心都没有。（以前每次在美国过海关时，总看到中国一些年纪较大的中国父母们去探亲，在通关时言语不通很着急，每次我都赶快要求去帮忙翻译，有时一下帮几个。但经常发现的是，这些父母很多并不是一点英文都不会，有的甚至是大学退休教授，可这些美国海关官员就是没有耐心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语言或有其他动作图画等方式让这些简单的问话变得能懂。当我帮忙后，他们会假装客气地对我说个谢，但那份不耐烦是写在脸上。）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同学在国外是处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程度，有效成分少，但又没有任何辅助手段让这些“无效”的东西变“有效”的艰苦环境中。所以这个自然的外语环境对掌握外语是很不理想的。当然不是一点都没用，每天还是能遇到一些“有效”成分的。（注意完全能听懂的也不是有效成分，因为那是以前会的。我们指的有效成分是原来不懂，但通过观察，推断和猜测能“变得懂了的”部分，这才是理解输入的要素。）所以一般需要5年的时间，有效成分加起来才够用。而在国外的中国同学的英语交流能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一个语言阶段内有提高，然后就停住了。比如从几乎完全不懂到懂一点基本交流（仍第二级内），或从只简单交流到基本能用英文工作（仍第三级内），很难跨几个级提高。原因当然主要跟国外自然语言环境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中国同学达到了一个能应付交流的某个程度后，就拼命用这个能力去应付生活，而且可以勉强应付。于是守住这种“舒服”的能力，不再去提高了。有人甚至不承认需要再提高。经常观察到一些中国同学很自信地和外国人交流，讲的还很快。当遇到有难度的东西时，装作懂或忽略不听，继续急着往下交流，直到双方误会到实在进行不下去的程度。这一现象令很多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把“语言”和“自信”也联系得太紧了吧。我想从这一点上讲，有些个别同学自己在态度上也有些问题吧。
寻找人工替代品
看到了这阶段理想的体系的应该的样子，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同学在国外自然英语环境中学习效率很低，而外国人到中国后很高的缘故。抛开两种语言特点的区别不谈，外国人在中国是很容易找到这种理想的“提高期”环境的。大家都观察到的是外国人来到中国，在中国人中生活和工作，是非常受到周围中国人的关注和欢迎的。尤其是咱们的年轻人，对外国朋友不但友好，还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很多人以有外国朋友为骄傲。现在中国发达到了今天的地步，“崇洋媚外”的心态已很少见，大家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外国文化，外部世界和外国人感兴趣，甚至有人也希望能这样提高一些外语能力。于是，当这些外国人在开始听中国人跟他们讲中文时，发现中国同学既耐心，又聪明，并努力调整自己的语言难度和速度，通过各种手段力求让听的外国人能理解（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且从不嘲笑外国人的理解错误或很友好和开玩笑式地指出错误。（情感过滤Affective Filter）当他们能听懂或说对一两句中文时，受到的鼓励是如此另人感动，很多外国朋友都因此感到心里无比的温暖。没人给他们讲语法，也没人说你必须认识中国字才能学中国话。典型的“续列法” (Series Method) “生成对话 ”(Dialogue Generation)条件随时随地都存在。有的外国人这样描述：身边常有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中国朋友。开始时觉得奇怪怎么他们中有的人讲的中文有的好懂，有的难懂？后来发现是有的人善于自动调整和自己说中文时的速度和难度，而且通过各种方法巧妙的演示意思，所以才好懂。于是这些外国人很快先和这些“友好的交谈者”接触较频繁，而随自己汉语水平提高后，才和其他人到后来花时间多接触。这种“友好的交谈者”在语言学中有个名词，叫做(Sympathetic Speaker)或叫做 (Care-taker Speaker)。父母教婴儿说话时，不就是最先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的吗？关于这个角色的任务我们下一阶段会集中论述。
再看我们中国同学到了国外，那里的环境是怎样对他们的。首先，美国加拿大的当地人大多并没有什么兴趣特地去交中国朋友，不以见到华人为奇，甚至认为华人的英文好是应该的，因为当地的“华裔”英文是和他们一样好的。所以当他们见到我们中国同学时，并不调整自己的难度，而是用和当地人一样难度和速度的话跟你讲英文，其中充满了大量听不懂的（无效的）成分（我们以前举过的房东的例子）。当他们发现你的语言程度低时，有的人是会调整一下自己的难度，赶快把事情说清楚就走掉了，很少有人会耐心继续跟你用调整后的英语继续交流，甚至有些人连临时调整一下的耐心都没有。（以前每次在美国过海关时，总看到中国一些年纪较大的中国父母们去探亲，在通关时言语不通很着急，每次我都赶快要求去帮忙翻译，有时一下帮几个。但经常发现的是，这些父母很多并不是一点英文都不会，有的甚至是大学退休教授，可这些美国海关官员就是没有耐心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语言或有其他动作图画等方式让这些简单的问话变得能懂。当我帮忙后，他们会假装客气地对我说个谢，但那份不耐烦是写在脸上。）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同学在国外是处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程度，有效成分少，但又没有任何辅助手段让这些“无效”的东西变“有效”的艰苦环境中。所以这个自然的外语环境对掌握外语是很不理想的。当然不是一点都没用，每天还是能遇到一些“有效”成分的。（注意完全能听懂的也不是有效成分，因为那是以前会的。我们指的有效成分是原来不懂，但通过观察，推断和猜测能“变得懂了的”部分，这才是理解输入的要素。）所以一般需要5年的时间，有效成分加起来才够用。而在国外的中国同学的英语交流能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一个语言阶段内有提高，然后就停住了。比如从几乎完全不懂到懂一点基本交流（仍第二级内），或从只简单交流到基本能用英文工作（仍第三级内），很难跨几个级提高。原因当然主要跟国外自然语言环境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中国同学达到了一个能应付交流的某个程度后，就拼命用这个能力去应付生活，而且可以勉强应付。于是守住这种“舒服”的能力，不再去提高了。有人甚至不承认需要再提高。经常观察到一些中国同学很自信地和外国人交流，讲的还很快。当遇到有难度的东西时，装作懂或忽略不听，继续急着往下交流，直到双方误会到实在进行不下去的程度。这一现象令很多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把“语言”和“自信”也联系得太紧了吧。我想从这一点上讲，有些个别同学自己在态度上也有些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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