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影响来自于复杂度提升后，社会反馈的压力。
现代社会，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和所处社会有着复杂的纠缠关系，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影响。
人类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理论科学很大程度上是脑力激荡的产物，前面讲过的，在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科学家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兴趣来研究的，当时的科技研究，所需要的条件也比较简单，往往靠个人的财力和物力就可以解决。即使规模比较大的研究，比如孟德尔的遗传学实验，在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完成。
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复杂度和规模的提升，科技研究中，个人天赋的比重开始下降，像爱因斯坦那样一个人就可以开创一个全新领域的例子越来越少。与之相反的是，职业化，集体化和工程化开始普及。从爱迪生建立实验室，到后来的贝尔实验室，各种各样的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一转变到了二战中达到了巅峰，原子弹，导弹和计算机就是大规模政府投入后才发明的。
二战后的科技研究，必须依靠集体（公司或国家）的力量。
一款新产品的开发，往往包含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制作实现和测试评估等阶段，大部分产品的研发费用，都超过了个人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必须依靠企业的力量来组织实施。
像大型粒子加速器这样的科学研究设备，已经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能承担得起了，只有国家出面，才可能建立相关的基础设施。
当科技工作者要依靠外部经费才能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科技工作者会突然发现：进步的最大阻碍不是大自然，而是所处的社会。
从知识进步的角度讲，人类社会有义务提供无尽的资源来支持科技研发工作，毕竟要引进新的负熵流，离不开科技的跃进。但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团体构成，大部分团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可能，也不愿意长期为科技的巨额经费买单。比如，如果要投票削减福利来为科技研发筹集资金，即使宣传者把未来描绘得比天堂还好，大部分人还是会投票否决该决议，同样，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赚钱和维持经营，研发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此， 拨款人思维的角度和科技工作者不同。拨款负责人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拨款负责人必须考虑来自公众或董事会的压力。
其次，人类社会由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离“全球大同”还差得远，国与国之间充满了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科技的推动力（比如冷战期间的航天竞赛），但目前看来，也是科技创新的一大阻碍。
而现代科技的高复杂度带来了一个很要命的缺陷:花费巨大。爱迪生当年进行白炽灯改进的时候，进行了500多种材料的验证或试错，但没关系，花费不大，个人可以承担。现代粒子加速器能进行500多次的实验吗？不经过一系列冗长的手续和准备，进行一次实验都不可能。 这种巨额花费意味着科技研发最终取决于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
下面给出几段和技术有关的事实：
（1）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简称SSC），1993年10月19日，停建SSC的一个修正提案以280对141由众议院通过，1993年10月21日众议院和参议院达成一致意见，1993年10月26日众议院以332对81通过了最后的修正提案。该提案经过参议院程序性的步骤后，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实施。至此，尽管已经投资了20多亿美元，SSC真正寿终正寝了。
计划要花掉80亿美元，但美国人承受不了，提前终止。
（2）2011年2月2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服役近27年的“发现”号将最后一次执行飞行任务。2011年7月21日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晨5时57分(北京时间21日17时57分) 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安全着陆，结束其“谢幕之旅”，这寓意着美国30年航天飞机时代宣告终结。
1970年，在美国登月后，中国才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2003年，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比美国人晚了40多年，但随着航天飞机这条技术道路的落幕，美国花了几千亿美元，进展不大，中国没在航天飞机上花一分钱。2011年后，中国和美国实际上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大家以后都得靠宇宙飞船。
（3）美国为了造出原子弹，倾全国之力，花了20亿美元（1942年的20亿，当时一盎司黄金才38美元）。但后来的国家造原子弹越来越容易，比如巴基斯坦和朝鲜这样的工业小国都能造。
（4）美国人在福利上的投入是可控核聚变投入的百倍。
科技研发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很多时候，前沿都是在试错，探寻可行的技术道路。在早期阶段，由于开销不大，多试几次没关系，比如爱迪生的灯丝实验。
但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开销急剧增大，试错变得越来越昂贵起来。尤其是在探寻下一条可行的技术道路的时候，一步失误，几十年都难挽回。上面提到美国航天飞机道路，NASA本来指望航天飞机大幅降低太空成本，结果航天飞机的成本不低，故障率反而更高，美国人在这上面30年的投入基本打了水漂。
如果单是自己试错失败了不要紧，对自己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但问题是自身的失败反而给竞争对手指明此路不通，不必投钱。现今中国对于航天飞机没有丝毫兴趣，全心全意走宇宙飞船路径，NASA原本对中国的40年优势被抵消了30年，而中国的花费相对小得多。
即使试错成功，找到了一条技术路径，但先行者的悲哀就是，巨额投入带来的成功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而且往往是只需要耗费相对少得多的经费就能模仿，比如原子弹。
美国人作为科技进步的领头羊，后来也慢慢琢磨明白了，自己花钱进行科技投入，让竞争对手沾光，这种事还是越少越好，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终止超导超级对撞机的修建。原因很简单，如果SSS实验不能提供基本粒子的有用信息，建了也白建，如果能提供有用信息（注意，只是信息，还远没有达到利益阶段），那世界其他国家岂不是白白分享？即使封锁信息，但封锁信息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其它国家可以不慌不忙的建造自己的SSS，对其它国家而言，一点风险都没有。
对于美国纳税人而言，除非巨额投入能够带来可观的现实利益回报，或者面临冷战那样的生死竞赛，不计成本的进行科技研发的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公司层面上进行的。真正能够开辟一条新技术道路的研发，往往需要国家出面组织或担保，但现实是美国人处于犹豫不决状态，其它国家也不是活雷锋，于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形出现了。
现代社会，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和所处社会有着复杂的纠缠关系，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影响。
人类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理论科学很大程度上是脑力激荡的产物，前面讲过的，在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科学家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兴趣来研究的，当时的科技研究，所需要的条件也比较简单，往往靠个人的财力和物力就可以解决。即使规模比较大的研究，比如孟德尔的遗传学实验，在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完成。
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复杂度和规模的提升，科技研究中，个人天赋的比重开始下降，像爱因斯坦那样一个人就可以开创一个全新领域的例子越来越少。与之相反的是，职业化，集体化和工程化开始普及。从爱迪生建立实验室，到后来的贝尔实验室，各种各样的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一转变到了二战中达到了巅峰，原子弹，导弹和计算机就是大规模政府投入后才发明的。
二战后的科技研究，必须依靠集体（公司或国家）的力量。
一款新产品的开发，往往包含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制作实现和测试评估等阶段，大部分产品的研发费用，都超过了个人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必须依靠企业的力量来组织实施。
像大型粒子加速器这样的科学研究设备，已经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能承担得起了，只有国家出面，才可能建立相关的基础设施。
当科技工作者要依靠外部经费才能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科技工作者会突然发现：进步的最大阻碍不是大自然，而是所处的社会。
从知识进步的角度讲，人类社会有义务提供无尽的资源来支持科技研发工作，毕竟要引进新的负熵流，离不开科技的跃进。但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团体构成，大部分团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可能，也不愿意长期为科技的巨额经费买单。比如，如果要投票削减福利来为科技研发筹集资金，即使宣传者把未来描绘得比天堂还好，大部分人还是会投票否决该决议，同样，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赚钱和维持经营，研发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此， 拨款人思维的角度和科技工作者不同。拨款负责人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拨款负责人必须考虑来自公众或董事会的压力。
其次，人类社会由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离“全球大同”还差得远，国与国之间充满了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科技的推动力（比如冷战期间的航天竞赛），但目前看来，也是科技创新的一大阻碍。
而现代科技的高复杂度带来了一个很要命的缺陷:花费巨大。爱迪生当年进行白炽灯改进的时候，进行了500多种材料的验证或试错，但没关系，花费不大，个人可以承担。现代粒子加速器能进行500多次的实验吗？不经过一系列冗长的手续和准备，进行一次实验都不可能。 这种巨额花费意味着科技研发最终取决于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
下面给出几段和技术有关的事实：
（1）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简称SSC），1993年10月19日，停建SSC的一个修正提案以280对141由众议院通过，1993年10月21日众议院和参议院达成一致意见，1993年10月26日众议院以332对81通过了最后的修正提案。该提案经过参议院程序性的步骤后，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实施。至此，尽管已经投资了20多亿美元，SSC真正寿终正寝了。
计划要花掉80亿美元，但美国人承受不了，提前终止。
（2）2011年2月2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服役近27年的“发现”号将最后一次执行飞行任务。2011年7月21日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晨5时57分(北京时间21日17时57分) 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安全着陆，结束其“谢幕之旅”，这寓意着美国30年航天飞机时代宣告终结。
1970年，在美国登月后，中国才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2003年，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比美国人晚了40多年，但随着航天飞机这条技术道路的落幕，美国花了几千亿美元，进展不大，中国没在航天飞机上花一分钱。2011年后，中国和美国实际上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大家以后都得靠宇宙飞船。
（3）美国为了造出原子弹，倾全国之力，花了20亿美元（1942年的20亿，当时一盎司黄金才38美元）。但后来的国家造原子弹越来越容易，比如巴基斯坦和朝鲜这样的工业小国都能造。
（4）美国人在福利上的投入是可控核聚变投入的百倍。
科技研发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很多时候，前沿都是在试错，探寻可行的技术道路。在早期阶段，由于开销不大，多试几次没关系，比如爱迪生的灯丝实验。
但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开销急剧增大，试错变得越来越昂贵起来。尤其是在探寻下一条可行的技术道路的时候，一步失误，几十年都难挽回。上面提到美国航天飞机道路，NASA本来指望航天飞机大幅降低太空成本，结果航天飞机的成本不低，故障率反而更高，美国人在这上面30年的投入基本打了水漂。
如果单是自己试错失败了不要紧，对自己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但问题是自身的失败反而给竞争对手指明此路不通，不必投钱。现今中国对于航天飞机没有丝毫兴趣，全心全意走宇宙飞船路径，NASA原本对中国的40年优势被抵消了30年，而中国的花费相对小得多。
即使试错成功，找到了一条技术路径，但先行者的悲哀就是，巨额投入带来的成功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而且往往是只需要耗费相对少得多的经费就能模仿，比如原子弹。
美国人作为科技进步的领头羊，后来也慢慢琢磨明白了，自己花钱进行科技投入，让竞争对手沾光，这种事还是越少越好，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终止超导超级对撞机的修建。原因很简单，如果SSS实验不能提供基本粒子的有用信息，建了也白建，如果能提供有用信息（注意，只是信息，还远没有达到利益阶段），那世界其他国家岂不是白白分享？即使封锁信息，但封锁信息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其它国家可以不慌不忙的建造自己的SSS，对其它国家而言，一点风险都没有。
对于美国纳税人而言，除非巨额投入能够带来可观的现实利益回报，或者面临冷战那样的生死竞赛，不计成本的进行科技研发的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公司层面上进行的。真正能够开辟一条新技术道路的研发，往往需要国家出面组织或担保，但现实是美国人处于犹豫不决状态，其它国家也不是活雷锋，于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形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