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什么要“清党”？
1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致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诉我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初未加以丝毫约束，也是事实。我回抵武汉，便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中共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1、籍国民党者杀，2、反土地革命者杀；3、曾任文武官员者杀；4、曾充民团警兵者杀；5、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者杀；6、一切土豪地主劣绅者杀；7、讨债讨租者杀；8、还租还债者杀；9、藏匿契据者杀；10、立妾蓄婢者杀；11、不服征兵役者杀；12、当堪舆命卜者杀；13、当巫婆媒婆者杀；14、吸鸦片者杀；15、惯作盗窃者杀；16、盲目者杀；17、麻疯者杀；18、残废者杀；19、老朽不能操作者杀；20、信仰一切宗教者杀。（尤其17、18、19项，老弱病残竟然成为被屠杀的理由，可见“革命”是名“革命”，实为恐怖主义，想起了毛“共产党人都是左派”，的确够“左”！）
我在南京，已深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因南京此时由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部驻守。一、六两军都为共产党所渗透，军心很为动摇。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系知名的共产党首领。当第六军入驻南京时，一部分士兵曾袭击南京外侨，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住宅。英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都被杀。因而惹起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死伤无辜平民甚众，是为“南京事件”。
此一事件，显系共产党所故意制造。因我军席卷东南后，军威极盛，东南又是富庶之区，入我治下，简直是如虎添翼。惟此时国共裂痕已日益明显，清党空气正在酝酿之中，共党为先发制人计，乃阴谋借刀杀人，在东南地区挑起外衅，拟利用外人与我军为难，而彼辈则坐收渔利，因而制造此一南京事件。
所幸外人的情报甚为灵通，判断也颇正确，南京事件发生时，一向号称蛮横的日本海军竟奉命不许开炮。当时驻下关江面的日本海军指挥官于驶抵上海后自裁殒命，遗书说，他奉命不许开炮，致海军护侨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云云。足见日本人深知此一事件的内幕，故没有被国际共产党所利用。英、美军舰开炮后，并曾向我方抗议，然旋亦不了了之，似均已探悉个中隐秘，未堕第三国际共党的术中。
我在南京稍留，便改乘沪宁车于三月二十八日抵上海。时白崇禧正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驻节龙华。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氏和我相见虽甚欢偷，然面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也殊感沮丧。白氏告我，此时不特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显然有一举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仰制，前途不堪设想。
嗣后，我便往见蒋总司令。蒋氏住于一较为僻静的所在，戒备森严。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其后，我问白崇禧：“总司令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沙哑？”
白说：“说话说得太多了。”原来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驻南京的第二师师长刘峙为一笃实忠厚的人，而武汉、京沪一带的左倾分子则抨击刘氏为西山会议派人物，故其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仿徨，所以纷纷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暗哑，面色苍白。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歔，束手无策。而武汉方面则积极活动，派宋子文来沪总理江、浙一带的财政和税收，派郭沫若来沪组织总政治部，推动军中党务工作。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上海工会气焰薰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巳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抱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
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四月二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四月二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察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四月十二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薰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李宗仁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