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的第一年，国家对知青发放生活费，每月12元（其中伙食费8元），下放干部还是拿原工资（我们知青点下放干部1人、医生1人、中学老师2人、小学老师2人）。
对于一群小毛孩的知青来说，每月8元钱的伙食费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日子过得很滋润，高兴了就去出出工，不高兴了就睡大觉或到十里之外的公社镇上逛逛，“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一句空话。
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因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自觉性比较高。那时生产队都是集体出工，还要吹哨子，“磨洋工”那是必须的。到了地里干活个把小时，男人们就吆三喝四，一起坐到田埂上卷起了“大炮筒”，家长里短聊上个把小时再干活。
时间长了，我也自觉“接受再教育”，买了一角二分的勇士牌香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有时还散上一圈，和他们“打成一片”，关系倍儿捧。
过了几个月，大概是1969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到公社所在地的镇上，看到商店里有一种白色硬包装的香烟特别漂亮，一问是阿尔巴尼亚香烟，价钱是一角七分还是一角九分记得不清楚了，反正也不贵就买了一包，欣赏了半天打开抽出一支，点燃吸了一口，没把我呛死。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外国香烟，而且是来自“同志加兄弟”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印象特别不好。
阿尔巴尼亚香烟能从万里之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而且来到我所在的穷乡僻壤，只能有二种解释，一是从那里进口的香烟数量巨大，一直卖到了小乡镇，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种烟在大小城市不受欢迎，一直卖到了小乡镇，或者两种解释兼而有之，反正我买过一次就没有再买了。
这是这次在地拉那买的香烟，原想买一条带回国，一抽，还是几十年前的味道，就没有再买第二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