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投资依然无忧,逆向思维让你找到真实

  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转帖)

  说说以前在北京认识的两位同事,为事业打拼多年之后他们都面临人生的选择关口,要么继续在北京生存,买房结婚生子,承受高物价快节奏带来的生活压力,另一种选择是回到家乡(他们都来自于小城市),过一种看上去平稳的生活。

  这两人的选择各异,一位在选择在北京死磕事业,三年前一咬牙买下北京一间小破房,全部储蓄搭进去不说,还背上沉重的贷款压力。

  前几年,连我们这种旁观者都看得出来他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下馆子的次数、旅游次数、“买买买”的次数明显减少。与他的惨状相比,另一位选择离开大城市回到故乡的,则过了一段显然是舒适的日子。朋友圈的照片里不是今天聚个会就是明天旅个游,生活似乎很滋润。

  当时,有不少人觉得选择留在北京的那个人是傻:干啥也别跟生活死磕啊。不过,几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他新跳槽的公司业绩逐渐有起色,其收入也一直在稳步增加,还添置了车和女友。加上其不动产的价值,此君的全部身家已开始接近八位数。

  至于那位回到小城市的同事,似乎没有多少显著变化,收入几乎多年没变,所居住城市的房价据说还小跌,唯一增加的,是他不断膨胀的腰围。在货币迅速贬值的今天,你的收入如果没有增长,或者增长不明显,其实就等于你在变穷。

  两个人选择不同的城市造成了几年之后他们财务上越来越大的差距,而随着时间流逝,差距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只是笔者观察到的个案,还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呢?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并且还在加剧。


  根据《证券时报》在前段时间的报道,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同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根据前不久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如果以此为参照标准,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5万元,还有一些城市和地区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如果连统计数据中的地区平均值都相差数倍,那么真实的收入差距,必将会远远高于此。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对比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中国当下的经济现实。

  除了收入差距存在巨大鸿沟这一事实,我们还注意到今天的一个趋势是:越是有钱的城市,以后会变的更有钱的几率越高;越是穷的城市,以后变富的机会就越渺茫。根据历史的统计数据,城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虽然总体上升,但这些年人均收入却随着房价的变化愈加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富的地方越来越富,反之亦然。这种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预示着未来你选择在哪一个城市开展你的事业,很可能就会决定你一生的财富走向。

  何以至此呢?为什么越有钱的地方,人会变得越有钱,越穷的地方,以后只会更穷呢?这是否不太公平?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个老生常谈的“标准答案”,那就是人口流向决定经济和收入水平。

  例如说,大城市资源集中,这里有最好的社会服务、最多的就业机会、最好的教育资源等等,人们因此都往这里扎堆,当然收入就自然会高了。至于那些人口总是向外流的地方,缺乏必要的事业机会,留不住人,自然也不会为人们带来收入的显著增加。

  这类答案并没有解答问题的实质。凭什么人多的地方收入就一定增加的多呢?其实,仔细想想,二者并没有直接联系。假如我们把全国最穷的人全部赶到一座城市里边,让这座城市人口密度成为中国最高的,但这样做也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也增加不了他们的收入。要想明白为何城市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不能只看人口流向,而要参考其他指标。


  



  至于说到为啥人们都往大城市扎堆,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大城市的“资源吸引力”,即是说大城市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公共设施等等,因此吸引人们蜂拥而至。但其实这也并不是问题实质。

  你想想,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你不过一个打工仔,能使用到吗?至于说社会福利,假如你没有本地户口,作为一个外地人也是无法充分享受的,另外,所谓更好的公共设施也属于一种自我意淫。不客气的说,北上深这些城市的公共设施除了给人添堵以外,其他的作用有限。最近颇受关注的“共享单车”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受限于人口素质,中国大城市的所谓公共设施,其实也就那样吧。

  把以上这些因素都排除了,我们再来说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人都往什么城市扎堆,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之间收入差距增大的现实。

  今年2月的某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新闻“为何有钱的城市越来越有钱”。文章说到,2016年,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迎来财政收入的暴涨:上海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06.1亿元,较2015年增长16.1%,位居全国第一;深圳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136亿元,增长15%,已经超越天津、紧随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第三。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整体放缓,各个省市间收入的鸿沟正在加大,其他城市正被远远甩在身后。

  新闻紧接着对此解读说,北上深等地的财政收入增长显著,源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一二产业目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利润空间相对较大。因此,其为城市带来的收入增加也最为显著。中国的第三产业哪里最集中、最发达呢?当然是一线城市。

  第三产业“欣欣向荣”的前提是,国家要给第二产业“去产能”,同时扶持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因而变得吃香。伴随着宏观政策的偏向,那些第三产业集中,并且受到政策“特殊照顾”的大城市的财政收入当然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这种收入增长会直接推动金融、地产行业的繁荣,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言下之意,当一座城市的财政收入增加了,金融地产行业繁荣了,这座城市才会长期的变得“有钱”。

  如果我们对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财政收入两张表格,可知城市财政收入高的地方,这里的居民收入也会比别的地方高。也就是说,先是大锅里的肉多了,个人的小灶里的肉才有增多的可能。而哪座城市财政收入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导向,不完全取决于市场因素。由此再次验证那句话的真理性:在中国,想要赚钱的人都必须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哪怕只是赚一点小钱也是如此。

  这种政策导向的财富分布机制为何可以持续?我们来设想一下当一个地方的市政收入高速增长,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恰好符合以上的情况,那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时期发生在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收入的显著增加会增加劳动者的创造力。

  在经济史学领域,学者们普遍认可一个共识:当年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在于英国工人收入提高大大超越同期的欧洲,多余的收入让他们可以投资自己,用于技术进修和创新的学习,从而进一步推动英国国内生产力的增长。如果我们把过去的英国想象为现在那些收入增长很快的中国城市,结论同样成立。收入增长会显著增强这些地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会带来持久的财富,并且留住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中曾指出,技能的创新会导致工人间生产率的变化,进而扩大工人间的工资差距。技术进步与创新在技术密集型的部门有利于增加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劳动密集型部门技术进步有利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增加,假如一个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那么这种增长就会更为明显。

  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中国的一线城市,显然已经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优先获得政策优势,此种政策优势直接带来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城市收入的增长带来个人收入的增长,个人收入的增长会增强劳动力的创新能力,反过来促进城市经济长期的增长……这就是如今越有钱的城市,个人收入增长越高,并且和其他城市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

  根据一份国内学者撰写的劳动力研究报告,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创新型企业依赖大量高素质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员工,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让高技能员工流失,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其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这一部分额外人力成本支出造成了公司必须对水平不足、能力不强的员工进行裁员,以控制总成本。因此,大城市加大创新的投入,势必会增加创新人员的支出,从而挤压能力一般的生产人员的生存空间,导致低能力、低创新的人被淘汰出局,离开大城市返回到小城市。

  于是,这个对大城市来说的“良性循环”,恰恰造成了一种对小城市而言的“恶性循环”。随着创新成本提高,能力和素质低的人不断被淘汰回到小城市,但由于回到小城市的劳动力普遍创新能力不如大城市,因此其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对有限。加上产经政策不会优先关注小城市,小城市既缺乏政策优势,也缺乏创新优势,其收入增长速度自然是远低于北上深等地了。城市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说回我们的现实。今天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说明一个问题:你待在哪座城市,或许真的对你的一生会有决定性意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树挪死人挪活”这类说法恐怕未来将不再适用,对年轻人来说,如果放弃留在大城市继续死磕事业,其实等于是放弃自己未来的财富。
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