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我所知道的考古、文物，还有大师们的故事

　　
　　苏秉琦先生，新中国考古学术上的领军人物。

　　这对于年轻的苏秉琦，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没有基础，周边没有人可以请教讨论”的情况下，苏秉琦只好蹲下来，天天一边摸着发掘出的陶片，一边思考。

　　我觉得这个场景就有点像射雕英雄传自创九阴真经的黄裳，同样因为没有参考，苏秉琦先生也自创练成了考古学上的绝世武功。

　　下面，我们随着苏先生的研究，学习一些考古学的专业知识。

　　苏秉琦的想法，是把82座墓按时间归类。
　　这些墓年代久远，根本不知道是哪个时期埋葬的。他创造了一个考古学分期的概念，就是把这批墓按埋葬时间顺序分成早中晚三期。按什么规则分呢？
　　他通过仔细观察墓葬的埋葬方式和随葬品的种类，他得到一个结论，这批墓可以分成三类：
　　1、直肢仰身竖穴（就是人平躺着，在地上挖个坑埋了）；
　　2、屈肢竖穴（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人也是躺着，但把大腿弯曲起来埋葬）；
　　3、瓦鬲墓（就是随葬品中出现了鬲这种陶器的墓）
　　苏秉琦通过观察这些墓的随葬物品的形态、制作精细程度，得出结论，这三类墓是完全不同的。1最早，3最晚。他得出结论“以上三个时期之间，界限厘然，说是三个时期固可，说是三个文化亦可”。
　　接下来，对同一情况下的墓葬，如何分期？

　　苏秉琦将陪葬品中有鬲这种陶器的墓找出来，仔细观察这种器具的形态，他得出结论：
　　1、锥脚型袋足鬲为代表的墓葬为初期（有9座墓）
　　2、折足鬲为代表的墓葬为中期（有29墓）
　　3、矮脚鬲为代表的为晚期（有7座墓）
　　这样，瓦鬲墓的分期也完成了。

　　我在此说明一下，他就是通过观察陶鬲（当时他称为瓦鬲）这种陶器，脚部的变化，来推断出这个物品演化的先后次序，借此，来推断出这个物品所出土的那个遗存（在他这个报告里就是墓葬）的先后次序。
　　这就是中国考古学里二大支柱的另一条，考古类型学。而这个理论的创立者，竟然是初出茅庐的苏秉琦先生。这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大家便于理解考古类型学，我举个手机的例子：
　　1、在80年代，手机才发明的时候，那时俗称大哥大，大家看80、90年代的电影电视剧还能看到。很大的一个，像大砖头；
　　2、然后，手机开始越做越小，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等是后来进化的代表；
　　3、接着，彩屏手机开始出现了，然后这个屏幕越长越大，手机也不再变小，但还有按键；
　　4、最终，苹果手机出现，手机上的按键没有了。我们用上了智能机。

　　一个没有见过手机的人，拿大哥大和现在的智能机放到一起，他很难找出其中的联系，但我们把这个变化过程的所有手机放到一起，他立刻就能看出演变规律，排出演变次序。如果这每个手机后面都有一个使用者，他也会知道这个人是哪个年代的。

　　反应在考古上，这就是考古类型学的作用。
　　我们中国考古界至此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地层学这两大工具都创建起来，引导我们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考古成果。

　　
　　这是西周时候的青铜鬲了，上面有兽面纹。鬲后来作为礼器使用，供奉祖先用。秦汉以后不见。鬲是中华文化的标记之一，国外考古发掘没有发现过这种用具。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迟至1948年才出版发行，在这部作品里，《陕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也许占比并不大，但却成为划时代的巨著。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我们现在有必要感叹一下：
　　梁思永先生正宗科班出身，创立中国考古地层学。苏秉琦先生基本是考古小白，却创立了中国考古类型学。
　　总结这二人的共同之处，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勤于思考，不拘泥于前人的惯例，不怕吃苦，亲身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等等原因吧。
　　时至今日，我发现如果在当今中国，能称得上考古大家的，一定是多年来亲身参加实际考古发掘一线工作过的人，而且他们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往往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下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考古的主战场殷墟，回到李济、梁思永这里。
　　接下来，在殷墟，李济他们挖到了殷墟和甲骨文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H127。

　　这里普及一个考古学的编号知识，大家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时候文物下面会有出土地点的编号信息，这个编号是考古学家们为便于考古记录，而创造的编码方法，一般以遗迹名的首字母大写代表，举例如下：
　　灰坑：H
　　房址：F
　　墓葬：：M
　　道路：L
　　后来这个编码越来越复杂，记录的信息也越来越详细，比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又称“安阳殷墟五号墓”，它的编号 76AXTM5，就代表76年、安阳、小屯、墓葬、第5号。
　　我们要说的H127，H打头说明这是一个大灰坑。

　　在1936年，李济主持殷墟第十三次田野发掘。
　　经过近三个月的野外考古，按照原定计划，6月12日应该是本次发掘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已经打包准备回家。李济自己也安排了2天后的一次四川大学演讲之行，早早买好了火车票。
　　当天下午4点，大家都收工了，其中一位名叫王湘的考古人员准备在清理完最后一个编号为H127的灰坑后结束工作，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随着他手中工具轻轻地拨动，泥土一点点地剥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库就此撩起了她神秘的面纱。

　　刚开始挖出第一片甲骨的时候，负责发掘此灰坑的考古人员王湘也没在意，结果接连不断的甲骨一片接一片地出现在他眼前。挖到太阳落山，王湘已经发掘出760余片，下面还一片压一片的看不到头，他已经懵了。
　　闻声而来的所有人都看呆了，商量过后，他们只得先把灰坑用土盖着，上面再用石灰做记号，轮流派人夜里看守。准备第二天再来看看。

　　第二天（6月13日）早晨，商议了一晚上的大家采用了新办法，先把灰坑周边进行清理。投入了考古队所有人力全力挖掘灰坑边缘，这次又是忙到当天下午，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高约1米，直径为1.7米的圆形灰土柱，里面的甲骨根本不知道有多少。
　　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个大柱子干脆一起打包回南京，然后在南京再慢慢清理。于是，第三天，要赶火车的李济穿着准备去演讲的正式衣服，指挥大家找来当地的木匠，想把这个庞然大物装箱，准备带回南京，他还是太年轻了。。。这里面细节就不说了，那时在中国只有人力，所以后来的结果是直到6月23日，才把H127完全装进箱子，又花了2天，这个大箱子才运到安阳火车站，当年的7月12日，才运到南京的史语所。后面又是很久的室内整理阶段。
　　这次不知不觉，李济们又开创了新的考古方法，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进行室内考古。现如今，我们对复杂的遗物，还经常采用室内考古的手段，比如海昏侯墓、南海一号考古等等

　　H127 也是到目前发现甲骨文最多的一次 ，总共有 17096 片，这太惊人了。要知道现在世界上现存甲骨文不过15万片左右，历年考古发掘而出的，不过3万片。
　　上面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结果，以及商朝的天象 、 历法 、 家业 、 军事 、 政治等各方面的社会内容 。这个发现大大加强了对商朝历史的研究
　　这个甲骨坑被专家们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库。

　　
　　据说在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都陈列着H127的模型，我还没亲眼见到。去年国家博物馆为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开办了一个《证古泽今》的甲骨文特展，我看到H127的模型放在展厅一进门的醒目位置。

　　经过多年殷墟发掘，现在史语所手上有了大量的甲骨、青铜器、陶片资料。
　　对照《史记》的记载：“盘庚渡河南，。。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中国历史是盘庚迁殷的历史被锚定了，换句话说，商朝后期的历史被考古学确凿的证明了。
　　考古学得到了一个坚实的历史支撑点，通过这个支撑点往前，可以去寻找早商、夏，往后，找西周早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点。
　　同时，通过后岗三叠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有了。
　　这当时有学者就提出了新的观点：仰韶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龙山文化就是商早期的文化，龙山下面就是小屯文化。

　　这些学者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当时发现的仰韶文化彩陶遗址大多和当时古史传说中夏的居住范围契合；而据《殷本纪》记载，商是东方发展起来而西向灭夏的。
　　对于当时社会上这些史学家的各种观点，傅斯年、李济们还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没有丢掉考古学从材料出发，得出结论的科学态度。
　　李济对此评论道：“不过就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说，这是不可能的。黑陶文化在传说的历史中，是否有一个相当的位置，要等将来考古的发现来证明”。
　　而梁思永直接就指出问题的所在：“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要想解决殷代青铜、文字、兽形装饰的问题，还有待于这文化（前期）遗存的发现”。

　　这时寻找小屯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自然就成为史语所的下一个工作目标。毕竟，构建中国可靠的古史，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
　　可能的早商遗址会在哪里呢？李济们认为有一个地方可能性非常大，这个地方是就是河南商丘。

　　商丘地处河南、山东、江苏这数省交汇之处，地点契合古史上记载的商人发源地，何况商丘的“商”字，给人多少会有一些联想。
　　估计李济们对这个判断非常自信，所以后来李济最得意的门生张光直先生终于在90年代获得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机会时，坚决的选择了商丘，去寻找、发掘遗迹。
　　1936年冬，史语所派出了李景聘等人前往商丘调查，当时河南省的一个民间兴趣组织，河南古迹研究会派人协助，在这几个古迹不起眼的爱好者里（现在也可以称为志愿者），就有一个人叫韩维周的小学老师，我们先记住这个名字，他在后来，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来巨大的贡献。

　　史语所在商丘的调查，持续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有限的小规模发掘里，发现了一些龙山文化的遗物，确认了当地是龙山文化范围，但没有找到跟小屯文化联系更紧密的遗存、遗址---毕竟时间也较短，
　　对这个结果，李济们还是满意的，他们认为这种探索当然不会一蹴而就，还需要后期做大量的工作。我相信，当时李济踌躇满志，为找到早商已经准备好了。
　　可惜的是，李济一生，也没能完成他这个意愿，不但如此，史语所的辉煌工作，也戛然而止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史语所的15次殷墟发掘划上了句号。中国的考古学，自此停顿了漫长的12年。
　　不仅如此，四年解放战争过后，不但工作仍然无法继续，所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在1949年，都突然面临着一个人生中的选择：北京OR台湾
　　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们，在他们的人生中，需要作出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选择结果是：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选择去了台湾，后四位留在了大陆。
　　我无法评价他们各自选择对个人人生的优劣，但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离开了大陆这片根基和沃土，个人成就再也无法进步了。
　　而留在大陆的，在新中国今后的日子里，还有自己事业的高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史语所的15次殷墟发掘划上了句号。中国的考古学，自此停顿了漫长的12年。
　　不仅如此，四年解放战争过后，不但工作仍然无法继续，所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在1949年，都突然面临着一个人生中的选择：北京OR台湾
　　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们，在他们的人生中，需要作出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选择结果是：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选择去了台湾，后四位留在了大陆。
　　我无法评价他们各自选择对个人人生的优劣，但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离开了大陆这片根基和沃土，个人成就再也无法进步了。
　　而留在大陆的，在新中国今后的日子里，还有自己事业的高峰。

　　
　　国博展出的后母戊鼎
　　这是代表殷墟青铜文化最高成就的后母戊鼎。重825公斤，也是人类目前发现最重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文化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比中亚地区迟约1000年，但中国青铜文明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无法企及的。后母戊鼎的纹饰、铸造工艺、器型等，也是商武丁时代的标准器，为其他青铜器的断代提供坚实的参考。

　　
　　这是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距今约4600年。在国博可以看到。这种刀和现在的刀有非常大的区别，古人用这种刀主要是割植物的穗用的。
　　那年我第一次看到后母戊鼎的时候，被它完全镇住了。难以想象，就是从这把小刀开始，中国古人不停的发明创造，达到世界巅峰，这独一无二的青铜文化，实证那时中国文明甩下世界其他国家一大截。

　　但当时，中国的新政权对争取李济回到大陆执掌中国考古似乎是充满信心的。
　　考古学家石兴邦曾透露，1950年考古所成立时，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但一直是虚职，所中事物由几个副所长夏鼐、梁思永等负责。1958年，郑振铎空难逝世，所长改由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兼任，依然是遥领。他非常不解，去问夏鼐，夏鼐告诉他“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夏鼐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隐蔽战线在其中做的工作，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根据李济之子李光谟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
　　本来1948年底，22岁的李光谟跟随父母到了台湾。但不知为何，又重新回到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不久，李光谟的政治想法完全变了，给他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这让李济夫妻措手不及，但李济并未因此回归。
　　在1960年夏天，国家又安排李光谟了与李济在澳门见面，但仍然没有说动李济。
　　我想60年让李济回归已经很困难了，当时国内出的发掘报告政治挂帅，被李济诟病，认为空洞无物，全是政治口号，这导致国内在1958年开始在《考古》等公开刊物上对李济开展了一轮大批判，这让李济非常难过。他做事说话全是从学术的角度，并没有掺杂政治的因素。所以，这层顾虑下，他很难回到大陆。
　　自此，大陆断绝了李济回归的希望，夏鼐才正式接任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些历史一直被模糊，直到李光谟晚年接受采访、《李济传》、《夏鼐日记》等陆续发表，才为世人熟知。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有巨大的贡献，我们前面已经阐述很多，但还想补充二点：
　　1、李济推动了文物立法，确定地下发掘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任何人不能买卖这个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文物法》沿用了这个条款，所以我们大家现在能到博物馆看到那么多国宝文物，都有李济先生的功劳。
　　2、李济先生的品格也很高尚，他作为中国考古发掘领军人的时候，就定下了一条规矩：考古工作者不搞收藏。这一原则至今被两岸考古工作者遵循，然后一代代的传下去。李济先生逝世的时候，他的遗物中就没有一件文物古董。
　　第二条我曾经向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先生询问，他表示这是必然的。
　　李济后来主要是做研究，教书。他最得意的弟子是张光直（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80年代，张光直说过一段话：中国考古，至今仍然活在李济的时代。
　　我想现在，随着科技考古等各种手段的兴起，我们国家的考古已经今非昔比，但李济，作为中国考古之父，实至名归。

　　下面，我们将进入新中国，见证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波澜壮阔。这也是中国考古人12年沉寂之后的爆发。

　　另外，我此贴本来想随便聊聊文物、考古的知识，却写成了有点中国考古史的味道，这个要求就高了，而且命题有点大，我尽力写，但需要的材料和组织就要花更多的精力，难免疏漏，大家包涵。
　　能看到这层楼的，估计也是真喜欢考古的。

　　新中国建立，原有的架构被打破，新的架构在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
　　首先，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第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成为所直属研究机构。这无疑提高了考古在国家中的地位，原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的考古组，直接上升到独立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但吸收了原史语所考古组留在大陆的原班人马，还合并了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之前存在在中国大地上的两支最重要的考古力量，完成了会师。考古研究所，从此成为中国的考古主力军。
　　全国的院系大调整，其中清华的国学院调出到北京大学，成立文博学院，同时历史系下专设考古专业，自此北大的考古系独步海内，成为中国考古的黄埔军校。清华直到现在都没有考古系，一直耿耿于怀。好在清华到底是中国高校的大BOSS，她的历史系复建后很快恢复元气，出现了李学勤先生这种国学大师，让清华和北大可以分庭抗礼。

　　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是郭沫若先生。这无疑中国考古事业的好消息。
　　郭沫若，被鲁迅骂为：”才子流氓”。他个人生活上的经历，确实是他生命中污点。但他在历史、文学、古文字研究上的才华横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就是因为他对历史、古文字的研究，让他和中国考古联系在了一起。
　　郭沫若一生干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完不成的伟业，个人生活上是一部狗血传奇，学术上是一部大师传奇。
　　早在1921年，他就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一下就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当一个文学巨匠的道路在他脚下铺开时，他却画风一转，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为他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8年2月他被迫流亡日本。虽然穷困潦倒，基本靠老婆养活，但头脑一直没闲着。这时他的兴趣从文学转到了历史。他在日本试着从《周易》、《诗经》、《尚书》入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社会和历史，但不久发现自己据以研究的古代文献，大多经过后人作伪和加工，材料真赝杂糅，可靠程度有限。在古史辨和王国维的研究影响下，于是转而去研究未经古人篡改的甲骨文和金文。
　　这时他买书的钱都没有，于是他直接写信，向《金文编》的作者容庚先生借书。容庚也有意思，虽然素昧平生，也就把书借给他。两人一来二去，郭沫若给容庚写了56封书信之多，估计把容庚的藏书借遍了。有了这些研究资料，郭沫若很快就有了研究成果。
　　郭沫若非常聪明，他将两周有铭青铜器，中间有年代标识的都挑选出来，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其他青铜器根据器型、花纹等和标准器比较，这样把几百件青铜器的分期就搞明白了。
　　1934年，郭沫若汇集铭文及器形照片，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共5册；次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共3册发表，学术成果之高，震惊海内外。
　　同时《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也相继发表，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研究中甲骨四堂之一的地位。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让他又进入史学界。抗战期间，他还写了《屈原》等剧本，跑到剧作家里面搅和了一把。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而推荐人，就是史语所的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
　　所以，一方面，郭沫若对历史和考古有天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和史语所的夏鼐等人，本就关系良好，新中国考古，在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直接关心下，很快就起飞了。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处处显露出她的勃勃生机，各地的基建项目和水利设施、工厂都建设起来。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虽然将南北两支队伍合并，开始时总的人力不过2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这么大国土建设的需要。往往一个建设工地要开工前，需要考古人员去确认有无考古价值时，只能排出1、2人去调查，所有人员都连轴转，疲惫不堪。
　　令人惋惜的是梁思永先生由于过于劳累，54年心脏病突发逝世，年仅49岁。这是中国考古的巨大损失，至如今，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官网上，梁思永先生都排在历任副所长的第一位，而夏鼐、尹达等当过所长的，都排在他的身后，以示对他的尊重。
　　为了快速培养出考古人才，一方面北大动员历史系学生转考古系，一方面，1952年开始，文化部、考古所和北大联合举办了二届“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以帮助各省速成一批考古人员，支援各地的基建需要。

　　第一届考古人员培训班里，考古重地、文物大省河南，派了一位年轻人，安金槐。
　　安金槐自然不是考古专业的，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个专业的毕业生。1948年，安金槐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去了密县中学教书，教了两年，却不料命运突变开始。先是新中国成立，各地都缺文化干部，他被上调到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着，考古所开办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文化水平较高，又是学历史的他，被河南省政府派送前来学习，从此，他开始了自己50年的考古生涯，也成为河南考古的掌门人。

　　全国的考古人员培训班是必须理论结合实际的，光课堂上讲，没有实干，这些学员是不知道怎么科学发掘同时做好记录的。
　　夏鼐（是考古所的实际掌门人，一直担任副所长，直到1962年扶正，到82年卸任）却没有把这些学员安排在北京附近实习，也没有带他们去考古圣地殷墟，他把两期学员的实习地，都安排到了河南郑州。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郑州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要谈这个发现，就先得谈一个人，韩维周先生。
　　中国考古史上，有两个小人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发现良渚的施昕更先生，一个就是韩维周先生。
　　之前本帖提到过，36年史语所曾经去商丘调查，有几个古迹爱好者同行，其中之一就是韩维周先生。
　　1950年的时候，刚刚设立郑州市，也还没有设为河南省会。韩维周当时是郑州一小学的教师，却醉心于历史文物和考古发掘，喜欢利用休息日收集陶片拿回家琢磨。这一天他来到郑州南面的二里岗，正巧有人挖水渠，从厚厚的土层下挖出了一些彩色的陶片和石器。韩维周像发现了宝贝一样开心。他把这些收集起来，拿自己回家研究，觉得这些陶片非常重要，就给省文管写信，报告这个情况，并附上几块典型的陶片。

　　河南文管所当时派去调查二里岗的人员中，就有安金槐。虽然这时的安金槐对考古知识还相当有限，但他还是和同事一起，收集了不少二里岗出土的陶片和骨器、石器，送到了国家考古研究所。
　　考古研究所的夏鼐们，看到这批器物后，立刻眼睛就直了。
　　有过15次殷墟史语所同事们发现，这批东西和殷墟的太像了，但，有些器物又和殷墟的不同，如瓦鬲、卜骨似乎又较殷墟的原始。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之前，为寻找殷墟（小屯）文化的起源时，史语所曾经去商丘调查，但并没有收获。现在郑州二里岗的这个发现，似乎和小屯有渊源关系，如果能找到它们在地层学上的联系，就可以为殷墟文化的起源工作，带来突破。
　　借培训班的人力、物力，夏鼐拍板，全员去郑州进行发掘实习，弄清楚二里岗这个文化的来龙去脉。

　　聊聊有趣的甲骨文：
　　谈“匕”字
　　日常在生活中或网上，有人骂人，喜欢骂人儍X，其实那个X，就是“匕”字。
　　我们先看这个字甲骨字型：
　　
　　王子武鼎和匕
　　这个时候的匕，是用来将鼎中烧的肉割下来的用具。它的头非常锋利，所以后来，我们将一种锋利的小剑，称为匕首，这个词一直用到现在。
　　以后骂人的时候，别忘了想想这个字是怎么来的，有趣，也许你的气就消了。

　　夏鼐挥师郑州，当时这支考古部队中的人员组成，却意外反映出新中国考古的人员架构，而且今后在考古上面的侧重点也不大相同。
　　这支队伍在今后几十年，发展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中国考古大军，我们大概捋一捋：
　　1、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当之无愧的考古国家队，它的正式编制人员长期保持在200人左右的规模。由考古所主持发掘的项目，都是最重要的，不是有关中国历史关键点的，就是顶级的遗迹。比如常年发掘的殷墟、二里头，都是考古所直接管理的项目。地方上如果发现重要遗迹遗物，挖一半了，就不敢挖了，要立刻向考古所报告，由考古所来现场调查，决定下一步方向。现在大家在电视上如果看到一个考古项目，正在现场挖掘的人，如果是考古所的，那不用问，这个考古现场的级别不是一般的高。
　　2、北大的教授和研究生：后来这支队伍发展到全国多个院校，这些院校都有了考古系，只不过北大一直是执牛耳者。这些院校的教授和研究生队伍，是考古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往往宏观的理论和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来自这些大专院校。当然他们也搞发掘工作，比如北大就有自己的考古队。很多大学在地方有考古工作站，每年也要带本科生实习。
　　3、地方的考古队伍：这个是极端野蛮生长的例子，就像中国的民营企业。刚开始，一个省可能只设一个文管所，下面设一个考古组，后来这个组变成工作队，然后升级变成考古研究所，最后甚至变成XX省考古研究院。也有的地方将考古机构设在自己的博物馆下面，叫XX博物馆考古队，有的地方省设、市设、博物馆设、学校也设，完全是让人搞不清头脑。一个建筑工地出现墓葬了，你都不知道是谁来挖的。地方考古机构的人事归地方政府管，学术归中科院考古所管，所以有时候会出现XX院长向XX所长汇报考古工作的新闻。地方考古机构主要负责当地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墓葬。
　　以上的机构设置虽然乱，人员流动却是通畅的。经常有考古所的研究员干了几年，就到地方去带队伍或去博物馆，还有的去大学教书。比如苏秉琦和郭宝钧，就去了北大。苏秉琦后来的重大研究成果，都是在北大完成的。

　　考古所在郑州二里岗的第一次发掘由郭宝钧、安志敏负责。其中郭宝钧是原史语所成员，具有发掘经验，安志敏是当年北大的研究生，参加这次工作时年仅28岁。
　　通过对发掘所得的资料整理，安志敏在发掘报告里得出初步的结论：“二里岗期的遗址，应该属于商代文化的系统，和小屯具有共同性，但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如印纹陶、平底爵、高足鼎和鬲等不见于小屯。。。二里岗的堆积可分为1、2两期，本文所述的二里岗遗址。它的年代也可能早于小屯。”
　　我们可以看到，考古所还是秉持了以前史语所的传统，在证据不充分的条件下，并没有断定这个遗址的性质。但从“它的年代也可能早于小屯”这句话里，有理由相信，私下考古所已经觉得这有可能是商代早期遗存了。

　　这里插入两个考古学小知识：
　　1、考古类型学主要研究对象为陶器，同时陶器也是命名一个新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陶器是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二是陶器形态复杂多变，是各种考古遗存中最为“敏感”的门类；三是陶器与人们生活的大多数活动相关，所含信息丰富。
　　2、在夏、商、周这几个王朝更替的时候，并不像后世，旧朝代不灭亡，新朝代不起来，而是有一种并行的关系。所以，比如说商，我们把商汤灭夏之前的商，叫先商，然后灭夏之后的商，再分早商晚商二个期间，或早中晚三期。现在晚商已经确定，就是盘庚迁殷之后的商，晚商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已经清楚了，我们可以叫殷墟文化或小屯期文化。
　　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找小屯期以前的商

　　1953年春，在郑州北郊的人民公园，又发现了类似的商代遗存。而且这次的遗存比二里岗发现的更加丰富，地层叠压关系更明显。
　　安志敏据此得出结论：二里岗的商文化要早于殷墟。但他还是比较谨慎，没有给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材料。
　　安志敏不敢说，可有人敢说，这个人就是安金槐。
　　经过这两年的考古锻炼后，尤其对类型学下过一番苦功，安金槐的考古学知识已经今非昔比了。
　　安金槐通过分析人民公园和二里岗的发掘材料后，把二里岗分成上下二期，人民公园分成上中下三期，他发现人民公园的中下二期基本对应二里岗的上下二期，这两层的器物特征是相同的。而人民公园的上层，有厚胎矮足鬲、有凿的卜骨、带兽形花纹的骨簪都是安阳小屯出土物相近的，可以认为等同于小屯期。这样，二里岗文化的性质就确定了，它是小屯文化的前身。
　　这个结论出来后，安金槐兴奋的撰文指出“二里岗文化把我国可靠历史向前推展数百年”。

　　安金槐一炮而红。河南省的文管会，成立了一个考古队，这个队就由安金槐负责，在后来的50年时间里，安金槐先生一直是河南省的考古掌门人。
　　河南省考古队刚开始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野外考古队伍，但这个队伍有个霸气的名字“刘胡兰”小队，有这种拼命的精神，在河南这块考古宝地上，不做出考古成绩倒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安金槐是历史系毕业，对中国古史非常熟悉，在发现二里岗和人民公园这两个商代遗址后，他又通过地层学的办法，把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连在了一起。这样按照古史记载，他觉得这里找到殷墟之前的商王都城所在是很可能的。
　　根据记载，商王仲丁隞都在荥阳，而郑州西北部就有一个古荥阳镇。安金槐认为这不是巧合，现在文化类型连续性，说明了隞都就在这里。他带领河南省的考古队伍，在这一带开展了艰苦的考古调查工作。
　　可惜“并没有发现商代的城市遗址，甚至连较大规模的商代遗址也没有发现”。
　　安金槐出师不利。

　　1954年10月30日，河南省政府由开封迁往郑州，郑州市从此成为河南省省会。这成为了安金槐考古大发现的转折点。
　　郑州成为省会，基本建设必不可少。1955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了一片坚硬的夯士层和许多陶片。
　　安金槐闻声前往进行考古调查。通过实地发掘，出士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这些器物并没有引起安金槐的兴趣 。
　　他纳闷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片夯士层？

　　安金槐决心搞清楚这个夯土层代表的意义。
　　他带领考古人员开始根据商代夯土的边沿继续向夯士周围进行地下考古钻探。
　　南、北两面很快被他找到夯土边沿，相距20多米
　　但夯土层的东、西两侧则一直延伸着，始终找不到边缘。夯土如果是房基，哪有这么大的房子？
　　安金槐决定不放弃，继续钻探。
　　这时已经是1955年冬，已经钻探出夯土东西长约100多米，但还是不到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猜到这个是什么了？）
　　这时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安金槐与他的同事等到夯土层两端终于到头的时候，回头一看，才发现已经勘探出1700余米，而这个夯土在东西两端开始90度角又向北延伸了，原来是古老的城墙！
　　天，在郑州市的中心的下面，有一座300万平方米巨大的古城，还是商代的！
　　安金槐被这个发现惊呆了。

　　这个城是什么城？
　　安金槐紧急上报考古所。
　　考古所派人下来紧急调查。
　　初步测量城墙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长约1700米。而且城墙的外面，也有大量的商代遗存，面积约25平方公里。
　　这是殷墟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是自夏鼐以下，兴奋过后所有人也都傻眼了，因为当他们看到这个城垣地图的时候，他们彻底绝望了，这完完全全的就在郑州市中心下面，他们没法把郑州市拆了来考古啊。
　　所以，郑州商城至今也没法系统发掘，也正因为没法系统考古发掘，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导致后来爆发了一场持续20多年，几乎中国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加入的大论战。
　　到今天为止，随着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郑州商城的发掘也越来越难了，不过，当地在城墙包围范围之内，禁止任何的房地产开发活动，住在那个区域的人和单位，严禁动土。

　　
　　杜岭方鼎
　　杜岭方鼎1974年在郑州发现，共两件，其中大的那件在国博，小的那件留在河南博物院，都是国宝级文物。与后母戊鼎比较，花纹、形状都有类似的地方，却又较后者原始，看出一脉相承的关系。
　　杜岭方鼎已经成为郑州市的标志，此鼎证明了郑州商城的王都性质，郑州也据此认为自己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对于一直寻找商代中期都城隞都的安金槐来说，下意识的觉得这座郑州商城就是隞都，但他还需要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他已经能得到可以证明这座城是商代的证据：
　　1、之前白家沟发现陶器的地方是一座墓葬，它压在这个夯土城墙的上面，说明这个城墙的建筑年代早于这个墓葬的年代。再根据类型学，这个墓葬出土的陶器是二里岗期典型的陶器类型，那这个城的建筑年代就落在了二里岗期前。
　　2、他在城墙夯土里面找到的陶器碎片也是二里岗文化的陶器，这样这个城墙的年代上限也给限定住了。不会早于二里岗文化期。
　　这样，郑州商城是一座二里岗文化期的城市，已经被确定下来。

　　另一个证据他很快就获得了。
　　1956年5月，新成为河南省会的郑州，基础建设工作继续推进，在郑州市的西面一个叫洛达庙的地方，发现了古文化遗存。
　　河南的队伍很快对这处遗存进行了发掘，在4个探方出土了大量的商文化遗存。出土陶器的种类、形制和纹饰看上去比二里岗文化的更早些。但可惜的是没有地层的叠压关系，安金槐还没有洛达庙类型比二里岗更早的直接证据。
　　但他也没有等多久，很快郑州的董砦也出土了洛达庙的类似文化层，同时，董砦遗存的上面，正好叠压着二里岗文化层。
　　这下，安金槐的商文化序列认识就基本形成了。

　　安金槐的商文化排列顺序如下：
　　洛达庙文化（早商）--二里岗文化（中商）--殷墟文化（晚商）
　　同时，落在中商期间的郑州商城性质，也确定下来了：
　　早商（都城亳暂未发现）--中商（仲丁隞都-郑州商城）--晚商（盘庚迁殷--殷墟）
　　安金槐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考古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中国的信史，由于郑州商城的发现，从晚商，推进到了中商。
　　现在中国考古人的任务，就是找隞都之前商的都城，为中国古史的确立再进一步，所有人都等待着这个重大发现的产生，幸运的是，大家都没有等太久。

　　如果回头看一看新中国发展的黄金年代，上世纪50年代无疑算是一段。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激情四射，想为才诞生的共和国发一点光做一点贡献。考古学领域也是如此。
　　有一位考古学的元老坐不住了。这就是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所长徐旭生先生。
　　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合并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后，徐旭生已经60多岁了，按现在的话说应该是退休的年龄。所以虽然在考古所任职担任研究员，具体的工作已经不大做了。但国家和考古所的一片欣欣向荣深感染了他。
　　中央10台有一个纪录片，讲述发掘二里头的故事，其中就讲到，1959年，徐旭生在参加了陈毅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后，心涛澎湃，第二天就踏上了去河南的火车，去寻找“夏墟”，要知道，那时候他已经72岁了，真是让人敬佩。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把这些历史都记录下来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纪录片。
　　他是抱着去寻找“夏墟”的目的去的，那徐旭生在河南会找到什么呢？

　　徐旭生在读夏史之时，当他读到“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时，灵感忽至，认为“传说中的夏王朝，当建都于伊洛平原。”因此，他决定去河南西部去寻找夏墟。
　　那时的交通和现在是不能比的，这次考察一定非常辛苦。徐旭生在通过艰苦野外调查，寻找到非常多的河南龙山文化遗迹，但没有找到大型的城址。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调查洛阳的偃师，在这里一个叫二里头村的地方，他发现了非常多的文化遗存，这让他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
　　当时考古研究所在洛阳有一个专门的洛阳工作队，正在发掘洛阳的东周王城。徐旭生作为所中的元老，受到了洛阳领队赵芝荃的热情接待，徐旭生遂将自己在登封、禹县和二里头找到的标本都留在了洛阳工作队，并告诉赵芝荃：“这次河南之行，夏墟虽然没找到，但在洛阳偃师发现的这一处遗存非常重要，结合文献记载，当年商汤都亳就是在偃师，所以有可能这是早商的都城”。

　　赵芝荃心动了。
　　赵芝荃是新中国培养的考古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之一，酷爱考古而且意志坚定。他在北大历史系选择专业的时候，坚决的选择考古专业，因为“他喜欢地理，喜欢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
　　1955年，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校领导专门找他希望他继续攻读隋唐考古方面的研究生，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古不考三代以下”，立志献身三代考古，所以毕业后选择去考古研究所工作。按他的志愿，被分到考古所的二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考古所新石器时代是一室，除此还有汉唐和边疆民族这两个研究室。
　　1955年，赵芝荃来到洛阳工作队，很快就当上了工作队队长，实现了他的志向。
　　当时洛阳工作队的工作重点是发掘东周王城，但徐旭生告诉他的信息，让他动心了。

　　赵芝荃心理清楚的很，自己目前发掘的东周王城，是一段记录的明明白白的历史，自己做的工作，无外乎是对这段历史的补充，但如果二里头真的像徐旭生所说，有可能是亳都，那么，这个发现将是轰动世界的大发现，将中国可确信的古史向前推进几百年。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何况，在发掘东周王城期间，他们有过一次奇怪的发现。
　　56年，在清理东周王城西墙北段的时候，他们发现夯土城墙下压住了两座小墓。对这两座小慕的挖掘，却让洛阳队大惑不解。
　　按地层学来说，首先，这两座小墓因为是东周城墙叠压，那么一定是东周之前时期的墓葬。这两座墓又打破了打破了当地仰韶文化层，说明是仰韶之后的墓葬。再观察这两座墓出土的陶器，其中的豆、觚、斝，又像龙山的，又像商文化的。那只能说明，本地有过一个龙山后期和商之间的文化存在过。但这个文化是什么，东西太少，没法定论。
　　一年后，赵芝荃在东干沟村又发现了一个灰坑，也是出土了类似这两个墓葬的遗物，更坚定了他洛阳地区还有比周更早的考古学存在的判断。
　　这次，他决定行动了。

　　赵芝荃的安排是兵分两路，去寻找这个神秘的考古学文化。
　　一路，由方酋生带人去洛宁、汝阳等豫西6县进行调查，一路自己和队友高天麟出发，去偃师县的二里头进行调查。
　　当赵芝荃来到二里头村的时候，看到的情景让两人惊呆了。在村南的一个水塘边上，他们看到了一层层的陶片堆积，数量是他们在东干沟发现的百倍计，在东周王城他辛辛苦苦挖了那么久才得到的那几件陶器，这里遍地都是，随便一捡就能凑成一个。这时他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回到洛阳后，立即打报告请求发掘二里头。
　　这时回到北京的徐旭生已经向夏鼐汇报过了，说“二里头非常重要，有可能是亳都。”夏鼐这下又得到赵芝荃的报告，立刻批准了赵芝荃的请求，命令洛阳工作队组织二里头考古队，正式发掘二里头。
　　二里头队后来的发展迅猛，成为和殷墟安阳队并肩的重量级工作队。

　　赵芝荃来到二里头，发掘工作刚开始，就遇到了小麻烦。
　　安金槐之前听到风声，把他干劲十足的“刘胡兰”小分队也派到了二里头，并且已经开始工作了。毕竟，这个诱惑太大了。
　　对考古工作来说，一个地方两支部队发掘，绝不是什么好事。
　　赵芝荃着急上火，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他又不能直接跑去叫人家停工。思来想去，他跑去找安阳队的郑振香，请她出面，去郑州去说服安金槐。郑振香答应了，去郑州劝退了安金槐，具体怎么说的说了什么，你们也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实在是没查到。
　　郑振香女士后来因为发掘了妇好墓名扬天下，前年《国家宝藏》还登台。
　　赵芝荃现在可以专心发掘二里头了。

　　二里头工作队的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可以说，都是才华过人、出群拔萃的人才。
　　像许宏、唐际根这些新一辈的考古中坚，网上也能找到好多他们演讲的视频，有时间看看，挺有意思的。

　　59年，二里头的发掘开始，首先对当地的地层关系和墓葬等进行了清理。获得的地层关系如下：
　　早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期龙山文化和商文化共同影响--晚期洛达庙类型的商文化。
　　大家可以看出，这时，赵芝荃已经搞清楚了，他东干沟发现的神秘文化，实际就是洛达庙文化。
　　紧接着，二里头在1960年-1964年进行了8次发掘，这八次发掘中，最大的发现是1号宫殿基址，这下二里头的王都属性没跑了。安金槐、赵芝荃等等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就是亳都了。
　　这一条证据链是这样形成的：
　　1、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宫殿等建筑物的发现，确证二里头为一都邑性质的城址；
　　2、根据徐旭生等人对古文学的研究，汤都西亳就在偃师：
　　3、安金槐对郑州地区商文化的分期，二里岗为中商，洛达庙为早商，那么，主要落在洛达庙期的二里头遗址，自然有大部分划在早商，早商都城，就是亳都。
　　后来，大家把这个学说，称为西亳说，占据了中国商研究的主导地位20年。

　　1962年，由于二里头这个遗址太重要了，夏鼐为此甚至改变了这类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规则。
　　过去我们把同一类的考古学文化，一般按首次发现的小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岗文化等等。
　　二里头、洛达庙、东干沟等等，都是同一类的文化，按道理应该就是以洛达庙文化命名，但鉴于二里头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洛达庙，夏鼐拍板，将这一类文化今后统称二里头文化。所以，以后本帖再出现这一类文化，也以二里头文化称呼了。
　　话说这个命名有点麻烦，二里岗、二里头都差不多，有人会搞混。当然认真看此贴的，应该不会。

　　西亳说的证据链是有瑕疵的，首先地层学上面看，二里头早期已经进入了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如果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它进入龙山晚期，那么它之前的夏就还要往前找。所以，解决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就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了。分期之后还需要去寻找二里头文化的源头。
　　再一个，既然根据古史记载，认为商汤的亳都在偃师，那么古史传言的商人是从东方来的，也需要重视，现在二里头在豫西地区，早商（二里头）-中商（郑州商城）-晚商（殷墟）的方位是自西向东，这时先商突然折返要去东边，是不大合理的。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做太多工作，可惜，这个时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再一次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干扰。

　　考古学在中国的复苏契机来自一次考古发现。
　　1968年5月22日，解放军奉命在河北满城县郊外的陵山上开凿防空洞。结果在距离山顶30米处右侧，炸开了一个奇怪的山洞。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到洞里，结果发现了一座宏大的墓葬，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满城汉墓。战士们拿了几件物品，然后向上级层层报告，最后一直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非常重视，布置解放军配合中国科学院去发掘，郭沫若带人前去，不但将这座中山靖王刘胜墓葬清理清楚，还在边上找到了他的夫人窦绾的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这批精美的文物以长信宫灯为代表，很快就体现出它们的巨大价值。
　　当看到这些美轮美奂、充满中国古人智慧的文物后，使得国家认识到考古对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巨大作用。而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当他看到长信宫灯后，直呼了不起，并在后来很快促成了包含长信宫灯在内的中国文物赴美展出，引起巨大轰动，加深了中美民间交往。
　　这样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上郭沫若的暗中助力，中国考古意外的在70年代初就开始慢慢走回正轨，《文物》和《考古》成为所有杂志中最早复刊的，中国考古事业开始复苏了。

　　这个时期夏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对当时考古所所有人的考古报告，都要求多阐述遗迹遗物现象，而不下结论性的东西，这样无形中保护了很多人。
　　同时，夏鼐在这个期间，关注到碳十四测年法在国际考古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也做了积极引进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夏鼐和郭沫若的良好关系。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74年，妇好墓发掘过后，第一时间夏鼐就拿了几件顶级青铜器，去郭沫若家里给他过目。由此可见，郭沫若对考古所的工作和进展都及时掌握，对于整个科学院来说，考古所得到了郭沫若最大的关心。

　　1972年开始，二里头队的工作又走上正轨。
　　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分期被确定下来，整个遗存被分为4期，其中的第三期，使用刚引进的碳十四测年法进行了测年，得到的数据是公元前1590-公元前1300年，而第一期的测年数据，竟然比第三期早300多年。（其实碳十四测年，准确率取决的因素特别多，现在很多考古学家都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敢用作绝对依据。）
　　赵芝荃因此得出结论：“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文化与郑州二里岗文化又相似之处，遂把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定为商，一、二期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差别较大，遂定为夏”。
　　赵芝荃认为这两期文化之间的变化，无疑就是指夏商王朝的更替，但他还是心理有所疑虑，没有明确说明。
　　但他的这个确定方法，很快就给学界采用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将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前期是夏，后期是商的说法是正确的，何况有碳十四测年的数据，正好符合夏商古史记载的年限范围。

　　为了确定二里头前期为夏，后期为商，赵芝荃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才行。
　　为此，他1975年开始，在河南西部进行大量的调查、试掘。在临汝煤山的发掘，给他带来了突破。煤山类型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后期，赵芝荃将这个文化分为二期，并认为这个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二里头文化最初就是从煤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这样，二里头文化的来源问题就搞清楚了，后来学界基本认可了这个理论。
　　但现在有一个矛盾产生了，那二里头三期的商怎么来的？直接从夏变化成商吗，这是不可能的，商在灭夏之前，自然有一个先商，赵芝荃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把目光放在了河南东部的商丘，并且当地政府合作，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发掘工作。但这一次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和四十年前的史语所一样，他没有找到所希望的东西。
　　也不是全无收获，他发现的17处龙山文化遗址和15处商遗址，这其中只有少量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因此，他得到结论，这里是二里头文化的边缘，当年这个文化的势力范围，到河南东部为止，没有能东出河南。
　　这时，他接到了考古所的会议通知，参加河南登封的一个有关“夏文化”的会议并准备发言。
　　这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会议，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会议，并将几乎中国所有考古学家卷进了一场20年的大论战中。

　　会议的由来，来自于一次考古发现。这次考古发现，来自于安金槐。
　　河南考古的掌门人安金槐，在1972年终于回到了工作岗位。作为河南考古的主将，他的归来使得河南的考古队伍重新振作起来，并很快做出巨大的成就。
　　回归的安金槐首先梳理了他的理论，发现目前商文化序列他已经架构清晰，那么，在此基础上，寻找夏文化，是目前中国考古的最重要目标。
　　对于此时已经50多岁的安金槐来说，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机会。所以，在花了三年时间将他的队伍、人员组织梳理完毕后，安金槐开始主动出击，寻找夏都了。

　　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安金槐，还是从古史中寻找线索。
　　关于夏代都城的记载很多，李济当年去发掘夏县西阴村，就是传说中的一个夏都。安金槐可去不了山西发掘，他的目光盯在了河南登封，因为根据古史记载，“禹都阳城”就在河南登封告成镇一带。
　　安金槐的队伍来到了登封告成，在把握最大的八方村一带开始了钻探发掘工作，但一年多的工作下来，别说城没有找到，连有价值的遗迹遗物都没有多少，这支重新组建的河南考古队伍不免心灰意冷了。
　　但安金槐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坚持古史既然记载的这么详细清楚，那么不可能空穴来风。于是，他一方面加大勘察范围，一方面走访当地村民。
　　村民们听说他是来寻找一个王城的时候，奇怪他为啥不去当地一个叫王城岗的地方挖，那地方突出地面，是一个大土丘，过去一直传言就是一处大的古城。
　　安金槐听了将信将疑，夏代的古城还能留到今天突出在地面上？死马当活马医把，他派了两个队员去钻探，谁知道第一次钻探，就打出了有夯土的迹象。

　　安金槐虽然还不能判断这个夯土的性质，但他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
　　他立刻将队伍调到王城岗，开了四个探方进行发掘。这时，他的运气来了，他发现了极有价值的遗迹现象：
　　1、发现夯土城墙现象
　　2、发现一处建筑基址的一角
　　3、发现二里岗--二里头--河南龙山文化的三层堆积
　　这些让他的出结论，这里确实有一个城，还有较大的建筑基址。年代至少不晚于二里岗时期。
　　安金槐据此下了决心，把他所有的力量都调集过来，再次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他希望看到的东西：这确实是一座河南龙山时代晚期的城，也就是说它比二里头更久远。这座城的规模较小，是边长只有100米左右的正方形，总面积1万平方米。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城其实是东西两个小城组成，外面还有一个大城。这时的安金槐其实只找到了东边的这个小城。
　　安金槐几乎确定他找到了禹都阳城，他激动坏了，他决定召开一次现场报告会，请考古所对这个城定性。他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1977年的夏鼐，正忙的不可开交。
　　看《夏鼐日记》，安金槐找他的那几天，他的日程排的满满的。但他的这种连轴转的安排，无形中扩大了安金槐的发现意义，使得安金槐原来打算的一个小规模报告会，成了一次全国精英毕集的考古学大会。
　　我们大概看看那几天夏鼐干了什么：
　　去科学院参加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去历史博物馆（就是现在的国博）参加妇好墓的谈论，李学勤、胡厚宣、邹衡、裘锡奎参加；
　　在历史博物馆开“考古发掘展览”的座谈会；
　　召开“夏文化”讨论会，安金槐、李学勤等发言。。。。。。
　　所以，安金槐的新发现信息，一定是给夏鼐带到了国家机构的各个层面，这样的结果就是，“夏文化”的探索问题，立刻成为了全国性的热点。
　　所以，夏鼐拍板，这次就去登封开一个现场会，顺便讨论“夏文化”的探索，规模扩大，请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北大等科研机构参加，考古所和各地方的考古队伍派员参加，需要发言的递交申请，由安金槐做好组织工作。
　　这下，安金槐原指望的一个发现阳城的小规模报告会，变成了一次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学术探讨会，参加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地，达到了100多人。
　　安金槐更没有想到的事，这次会上，产生了一场学术大地震，让1977年登封告成会议，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

　　1977年11月18日，“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在登封县城召开。
　　第一天，国家文物局、历史馆、考古所、当地政府的领导发言，下午安金槐做告成发掘报告。。。。。
　　第二天。。。
　　第三天。。。
　　1977年11月21日，会议进入第四天，由于第二天就要结束会议了，会议安排的比较紧凑，上午徐殿奎做了东下冯的报告，赵芝荃做了二里头的发掘情况报告；
　　下午，安排了四个人，黄石林、佟柱城、张彦煌和邹衡，估计这时大家觉得重要的发现都已经通报过了，也都做好散会的准备了，但所有人（除了邹衡）都没有想到，会议的高潮才刚刚开始。
　　邹衡要把前面这些学者的发言全部推翻了，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术界前20年的论断，都给邹衡掀翻了。石破天惊，晴空霹雳，我想不到什么词能表达当时与会者的震惊，因为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邹衡的发言的时候，远在40年之后的我，也给邹衡惊呆了，自此之后，邹衡先生成为我顶礼膜拜的大师。

　　
　　邹衡先生，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

　　邹衡是湖南人。
　　一直非常敬佩湖南人，近代史上，湖南人伟人辈出。“要想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湖南人的血性可见一斑。
　　邹衡在学术上充分体现出湖南人的血性，也许就是这湖南人的性格，让他敢于在告成会议上，当众推翻几乎所有专家的观点，抛出自己观点的由来。
　　我们下面聊聊他的观点。

　　邹衡在北大先学的法律，后转入历史系，1952年，北大考古系建立，他被推荐成为北大考古系的第一个研究生。他的导师，就是以前史语所的郭宝钧先生。1952年，郭宝钧先生带领第一届全国考古培训班去郑州发掘二里岗，邹衡跟随参加进行考古实习，给他打下了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同在第一期，他和安金槐应该算同学，但当时的邹衡，考古知识为零，自然没有什么学术见解。
　　因为邹衡自知考古基础为零，他就加倍努力。他就和当年的苏秉琦一样，常常自己一个人摸索考古发掘和整理材料的方法，他比苏秉琦有优势的是，这时考古类型学已经初步建立，他也有很多老师可以咨询。很快他的陶片整理和识别能力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了其他人。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几年后同为北大讲师的李伯谦先生一次不想带研究生去现场发掘，被苏秉琦喊过去大骂了一通：“你们年轻的几个讲师，摸陶片的功夫，除了邹衡，谁过关了？”可见当时的邹衡，在中国考古领军人物苏秉琦心头的份量了。

　　五十年代，邹衡接受了安金槐对商文化划分的观点，将洛达庙作为早商、二里岗作为中商，在他1955年的博士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中，他将早、中、晚商文化安全衔接起来，并且将殷墟文化进行了明确的分期，这在当时成为创举。这篇高质量的论文，时隔60多年，还经常被人引用。
　　但邹衡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老师郭宝钧先生的感染下继承了史语所传统，对郑州商城是不是中商仲丁的隞都，没有下结论，他认为很可能是，但材料还不完全充分。
　　邹衡很快就开始独立创造他的理论架构体系了。
　　1957年，邹衡带研究生去邯郸进行教学实习，对邯郸涧沟的发掘，让这时摸陶片功夫了得的邹衡有了一丝疑惑，这里出土了相当于郑州二里岗期的文化遗存，但似乎有比二里岗下层还原始陶片，这让邹衡有点不解，因为这时学术界已经认定当时的洛达庙文化发展成为二里岗文化，所以如果有二里岗文化的新源头，暂时无法解答。邹衡肯定当时把这个疑惑留在了心里。

　　二里头发现之后，全国轰动。
　　1959年，邹衡带研究生到洛阳实习，受到了赵芝荃的热情接待。
　　赵芝荃是北大毕业，和邹衡应该在学校就认识。他热情的邀请邹衡一起参加二里头的发掘。但这时刘胡兰小队也在，邹衡觉得这时候掺和考古所和河南地方考古队的事，挺不合适的，于是他婉拒了。
　　邹衡把学生们带到洛阳王湾去发掘，结果这次王湾发掘的结果相当惊人，他把发掘出的文化期分为四期，从仰韶到龙山到二里头的三级文化序列，被他首先发掘公布出来，夏鼐看了他的发掘报告后，也非常高兴，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庆祝。他的领导苏秉琦更是赞不绝口，认为他解决了中国文化序列的一个大问题。
　　这让邹衡的自信心爆棚，也是后来他敢于挑战权威的本钱。

　　这时候，邹衡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二里头3、4期是早商文化，那1、2期就应该是先商文化，但学术界都把二里头1、2 期归于夏文化。那么，夏文化就直接发展成为了商文化，属于商文化的前身。（夏商同源的问题，学术界也有这种说法）
　　而反过来整理他在邯郸发掘的材料，他发现邯郸地层中更古老的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具有承接关系，这样，中商的二里岗，却突然有了二里头（也可称洛达庙）和邯郸那的两个源头，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邹衡觉得这个问题解说不了。早商的文化来源可能有多个，但早商发展几百年后，突然增加一个文化来源，合并成为中商，太匪夷所思了。
　　怎么理解呢？

　　这时，他重新考虑郑州商城的问题，对安金槐的仲丁隞都说，发生了巨大疑问：
　　如果郑州商城是隞都，则其所居王应为仲丁至河亶甲，中间只有外壬一王，而河亶甲继位后就迁相，这样隞都实际使用时间只有二王，不到一代的时间，时间很短。但现在郑州商城的规模巨大，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建成，而建成不久就搬走，未免太不合情理。
　　这时碳十四的测年数据显示，郑州商城最早的碳十四数据是公元前1620年，也与仲丁迁傲的时间不合。
　　邹衡觉得他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郑州商城不是中商的隞都，那么郑州商城这么一座大城就在这里，它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问题他一定思考了很久，直到有一天，也许是深夜，他突然得到一个结论：郑州商城就是汤建立的亳！！
　　如果郑州商城是亳都，那么所有死结都解开了：
　　1、商人是从河北西南部、河南东北部发展过来的，现有的邯郸发掘成果证明了当地是二里岗文化的一个源头，这也符合了古史中商从东方来，后来西进灭夏的记载。
　　2、比二里岗早的二里头就不是商都，它是夏都，二里头全是夏文化。至于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因素在二里岗中出现，是商人灭夏后吸收了夏文化而导致的结果。
　　3、夏文化（二里头）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进化而来，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邹衡的这个学说，后来称为郑亳说。

　　邹衡得出了石破天惊的结论，但他引而不发，一直没有公布，因为他知道，他必须找到更多的依据，才能公布他的这个结论。
　　直到这次告成会议，最后发言的邹衡。一股脑将他的观点和盘托出，震惊了所有与会专家：
　　1、文献所见郑地之亳，《左氏春秋》记载鲁襄公与晋侯“同盟于亳城北”，杜预注“亳，郑地”
　　2、1956年郑州商城出土几批东周时的陶文，其中有9个亳字，说明当地在东周就叫亳。
　　3、汤都郑亳，符合古史记载的汤于韦-顾-昆吾-夏桀的作战线路。
　　4、郑州商城宫殿规模大于殷墟，郑州商城的规模作为商代前期的主要王都是相称的。
　　邹衡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当天在会议上滔滔不绝，从下午讲到晚上，一共持续了6个半小时，震惊了所有人。

　　这下，中国考古界的大战开始了。这场大战持续了20年。
　　考古所和河南考古队是西亳说的主力，坚持二里头分为夏商两个阶段，3、4期就是商的亳。这一派人马众多，以安金槐、赵芝荃为首，对郑亳说全面开火。
　　邹衡是郑亳说的主力，坚持二里头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不可分割，且全部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是成汤之亳。
　　刚开始，邹衡势单力薄，但北大的力量不可小觑。他的弟子们慢慢成长起来，对西亳说进行了全面反击。北大的老师们，也逐步开始向郑亳说靠拢，北大体系，逐步成为郑亳说的坚定支持者。
　　文人们打架有多狠，你看看他们各派发的文章就知道了，经常是你看这一派的文章有理，接着读另一派的文章也有理，谁对谁错，根本分不出来。
　　现在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在寻找自己学说的考古学证据方面，郑亳说的邹衡，明显更为主动。
　　根据之前的考古学文化发现，邹衡已经得到商是从河北东部，一路南下然后迂回东进灭夏的概念。
　　所以，他首先在鲁西南进行了考古工作，用以否定南亳说和北亳说，（这两个学说我们暂不介绍了，主要就是代表商从东方来）。邹衡带领他的学生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证明鲁西南到豫东是岳石文化的范围，虽然与商有渊源，但不是先商文化。
　　很多学者认为岳石文化就是东夷，我们这里也不展开说。
　　接着，邹衡又在太行山东，进行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定义了漳河型和辉卫型两个先商文化类型（这两个文化后来被统称为下七垣文化），这样郑亳说更加完整。
　　邹衡的咄咄逼人，让西亳说的专家学者们有点招架不住，他们的对抗越来越有些吃力，但1983年，又一次考古的大发现，让他们创造出“新西亳说”，双方拉回均势，直到20年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做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两家才暂时息战。

　　上一楼打错了，是西进灭夏。更正。
　　夏商周考古是中国证明自己文明史的关键，所以本帖主要是讲这段探索过程，把这些发现整明白了，才知道我们的文明史是什么情况。
　　所以舍弃了所有其他的考古发现，等这段写完，再考虑换别的。

　　1983年3月，洛阳发电厂要新建新的基地，就在偃师县。（二里头也在偃师）
　　按照国家要求，需要首先考古钻探。这时，考古所在洛阳已经有两支考古队伍在工作，一支是赵芝荃的二里头工作队。另一支是汉魏洛阳城队。
　　当时发电厂请的是汉魏洛阳队。于是队长段鹏琦带着人就去了。
　　为了帮助电厂建设，段鹏琦打的钻探孔密度并不大，但很快他就发现打出来的陶器碎片都是汉以前的，也就是下面的文化层是三代的，而且这么密集的文化层说明下面的遗址规模不小。更让他吃惊的是，不久就打出了一段夯土，当发现夯土连续并确实开始转折后，段鹏琦确定了，这下面是一座古城。

　　这下发电厂肯定是建不成了，段鹏琦赶忙向所里汇报。
　　洛阳真是考古的宝地，二里头、东周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唐代洛阳城，现在又找到一座城，而且是汉以前的，让所有人都非常吃惊。考古所给段鹏琦去电，让他进一步查明该城的全部范围、形制、时代和性质。
　　段鹏琦将他的队伍全部拉到偃师，进行两个月的发掘，得到了令人更吃惊的结果。
　　城面积大概190万平方米；在城中发现了大块夯土遗迹，疑似是宫殿基址；这座城应该是二里岗时期的城。
　　最后，段鹏琦给考古所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是商二里岗时期的一座王都。

　　这一下，西亳说和郑亳说的学者们都有点懵。他们都被这个新发现击穿了自己的学术架构。
　　西亳说首先反应过来，在偃师发现一座商的王都，这不正好说明商汤居西亳是正确的吗？
　　只不过二里头不能做西亳了，偃师商城应该是西亳，那二里头可能是夏。西亳说的学者发现，他们输了一半，好在西亳找到了，也算不是完全没有面子。很快，大多数的西亳说学者都转到了“新西亳说”，就是偃师商城是王都西亳，郑州商城排在偃师之后，还是有可能是仲丁的隞都，二里头是夏都。
　　连苏秉琦都觉得这个解释合理，电话给邹衡说：“你对了一半，错了一半。”
　　可是邹衡不买账，直接怼回去：“我要不全对，要不全错，怎么可能对一半错一半。”

　　又给天涯吃掉一段。晕
　　这时偃师商城的性质、时间其实决定了郑亳说和新西亳说的成败。
　　我们之前大概提过，在考古所分了好几个研究室，下辖考古工作队。现在偃师商城被确定是商代的都城，很快就给移交给二室，二室决定组建偃师商城工作队。
　　因为偃师商城对夏商断代的重要性，队长决定由赵芝荃担任。原二里头工作队由郑光负责。
　　但这个安排有一点点的瑕疵。本来考古所就是西亳说的大本营，赵芝荃又是西亳说的领头人之一，在工作中，难免不会有些偏向。何况，真正了解考古的都知道，在对出土遗迹遗物的解读上，其实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致的，对一处遗迹，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

　　似乎西亳说已经占据上风。但邹衡就是邹衡，在学术上他是一个斗士。
　　邹衡的可贵之处，就是相信材料，绝不轻易相信人为判断。
　　首先，邹衡指出现在的发掘资料并没有能够得到偃师商城所建设时间的确切资料，发掘者认为建设时间在二里头4期甚至3期文化之前，根据不足。
　　第二，郑州商城的规模要远大于偃师商城，这对于汤亳都来说，更具有王都气势。
　　第三、郑州商城经陈旭等人的部分发掘，论证也是商早期的都城，这二者的先后，还需要确定；
　　最后，他给出偃师商城的结论，很可能是商王太甲的桐宫（伊尹教育太甲的别宫）。
　　我觉得，邹衡之所以这么倔强，原因在于他对考古类型学的掌握，让他对整个商文化的演变趋势成竹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