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西汉在政治上是个迷茫的时代。
春秋时期，传统的封建制度近于崩溃，孔夫子悲天怜人，不愿看到天崩地裂一般的乱局，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挽救周朝之既倒，四处奔波，劳累了一生，终叹无奈。
战国末期，荀况之徒韩非、李斯，不愿脱离时代现实，而固守儒家传统的政治教条；他们在老师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决然走到儒家教条主义的对立面，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积极设计、鼓吹与推广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郡县制。
他们的那套主张，被称为法家霸道主义。
秦王嬴政完全采纳韩非、李斯的法家霸道主义，荡平六国，建立起了秦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准备打造万年基业，传之百世千世。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王朝只存续了十五年，传到二世暴亡。
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他与他的同事们从现实主义出发，分析秦朝败亡的原因有二：一在于严苛，二在于彻底摒弃封建。
汉朝开国，为矫正秦朝之弊，相应地确定了两项国策：一是采取陆贾的儒家无为主义，自由放任，与民休息；二是分封部分诸侯，使郡县与诸侯杂陈。
但这两项国策，很快遭遇到了挑战。
首先，诸侯国与中央在政治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一直磕磕碰碰不能有效化解，到景帝时，酿成了七国之乱。
再者，陆贾的儒家无为主义，慢慢演化成了道家的黄老之治。黄老之治，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它虽然创造了汉朝早期的繁荣，但到汉景帝后期却显露出了它的深层弊端,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政府软弱且小，既不能有效抑制豪强，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运转；也没有能力抵抗匈奴的侵凌，有效保卫国家。
汉武帝执政之初，社会上的改革呼声四起。武帝决定矫正汉初国策之弊，开创一个新时代。
但是，武帝要改变祖上的既定国策——光明正大继承名声不佳的秦朝政治体制，在法家的极端严苛与道家的极端宽松之间找到平衡点——他需要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为此，他三次颁下诏书，向天下士人问策。
广川人董仲舒应对武帝的问询，建议武帝摒弃百家偏狭极端的思想，以中庸的儒家之道为原则，指导现实政治。
同时，他又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指出孔子虽然表面维护周朝的封建制度，但实为不得已。他推演孔子之意，认为：天不变，道也不变；但人为设计的政治体制，却可以根据时势的变化而相应改变。
也就是说，他认为《春秋》一书中所隐含的孔子大一统理想，根据社会现实适当损益，就可以演化为中央集权郡县制。
据此董仲舒建议，汉朝应该独尊儒术，并遵循“改制而不变道”的原则，光明正大继承秦朝的政治体制。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他一方面雷厉风行，颁布“推恩令”，削减诸侯的势力，将内地的诸侯国泡沫化，使它们名存实虚，成为郡县的附属物。另一方面，他又推动政府的有为化改革，积极用政府的有形之手，调节贫富，抑制豪强，并扩军经武，反击匈奴。
汉武帝的积极有为政治，把汉朝推到了极盛。
但物壮则老，盛极则衰，况且，武帝还把有为政治推到了极端。因此，到他执政后期，府库空虚，民众疲困，社会出现了动荡的迹象。
汉武帝醒悟，意识到自己偏离了中道。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封禅泰山后，他对众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年，武帝颁布《轮台诏令》，向全社会宣布他要改变此前的极左政策。这标志着汉朝政治的在剧烈的右左摇摆之后，又回到了夏、商、周所遵循的道路上，只是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
到这时，按道理新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应当算成熟了，应当让人满意了；但实际上士人们却并不完全满意，他们认为汉朝的政治制度还有一项缺陷，这一缺陷夏、商、周也存在。
夏朝之后，中国的政治进入家天下模式。家天下模式有个重要特点，就是“传子不传贤”；因此，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执掌天下权柄的天子，不一定贤能，不一定是成年人，甚至不一定心智健全。
而更让人忧虑地是，在汉朝的政治条件下，皇帝掌握的实际政治权力，要远大于周天子掌握的政治权力；所以如果皇帝幼小或者昏庸，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而难以预测的风险。
士人们的忧虑并不多余。
武帝去世，帝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弗陵，是为汉昭帝。他托孤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让他们共同辅佐少主；并令画工绘“周公辅成王”的图画，赐给霍光等。
汉昭帝执政初期，君臣无猜，霍光等顾命大臣同心协力，罢多余之官，减不急赋税，政治算是比较清明。
然而没过几年，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为争夺对小皇帝的影响力，结怨成仇。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准备联合窥视皇位的燕王刘旦发动武装叛乱，杀死霍光，废黜汉昭帝。可是他们谋事不周，计划泄露。霍光先下手为强，发兵诛杀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灭了他们的宗族。
这一血腥件事加重了部分士人对家天下政治模式的担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怀念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他们认为只有恢复某种形式的禅让制，才能避免血腥的权力斗争及改朝换代之痛苦，才能开出百世之太平，让中国社会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然，还有一些更喜欢怀旧的儒生，对郡县制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孔子所推崇的封建制，与孔子所赞扬禅让制结合，要好过郡县制与禅让制结合。
这些思潮，为未来王莽代汉，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铺垫。
1、虫子嘴里的神秘预言
在王莽正式出场之前，我们需要先交代一下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从哪里说起呢？还是应该先从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说起。
这一年，实际离王莽出生还早。但是，这一年发生的几件怪异之事，却与王莽未来的事业，有着隐秘的联系。
这年正月，泰山地区的莱芜山之南突然发出巨大的声响，像几千人在一起喧闹，附近的老百姓感到奇怪，纷纷寻声去看，但见有块巨石自己竖立而起，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粗，入地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似大石的脚。而且，大石站立处，还有几千只白色的鸟叽叽喳喳聚集。
没多久，在离泰山不远的昌邑国（都今山东巨野），社庙中早已枯死倒地的树木，居然又复苏活了过来。
几乎如此同时，关中地区皇家的上林苑之中，一株原已折断而枯卧的大柳树，竟自己竖起，抽枝发芽，重新迸发出了生机。有虫子啃这棵树上的叶子，居然啃出了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这些奇异的事情引起了朝野的议论。
有个来自鲁地的儒生名叫眭弘，当时担任符节令，他根据《春秋》推演这些征兆之意，认为:“石与柳都属阴物，象征下层的百姓；而泰山是群岳之首，为改朝换代后皇帝祭天告代之处。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非人力所为，这说明有匹夫要成为天子。社庙中已枯死的树木复生，这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可能要复兴了。”（1）
然而，眭弘并不知道这公孙氏所在何处，便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说，即使有按照法定程序继位而且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下来，做一个拥有百里封地的列侯，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承顺天命。”（2）
眭弘把这些话写成奏书，请朋友替他转奏给了朝廷。
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看到了眭弘的奏书，非常讨厌，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并上奏皇帝，指责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随即将他打入牢狱诛杀了。
五年后，汉昭帝病逝，没有留下后代。当时，汉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霍光与群臣商议立谁为新皇帝，大家认为应当立广陵王。
广陵王刘胥力能扛鼎，行为常不合礼法，汉武帝当年不喜欢他，霍光也不喜欢他。
霍光想起了眭弘，想起了五年前昌邑国社木枯而复生之事，他与丞相杨敞等人商量，决定立昌邑王刘贺为君主。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霍光想当然的认为，他可能就是预言中当立的“公孙氏”。
霍光错识海昏侯
昌邑王刘贺当年十九岁，青春年少，虽心地善良单纯，却有些不靠谱。
他在封国内恣欲玩耍，没有节制。昌邑国的郎中令龚遂规劝他，引经据典，常说到声泪俱下。有一次，龚遂当面指责刘贺的过失，刘贺大为窘迫，捂着耳朵逃开，报怨道：“郎中令专门揭人短处！”
龚遂劝刘贺挑选一些精通经书、品性端正的学者，陪伴左右，坐则一起诵读诗书，立则一起练习礼仪。刘贺应允了，选了十几名学者陪自己一起生活；可没过几天，他又嫌他们碍手碍脚，略施小计将之全部赶走。
朝廷征召刘贺继承皇位的诏书到达昌邑国时，正值初夜。刘贺急不可耐，连夜开会准备。第二天中午，刘贺出发前往长安，黄昏时到定陶，走了一百三十五里，沿途不断有随从人员的马匹累死。
到达弘农时，刘贺感到寂寞，派一名奴仆用衣车偷偷载来美女，供自己享乐。朝廷的使者知道了这件事，责备昌邑国相。龚遂听说后，进见刘贺询问，刘贺抵赖说：“没有这事。”龚遂说：“如果不是大王指使的，那就没必要为庇护一奴仆而破坏礼仪！请逮捕涉事奴仆，以洗清大王的名声。”刘贺没法，只好依龚遂的意见办理。
刘贺抵达灞上，换乘皇帝御用的专车，由龚遂相陪，进城去给汉昭帝吊丧。将到达东郭门时，龚遂提醒说：“按照礼仪，奔丧者看到国都，便应痛哭。前面是长安东郭门了。”刘贺翻翻眼回答：“我咽喉疼痛，不能哭。”
到了内城门前，龚遂再次提醒。刘贺说：“城门与郭门一样，也不需要哭。”将至未央宫东阙，刘贺才下车，步行上前，朝着门阙假模假样伏地痛哭。
当年六月初一，刘贺正式接受皇帝玉玺，承袭帝位。
刘贺当皇帝后，立即把原昌邑国的官吏亲信统统征召到长安，破格提拔任用。他还不顾居丧之礼，天天与近臣饮酒作乐；兴之所至，时而去观看虎豹搏斗，时而乘坐悬挂皇家标志的车子，东奔西跑。
刘贺梦见殿堂西阶之东，有一大堆绿头苍蝇的粪便，便向龚遂问惑，龚遂说：“陛下所读的《诗经》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佞人众多，像梦中的苍蝇粪。应尽快选拔先帝大臣的子孙，作陛下的亲信侍从。如不下狠心抛弃昌邑国的故旧，专信那些进谗阿谀之人，必有祸事。望陛下能反祸为福，将这些人全逐出朝廷。我应当第一个走。”（3）
刘贺不听，也不让龚遂走。
太仆丞张敞上书，善意地提醒皇帝：“如今陛下盛年之初即帝位，天下人莫不擦亮眼睛，侧着耳朵，盼望陛下实施善政。然而，辅国的重臣尚未得到褒奖，而昌邑国拉车的小吏却先获得升迁，这是个大过错啊。”（4）刘贺依旧不听。
大将军霍光见此情景，忧愁烦恼，大失所望，他秘密向大司农田延年询问对策。田延年说：“将军身为国家柱石，既然认为此人不行，何不禀告太后，另选贤明的人拥立？”（5）霍光深以为然，开始秘密筹划废黜刘贺。
六月二十八日，霍光召集丞相等百官在未央宫开会，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会危害国家，怎么办？”群臣闻言大惊失色，唯唯诺诺，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离席，手按剑柄说：“今日的会议，必须立即作出决断，最后响应者，我请求将他斩首！”群臣都跪地叩头，表态说：“万民的命运，都掌握在大将军手中，一切听从大将军号令！” （6）
刘贺按惯例去朝见皇太后，刚刚离开；霍光便与群臣一同赶到皇太后的居处，陈述刘贺不能承继皇位的情状。皇太后唯霍光之言是从，立即赶在刘贺的前头，前往未央宫承明殿，诏命各门不许放昌邑国群臣入宫。
这时，刘贺正乘辇慢悠悠返回温室殿，刚一进去，有两名宦者分别抓住门扇，迅速将门关闭，不准随行的昌邑国群臣入内。刘贺不解，问道：“这是干什么？”霍光跪地回答：“皇太后有诏，不许昌邑国群臣入宫。”刘贺不满地说：“慢慢吩咐就是了，何必如此吓人！”
霍光命羽林军将昌邑国群臣二百余人逮捕，全部押送诏狱。刘贺还不知道自己将被废黜，问身边之人说：“我以前的臣属犯有何罪？大将军为什么将他们全部关押起来？”
一会，皇太后下诏召刘贺入见，刘贺预感到不妙，有些害怕，自言自语说：“我犯了何罪？太后为什么召我？”
刘贺伏在太后面前时，才知道霍光与群臣连名奏劾了他，指责他仅即位二十七天，就犯了上千件过错。皇太后不与刘贺啰嗦，颁下诏书，同意群臣废黜刘贺的请求。
霍光命刘贺站起来，拜受皇太后诏书。刘贺说：“我听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
霍光说：“皇太后已下诏将你废黜，岂可还自称天子！”随即抓住刘贺的手，将他身上佩戴的玉玺绶带解下，献给皇太后；然后扶刘贺下殿，从金马门走出皇宫。
刘贺出宫后，向西方叩拜道：“我太愚蠢，不能担当汉家大事！”然后起身，登上御驾的副车，由大将军霍光送到长安昌邑王官邸。霍光致歉说：“大王自绝于上天，我宁对不起大王，也不敢有负于社稷！望大王自爱，我不能再常侍于大王左右了。”言毕洒泪而去。
霍光指控原昌邑国群臣失职，致使刘贺陷于罪恶，将他们二百余人全部诛杀；唯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因忠直数谏，被免去死罪，剃发罚为“城旦”，白天守城，夜晚做工。
朝廷下诏，命刘贺回昌邑居住，赐给他二千户人家作为汤沐邑。同时，撤销昌邑国，改为山阳郡。
后来，朝廷改封刘贺为海昏侯。刘贺前往自己的封国豫章（今江西南昌），于神爵三年(前59年)死在了那里。他的墓穴2016年被考古人员打开，里面出土的大量珍贵陪葬品，使刘贺一下成了那一年的当红名人。
预言应验
大将军霍光匆忙废掉了刘贺，却没有想好新皇帝的人选，他把汉武帝尚在世的儿孙在大脑中过了一边又一边，没想出一个满意的。
正当霍光焦虑之时，光禄大夫丙吉告诉霍光，汉武帝有个嫡曾孙流落在民间，名叫刘病己，现住在长安城的尚冠里，今年已十八九岁，为人正派，性情平和，精通《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
霍光大喜，立即派人考察，发现这个刘病己果与丙吉所言。
刘病己的身世颇为曲折传奇。
武帝时，卫太子刘据纳一个姓史的鲁国女子为良娣，生下一子名叫刘进；刘进长大后，娶涿郡女子王夫人，生下一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
刘病已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巫蛊事件发生，卫太子刘据被害，他三子一女及其诸妻妾，全部死于非命，只剩下刘病己一人，因为太小，被随便扔进了大鸿胪的属狱。
可巧，负责审理巫蛊案的廷尉监丙吉，是个宽厚之人，他同情卫太子刘据冤枉，对这个落难的曾皇孙深为哀怜。他想保住这个可怜的幼儿，遂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挑选胡组与郭征卿两名女囚，令她们精心哺养。为防止出现意外，他每日前去探视两次。
巫蛊案连年不能结束，曾皇孙在丙吉的小心呵护下，长到了四、五岁。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患病，有一次往来于长杨、五柞两宫之间时，有个观望云气的方士说，长安监狱中有一股天子之气。武帝敏感多疑，随即诏令京中各官府，登记监狱中在押的犯人，无论罪行轻重，一律处死。
使者郭穰夜晚来到大鸿胪属狱传达武帝的诏令，丙吉闻讯，关闭监狱大门，不让郭穰进入，说道：“皇曾孙在此。其他人尚且不应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郭穰也深知此事重大，没有强闯，待天亮返回，向武帝奏明此事，并弹劾丙吉。
武帝本就对卫太子被杀之事悔恨，听说还有个曾孙在世，心中高兴，大赦天下，说道：“是上天让丙吉这样做的。”
曾皇孙出狱后没有去处，丙吉想送给他的外婆或舅舅抚养，却没有找到；但在寻访过程中，找到了小孩祖母史良娣的母亲及哥哥。丙吉将刘病己送到史家，交给他的太外婆抚养。他的太外婆虽年纪已老，但见女儿的孙子如此孤苦，极为哀怜，便答应亲自抚育。
病情危重的武帝听说后，诏命宫廷出资助养皇曾孙，并令宗正为其登记皇族属籍。
掖庭令张贺（酷吏张汤的儿子）具体负责照应刘病己，他曾当过太子刘据的宾客，感念太子旧恩，对皇曾孙小心奉养，还资助他读书。
张贺见皇曾孙渐渐长大，想给他成个家室，打算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但因为弟弟张安世反对，只好作罢。他听说暴室（宫廷里的染织作坊，属掖庭令管辖）啬夫许广汉有一个女儿，秀丽端庄，便摆下酒席，向许广汉提亲。许广汉答应下来，将女儿嫁给了刘病己。
自此，刘病己便依靠许广汉兄弟及史家讨生活，慢慢长成了一个颇具阳光气的青年。
霍光联想起当年上林苑虫子们所预言的那个“公孙病己”，意识到这个皇曾孙可能才是真命天子。
当年秋七月，霍光与丞相等人联名上书，建议皇太后立刘病己为新皇帝。朝廷派宗正刘德来到尚冠里，侍奉刘病已沐浴，更换太后所赐御衣，迎到宗正府斋戒。二十五日，刘病已进入未央宫，拜见皇太后，由群臣奉上玉玺、绶带，刘病己正式即皇帝位。
刘病己当上皇帝后，改名刘询，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清楚上林苑虫子们啃出的预言，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天命，专门为眭弘平反，征召他的儿子担任郎官。
作者：北冥真君2Lv 2 时间：2019-12-23 23:41:44
无为而治怎么成儒家了？作者这个都搞不清楚？黄老无为是道家学说，而不是你想的什么没有作为就是无为，无为是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寻寻渐进水到渠成，而不是进功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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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儒家与道家都讲无为而治，《论语》中孔子就推崇。陆贾的无为而治与黄老之治有本质区别。
我们的思想史与哲学史都很片面，误导了大家。
《论语》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释：
1、恭己：字面意思有两重，一是恭敬自己，自爱自重；二是，使自己对人、对事恭敬，即处世有礼。
一言蔽之，可理解为：修身而达礼。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恭己者，修己以敬也。”
2、南面：代指君王。古以坐北而面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皆面南而坐。
白话试译：
孔子说:“自己不做什么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 他做了什么呢?不过是修己达礼，端正地临朝听政罢了。”
疏解：
一、
很多人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的专利，其实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儒家讲的无为而治与道家讲的无为而治，既相通，又有明显的差别。
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讲无为而治。老子倡导的无为而治有一纲二目：
其纲要为：
他认为天道秩序最为美好，人若顺天道，尊自然，就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7章）
而怎样才能做到顺天道、尊自然呢？老子认为，首先需要寡欲；只有寡欲，心才能清净；只有心清静，人心才能与道心相通。所谓：“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37章）
其二细目为：
1、施行富民、愚民政策，使民富有，但无知无欲。《道德经.第3章》云：“.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2、主张小政府，简政事，尽量不干涉。《道德经.第57章》云：“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儒家的无为而治，其纲要与道家一致，也推崇天道，孔子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也认为寡欲，才能清净；清净，人心才能复归道心，孟子云：“养心，莫善于寡欲。”
在细目上，儒家赞同富民，但不赞同愚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儒家原则上赞同“简政事，不干涉，放任自由”，但有条件：
条件一：时机要适合。
条件二：各种礼乐、政治、刑罚制度健全
条件三：用人得当，贤人在位。
条件四：君王本人需要清心寡欲。
因此，儒家虽然推崇无为而治，但同时认为无为而治境界太高、太理想化，并不容易做到。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说：“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 他做了什么呢?不过是修己达礼，端正而坐，临朝听政罢了。”
古人注疏本章语录，各有侧重，但都不脱离这几个条件。例如：
何晏站在用人得当的角度论无为而治，他说这章语录：“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论语集解》）
刘宝楠赞同何晏，他在《论语正义》中引《大戴礼.主言篇》中的话说：“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又引《新序.杂事四》中的话说：“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
邢昺则从君王需清心寡欲的角度讲，他说：“此一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
朱子从君王的德行与用人两个角度讲，他在《论语集注》中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
魏征则从用人与制度健全等角度，理解无为而治，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皇侃另有不同，他从时机等方面论。他引用蔡谟的话说：“尧不得无为者，所承非圣也；禹不得无为者，所授非圣也。今三圣相系，舜居其中，承尧授禹，又何为乎？夫道同而治异者，时也。”（《论语义疏》）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 武帝下制书，向天下士人问策，其中一问说：“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ze）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董仲舒对答认为，舜承尧帝的善治，天下太平安定，又有贤臣辅佐，故能无为而治。他说：“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而周文王时，天下多事而乱，故他不得不勤政，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他说：“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2、汉宣帝对学术干涉政治的隐忧
廷尉史路舒温是个法律专家，也是个研究《春秋》的专家。汉宣帝刚即位，他上书朝廷，建议尚德缓刑。
汉宣帝赞赏他的建议，给他升官，以示鼓励。顺便说一下，路舒温这篇奏书后来成为古文名篇，代代流传，称《尚德缓刑书》。
路舒温少时跟随祖父学过历数天文，颇知阴阳数术推演之法，他利用这项秘学，暗暗推算汉朝的气运，发现汉家之厄在“三七之间”。换句话说，他认为汉朝开国之后，在140年至210年这一阶段，会遭遇大劫难，甚至可能覆灭。
路舒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奏书，秘密奏给汉宣帝，提醒早做戒备。汉宣帝心中有点堵，他屈指一算，汉朝开国已近140年，也就是说汉朝已进入到危险期。
如何解这冥冥中的“三七之厄”呢？汉宣帝明白，天命难测，自己只能尽人事——通过努力，把汉朝治理好，最大可能消除各种隐患。
他分析当时的形势，盘点各种隐患，认为士大夫们推崇禅让制的思潮，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他暗暗忌讳这件事，对一些有此思想倾向的士人，时刻保持着警惕。
神爵二年(前60年) 司隶校尉（相当于京师警察局长，兼纪委书记）盖宽饶不满皇帝用心法律、重用宦官，他秘密上奏章，指责皇帝“把宦官当周公、召公，用法律代替诗书。”
他还特意引用《易传》中的话，提醒皇帝说：“五帝公天下，三王私天下。家以传子孙，公以传贤圣。”（7）
汉宣帝阅罢，触动了敏感的神经，他把盖宽饶的奏章发给群臣讨论，要治盖宽饶的罪。
盖宽饶平日刚直，原则性极强，又处在“虎臣”的位置上，得罪过许多人。有人想置他于死地，便给他扣帽子说：“盖宽饶是想让皇帝禅位于他，大逆不道！”
谏大夫郑昌感念盖宽饶忠直忧国，上书为之鸣冤，宣帝不予理睬。盖宽饶刚烈，听说自己要被交付狱吏审判，悲愤长叹，引佩刀自刎于未央宫北门之下。
盖宽饶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韩延寿，一个叫杨恽。汉宣帝疑心他们与盖宽饶的政治主张一致，也暗暗猜忌他们。
韩延寿之死
韩延寿为官，特别尊崇古代制度，以推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为先，每到一地，必建学校，礼聘当地贤士广泛咨政。
他治理东郡（治今河南濮阳）时，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乡射"之礼，用比赛射箭的办法选拔人才。
按照汉朝武备制度，地方官要定期例行检阅地方部队；但实际多流于了形式。韩延寿讨厌形式主义，他阅兵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而且特别注重实战对抗。他发现东郡的地方部队武器陈旧，便下令从府库中调取铜铁，派人以额外徭役的形式组织工匠，制造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
韩延寿治东郡三年，令行禁止，人民安居乐业，犯罪率急剧下降，被评为朝廷第一模范郡。
朝廷提拔韩延寿，调他治理“三辅”之一的左冯翊（治所设在长安城的东北角），接替升迁为大鸿胪（主管藩属外事）的萧望之。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迁为御史大夫。有人向他反映，韩延寿治理东郡时，私自“放散官钱千余万”，用于改革阅兵方式，及更新当地驻军的装备。
萧望之觉得此事虽然违背制度，却也是为公，不打算深究。可是，不久赶上御史要巡视东郡，萧望之就让他们顺便过问一下此事。
当时，盖宽饶刚刚自杀，韩延寿不仅伤心，还变得格外敏感。他听说此事后，内心紧张害怕。有个亲信见此情景，告诉他说，萧望之治理左冯翊时，也曾为某事私散官钱百余万。韩延寿派人调查，自认为抓到了萧望之的把柄。
萧望之知道后，向朝廷举报，说韩延寿为阻止他行使监察权力，而故意要挟他。朝廷派人调查，认为错在韩延寿，指责他“前既无状，后复诬诉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
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但汉宣帝忌讳韩延寿与盖宽饶有相似的政治理念，竟然判他死罪，押赴闹市斩首示众。
韩延寿的好友平通侯杨恽闻讯，立即上书为他辩解，汉宣帝置之不理。
这件事大大出乎朝野的意外，韩延寿赴刑时，吏民数千人送他到渭城，一路扶老携幼，攀着囚车，争相进奉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时时饮用，总计喝酒一石有余。醉醺醺的韩延寿让原属下官吏向送他的吏民致谢，说：“辛劳各位远程相送，我死而无恨了！”沿途百姓，无不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