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美中科教
马颖毅教授是雪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并兼亚洲/亚裔美国人研究主任和国际化教务长研究员。在2019年，马教授被选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公共知识研究员。
马教授是教育和移民的社会学家。她在大学专业选择领域，国际学生流动性领域和中国高等教育方面发表了多种著述。
她的新书《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Undergraduate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于2020年2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在华盛顿邮报和Times Higher Education等各种国外媒体上都有报道。
她是《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Asia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Learning and Living Globalization (2017)》的合编者，该书获得了比较和国际教育协会海外留学和国际学生组的最佳书籍奖荣誉奖。马教授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和机构研究协会的资助。
每次回到中国，都会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将孩子送到美国念书最合适？”。
显然，这些父母所考虑的问题是“到底在高中时期就送孩子出国读书，还是要等到高中之后？”，而这是我之前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从未遇见过的情况。
十五年前，我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之后，就到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始我的硕博连读。那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像我一样，通过美国大学的资助得以开始研究生院的学习。而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父母更愿意且也更有能力自掏腰包，将自己的孩子送入美国接受私立高中教育，接下来便是更为昂贵的大学教育。
这些父母都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持消极态度，认为中国的教育过于应试，并不利于孩子的发展。虽然与小城市或农村地区相比，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更有优势，但奇怪的是，担心自己孩子教育的父母竟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的大城市。这些父母可能还并不知晓，就在最近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来自上海的学生们独占鳌头。即便他们知道，也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孩子很会考试。在应试文化仍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国，这些新晋经济文化精英的家长们却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高分数并不等同于高质量，而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开发孩子性格与潜能的高质量教育。
与此同时，中国学生于PISA中的杰出表现却迅速地获得了美国的重视。2011年，就在PISA成绩公布不久之后，来自美国国家经济教育中心的马克•塔克（Marc Tucker）就出版了一本名为《超越上海》（Surpassing Shanghai：An Agenda for American Education Built on the World's Leading Systems）的书，该书明确表示美国学校应将中国学校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在书中，塔克也表明自己对于美国未来世界领导地位的担忧。戴安娜•里维奇（Diane Ravitch）、赵勇（Yong Zhao）等学者和批评家指出，这种言论属于庞大的政治叙事中的一部分，即觉察到中国，以及中国的崛起将会对美国构成一种威胁。这反映的是美国对自己的世界统治地位有着深度的不安全感。
那么，是否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为什么中国与美国总试图从对方那里寻求更好的教育，即便是并不太了解对方的教育制度？
在完整地理解之前需要先了解差异。笔者认为，中美两国教育体制存在三种主要差异。首先，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理念的不同，体现于学校组织、课程结构以及大学录取等方面。其次，是两国对能力与努力，对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在数学与科学等领域中的表现更为突出。最后，是大学前后教育的割裂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方向——中国高中教育压力非常大，但大学教育却很宽松；而美国大学却恰好相反——其高中教育较为宽松，而大学教育却很严格。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从关注课堂内的每一个学生个体到大学录取时的“个性化考量”，美国教育对个人主义的重视随处可见。米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通过对著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有关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录取的“格鲁特尔与博格林（Grutter v. Bolinger,）”案件分析指出， “个性化考量”这一词语通过格鲁特尔（Grutter）案件的判决被发扬光大，致使最高法院的裁决被毫无疑问地视为公正且合理。
“个性化考量”反映了美国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和秉性。因此，教育应该去主动适应这种先天差异与潜力。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思想是：教育者能够并且应该帮助学生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市场体制的改革已使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增加，然而，其学校的组织形式以及教育哲学依旧是明显的集体主义，这可能是由于即使是在中国的现代学校中，儒家文化仍保持其持久的影响力。
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中国学校的集体倾向就是做早操。学生们在运动场上列队而站，遵循着同样的指令，伸展四肢，移动肩膀。此外，许多学校还会组织眼保健操活动，学校会在固定时间内通过公共广播播放音乐指令，学生伴随着音乐对其双眼进行有节奏的按摩，以缓解眼部压力。这种形式自我25年前在学校时就这样，并且现在仍在持续推行中。即使是在那些为数不多提供国际课程的公立学校中，做早操以及眼保健操的这种集体行为也被完全融入进了西方课程体系之中。通过对几所提供美国或英国高中课程的中国公立学校的调查，我访问了一些美国教师，他们都对此种集体行为感到惊叹。美国教师们表示这种做法的确是非常好，但他们却很难想象一群随心所欲的美国高中生在校园内整齐划一做动作的场景。
美国教育者与父母们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且具有着不同天赋。这一信念体现于美国课程的分流系统，通常在学生幼年时期，分流与差异就已经开始了。不可否认，美国的课程差异化能够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与灵活性，但它同样也会给一些学生带来伤害，尤其是那些缺乏家庭和社区教育资源的弱势群体。珍妮•奥克（Jeannie Oake）的研究表明，美国非洲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学生通常会被教师认为缺乏应对挑战性课程的能力。于是，这些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较低层次的课程。奥克的研究同样表明，这一体系为家长增加了负担，那些教育背景不够，且缺乏资讯的家长，也很难为自己孩子的选课呼吁呐喊。在诸如数学和科学等领域内，这种影响更是极具破坏性的，因为这些学科的知识连贯性强，注重积累，而家庭贫困的孩子往往很早就掉队了。
而在中国，同一年级的学生都要求学习同样的知识。课程要求学生都达到类似的标准，并且标准通常都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如果学生感觉到有困难，他们就不得不努力，老师与家长也会帮助他们，所有人都期待学生能够达成目标。与高标准化的课程相伴随的是标准化考试——中国大学都会依赖于高考的考试分数进行录取。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试图引入新的措施，以便能够考量到人才的其它因素，但却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试点。学者与公众对此也强烈质疑，担心腐败与不公。这种质疑具有很深的文化根源，因为，中国可以堪称是世界上最早施行标准化测试的国家——用于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早在1300年前就已出现，并历经多个朝代持续了近千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试是中国政府在人才选拔方面确保公正与平等的重要手段，而随着经济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谴责经济体制的不公，考试的公正性也因此被视为更加重要。
另一方面，美国大学的录取仍采用所谓的整体录取原则，仅将标准化测验结果作为学生众多申请条件中的一项而已（虽然也是重要的一项）。标准化测试的较小作用反映了美国个性化录取价值观。正如米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在其《录取一届新生》（Creating a Class）的一书中所说：“名牌大学所采用一系列的‘个性化录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申请人‘讲故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家庭为其提供讲故事的资源及素材。中产阶级以上的学生通常会比较低阶层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引人入胜故事的资源和材料。分流所造成的长期不公平现象和其它早期的教育实践在大学招生系统中构成了一个无形的阶级偏见。
能力与努力
同样，在学习动力方面，中美两国仍持不同信念。研究表明，相比于先天禀赋来说，中国家长与教师更看重的是后天努力。而美国教育者和家长则恰好相反，认为每个人的天赋都是独特且固化。两国的这种观念差异在数学与科学领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尽管美国社会十分尊重数学与科学领域，但他们却认为能够从事该领域的只有真正对此感兴趣的那一小部分人才。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美国取得自然科学领域学位的人数如此之少。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都在迫切地渴望着培养自己本国的理工科毕业生。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我们需要告诉孩子的是，不只是超级碗比赛的冠军可以名满天下，那些科学竞赛上的赢家同样可以名扬四海。”然而，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不热爱理工科。各种主流媒体对数理枯燥学习的嘲弄是屡见不鲜的。就在2012年，纽约时报有篇文章，题目是《学代数有必要吗？》，作者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文中的主要观点是代数学习给美国学生带来太多的心理压力和痛苦，实在是大可不必。美国有研究表明，数学学习和自信心有负相关性。美国是一个崇尚自信的国度，若数学是自信杀手，那不学也罢。如果无法改变这一文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就不能有效地解决本土理工毕业生稀缺的困境。
相比之下，数学在中国的地位则是很高，学校里的每一名学生都要学习数学，数学不仅仅是那些有天赋的一小部分人的领域，正如中国一句谚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这种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视是源于政府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动。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制度也导致很多中国的学生及其家长在专业选择方面更倾向于回避人文与社会科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学位获得比率超过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
得注意的是，中国学习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课程的标准以及对努力的信念有效地缓解了家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这与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孩子及其他弱势学生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美国的这部分学生极少有从事自然科学领域。在美国，这些弱势群体学生通常被分流学习一些较为简单的课程。即使他们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但基础太差，无法顺利地完成大学有关数学与科学的功课要求。中国处于贫困偏远地区的学生较之城市的学生群体，其弱势更多体现在文化资本上，即人文社会科学、艺术或外语等领域表现得相对较差一些。
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在一些“硬科学”领域的优异表现是才能的主要衡量标准以及通向成功的法宝，致使无法胜任这些领域的人会有巨大的不安全感，甚至还会遭到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指责以及父母的失望。我曾对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访谈，当他们回忆起高中数学老师严厉时，都表示自己被深深地伤害过。然而，他们也表示，尽管在中国的学习经历十分痛苦，但到美国之后数学的学习十分轻松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中国的教育，他们甚至表示：“过去的一些痛苦和努力似乎也是值得的！”。
大学前后教育割裂的两种相反方向
目前，学术界有关中美教育差异的探讨大多是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阶段，两国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简言之，美国大学比美国高中的压力更大，而中国大学教育的压力则远远比不上高中。
美国大学前后教育的割裂意味着大学教育缺乏前期基础准备。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指出，在两年制大学所招收的学生中，至少有60%的学生需要修一些没有学分的课程以便为了正式的大学教育做准备。为何如此之多的学生都缺乏大学教育的基础？宽松的高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全美大学新生调查显示：仅有不到1/3的学生表示，自己高中时期每周作业时长超过了六个小时。而他们中却有相当高比例的学生获得了较高的分数。换言之，宽松的高中学习与易得的分数使得美国学生认为学习易如反掌。然而，一旦他们进入到大学，他们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大学的辍学率目前已超过了50%。整体而言，美国大学的新生对学业的严酷还未有准备。
不过，在中国却是一种相反的情况：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都必须要十分努力，全力以赴地备战高考。而一旦他们被大学录取之后，学习压力就逐渐消失了——基本上不会再有严格的标准化测验，大学的辍学率几近为零。这种无压力的大学文化根植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而学生只要被录取，基本上就可以顺利毕业并随之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内已从精英阶段迈入大众化阶段，但较低标准的毕业要求仍被保留并延续下来，这就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困境，包括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学校教育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衔接等问题。
在我访谈的一些留美中国学生中，一名女生用自己的学习经验描述了中美大学前后教育割裂的两种相反的方向：
“我非常羡慕我的那些在国内上大学的同学们，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没有作业或文章压力。相比于高中的紧张学习，他们所就读的大学简直就是天堂。而我却太不幸了，我在国内上了痛苦的高中，然后，又来了美国上痛苦的大学，我的每一天都必须十分努力，不能松懈。”
可想而知，也许这名女生的家长送她到美国读书的原因就是希望她能够继续接受挑战。如果中国大学不能带给她这种挑战，那么，她就应该在美国接受较为严格高等教育。在过去五年中，留美的中国大学生数量以每年40%的速度迅猛增长。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也已下降了13%，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中国学生选择就读于海外大学。
中美两国的教育系统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在走向极端，都不理想。然而，太平洋两边的人们却都在伸长脖子羡慕着对方的教育，都在误以为对方的教育存在着更大的优势与可取之处。想要改善两国的教育系统，或许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方式。例如，中国近期的教育改革已经试图减少学生在大学前的学习压力，通过限制课后辅导时间或禁止公立学校的周末补习班等多种方式进行。中国教育者与中产阶级父母十分羡慕美国的自由与创新教育，并积极地对此进行学习与借鉴。同样，美国教育体系也尝试着引入中国元素。例如，核心课程标准就是美国像中国学习的最新成果，而这也使得美国课程更加标准化。尽管人们对此种方法是否适合美国教育仍持质疑态度，但应该肯定的是，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并努力使自身达到平衡是值得赞赏且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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