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其生 其死 其时

　　8月26日下午4时25分，鲁迅偕景宋同车南出北京，经天津转津浦路抵上海，再浮海而下。对这勇猛的私奔朱安心中有数，但总无可如何。季茀、宋紫佩（绍兴人，鲁迅在杭州的学生，山会师范学校的同事，一同参与光复绍兴，同办《越铎日报》。民元亦来京，经鲁迅介绍到京师图书馆任掌书员。多年来往密切，鲁迅死后就是他向老太太报丧）、钦文、淑卿、漱美、有麟及景宋故友晶清、石评梅（汝璧，山西平定人，女师大毕业后任该校附中女部年级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与高君宇相恋，君宇去年已逝，评梅寒苦悲悼者3载，1928年以26岁华龄玉殒，长伴君宇于地下。评梅最称才女，而文风凄艳太过，甲固不喜也）等十余人到前门车站送行，季茀还托鲁迅在南方找一个饭碗，他也不愿枯守沉船了。人们彼此挥别，火车笨重地驶离这灰败而饱蕴无限风雷的古城，抛下14年虚掷的期望和苦辛，鲁迅不知是何感触。或者我们可以不敬一点，来引一段钱默存（钟书，无锡钱家读书人群体中佼佼者也）的《猫》看，自然绝不贴切，玩笑而已：“李建侯看着窗外，心境象向后飞退的黄土那样的干枯憔悴……这许多思想，搀了他手同看窗外风景的女孩子全不知道。她只觉得人生前途正象火车走不完的路途，无限地向自己展开。”
　　　　
　　　　 于路每经大站，鲁迅便要寄明信片给淑卿，向母亲报个平安。8月29日晨到了上海，略一安顿便往访乔峰，兄弟相见，自有一番唏嘘。因说及所寓沪宁旅馆“湫小不可居”，乔峰推荐三马路（今汉口路）的名店孟渊旅社，并随兄办移租。景宋则搬去叔叔许奏云（炳璈，岭南诗人，时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家里，逛街走亲戚之外（前述汝为已关门做起寓公。似乎他们同景宋不甚亲近），时常也来串门。哥哥便是那末着，弟弟又是这末着，虽则鲁迅刻意避嫌，两下里总归心照了（据说长虹与川岛来望鲁迅，见景宋在座，也出去宣传云）。乔峰经瞿秋白（艭，江苏常州人，现为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通过茅盾与乔峰结识）介绍，已经步上教坛，在暨南大学理学院作了教授，但居申大不易，他的负担又格外重。既要按时向八道湾寄钱，还须供养蕴如（他们的长女就在这年出世），景况似乎并不如意，甚至比阿哥更落拓些，鲁迅看了不过意（在给景宋的信里说：“他自己说并不负债，然而我看他所住的情形，实在太苦了，前天收到8月份的薪水，已汇给他200元，或者可以略作补助。听说他又常喝白干，我以为很不好，此后想勒令喝蒲桃酒，每月给与酒钱10元……”乔峰收到后颇诧于所寄之多）。这回在上海作4日盘桓，好些时间是用来淘书和访友，也不断有客来谈。8月30日西谛飞函招饮，茅盾、佩弦、绍钧、望道、刘大白（原名金庆棪，改名刘靖裔，绍兴人，新诗倡导者。复旦大学教授，后从政至教育次长）、夏丏尊（铸，上虞人，留日学生，鲁迅“木瓜之役”同袍。提倡“爱的教育”，参与创建多所学校，以立达学园最著。任开明书店编辑，后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译述自有体系）、胡子如（愈之，上虞人，“文学研究会”发起者之一。后入新闻出版界，有全才之誉）、王伯祥（钟麒，苏州人，与圣陶友善，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研史大有心得，以《史记》最精。甲尝游甪直保圣寺，不知半壁唐塑罗汉赖伯祥圣陶得全也）、周予同（蘧，浙江瑞安人，“五四”中一放火者。商务印书馆编辑，以经学研究反对读经。后至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与周谷城并称“二周”。因《海瑞罢官》被祸，失明瘫痪者13年）、章雪村（锡琛，绍兴人，就读山会学堂，与鲁迅有师生之名，又曾是乔峰在商务印书馆的老上级，此时刚刚手创开明书店，后来未名社的所有著作统交他打理。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是著名义举）、刘薰宇（心如，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数理科毕业，时为开明书店编辑，后留学法国，终生教育数学，是小一辈人）在座，许多江浙人打起乡谈，相与甚欢。8月31日下午鲁迅与景宋算是作两年之别，9月1日夜半，乔峰送之落太古公司（英资太古兴记轮船公司）的“新宁”号轮船，但要等到明早7时才拔碇起航，4日下午1时抵达厦门太古码头。船行平稳，鲁迅心绪不宁。放下时局和未来擘画不提，他似乎常常想到第一次久别的恋人，想到以后的生活。“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原注：怎么这样地善于推测，连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组织，便多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发表。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但其人在绍兴，据云有时到上海来。”他甚至打探起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的客栈中人的话一样，我将来就这么走罢。”（《两地书》信48，9月14日）看来那两年之约实为纸上谈兵，双方都不打算严格遵守的（景宋上了船便要翻悔：“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她亦忙不迭地打听行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鲁迅是有点念兹在兹：“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两地书》信43，9月4日）其实景宋所乘招商局“广大”轮9月2日8时10分开船，6日晚6时到穗，经过厦门一带海域是在4日下午4时，景宋延颈眺望，是茫茫的水天一色。两船相距总有30海里上下，鲁迅的“悬拟”不过表达思念罢了（景宋途次曾两次受邀参加船中集会，以向自上海招募的工人灌输革命，第二次甚至被推 ，虽则推掉，亦“把北京的黑暗略略说了”，又攻击“《晨报》，《现代评论》，和研究系之流”。广州气氛毕竟不同，在那短暂的一时殊不侮了“革命策源地”的称号）。
　　　　
　　　　 （甲注：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合各派人众10万，介石领总司令，以殄灭子玉、馨远、雨亭割据势力，谋求结束清亡后地方实力并立制衡的绝类五代局面，在武装统一的基础上逐次敷设一全新的政府机构。但蒋的事业发展太快，资力声望不足服党内派系，尚乏遽成无可争议领袖之条件。受内外诸因素牵制，因循应付之策略、阴谋分化之手段概难能免，更注定北伐初衷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质统一尚待近20年淘汰，亦须经过抗战之全国大动员也。不过这些统统都是后话，鲁迅南行时两湖正在激战，中原华北次第卷入战端。不足两年北京易手，鲁迅早早到了大后方，是逃离沉船的敏感老鼠。政局的动荡也促成了学术研究向较为落后的低地注入）
　　

　　8月26日下午4时25分，鲁迅偕景宋同车南出北京，经天津转津浦路抵上海，再浮海而下。对这勇猛的私奔朱安心中有数，但总无可如何。季茀、宋紫佩（绍兴人，鲁迅在杭州的学生，山会师范学校的同事，一同参与光复绍兴，同办《越铎日报》。民元亦来京，经鲁迅介绍到京师图书馆任掌书员。多年来往密切，鲁迅死后就是他向老太太报丧）、钦文、淑卿、漱美、有麟及景宋故友晶清、石评梅（汝璧，山西平定人，女师大毕业后任该校附中女部年级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与高君宇相恋，君宇去年已逝，评梅寒苦悲悼者3载，1928年以26岁华龄玉殒，长伴君宇于地下。评梅最称才女，而文风凄艳太过，甲固不喜也）等十余人到前门车站送行，季茀还托鲁迅在南方找一个饭碗，他也不愿枯守沉船了。人们彼此挥别，火车笨重地驶离这灰败而饱蕴无限风雷的古城，抛下14年虚掷的期望和苦辛，鲁迅不知是何感触。或者我们可以不敬一点，来引一段钱默存（钟书，无锡钱家读书人群体中佼佼者也）的《猫》看，自然绝不贴切，玩笑而已：“李建侯看着窗外，心境象向后飞退的黄土那样的干枯憔悴……这许多思想，搀了他手同看窗外风景的女孩子全不知道。她只觉得人生前途正象火车走不完的路途，无限地向自己展开。”
　　　　
　　　　 于路每经大站，鲁迅便要寄明信片给淑卿，向母亲报个平安。8月29日晨到了上海，略一安顿便往访乔峰，兄弟相见，自有一番唏嘘。因说及所寓沪宁旅馆“湫小不可居”，乔峰推荐三马路（今汉口路）的名店孟渊旅社，并随兄办移租。景宋则搬去叔叔许奏云（炳璈，岭南诗人，时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家里，逛街走亲戚之外（前述汝为已关门做起寓公。似乎他们同景宋不甚亲近），时常也来串门。哥哥便是那末着，弟弟又是这末着，虽则鲁迅刻意避嫌，两下里总归心照了（据说长虹与川岛来望鲁迅，见景宋在座，也出去宣传云）。乔峰经瞿秋白（艭，江苏常州人，现为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通过茅盾与乔峰结识）介绍，已经步上教坛，在暨南大学理学院作了教授，但居申大不易，他的负担又格外重。既要按时向八道湾寄钱，还须供养蕴如（他们的长女就在这年出世），景况似乎并不如意，甚至比阿哥更落拓些，鲁迅看了不过意（在给景宋的信里说：“他自己说并不负债，然而我看他所住的情形，实在太苦了，前天收到8月份的薪水，已汇给他200元，或者可以略作补助。听说他又常喝白干，我以为很不好，此后想勒令喝蒲桃酒，每月给与酒钱10元……”乔峰收到后颇诧于所寄之多）。这回在上海作4日盘桓，好些时间是用来淘书和访友，也不断有客来谈。8月30日西谛飞函招饮，茅盾、佩弦、绍钧、望道、刘大白（原名金庆棪，改名刘靖裔，绍兴人，新诗倡导者。复旦大学教授，后从政至教育次长）、夏丏尊（铸，上虞人，留日学生，鲁迅“木瓜之役”同袍。提倡“爱的教育”，参与创建多所学校，以立达学园最著。任开明书店编辑，后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译述自有体系）、胡子如（愈之，上虞人，“文学研究会”发起者之一。后入新闻出版界，有全才之誉）、王伯祥（钟麒，苏州人，与圣陶友善，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研史大有心得，以《史记》最精。甲尝游甪直保圣寺，不知半壁唐塑罗汉赖伯祥圣陶得全也）、周予同（蘧，浙江瑞安人，“五四”中一放火者。商务印书馆编辑，以经学研究反对读经。后至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与周谷城并称“二周”。因《海瑞罢官》被祸，失明瘫痪者13年）、章雪村（锡琛，绍兴人，就读山会学堂，与鲁迅有师生之名，又曾是乔峰在商务印书馆的老上级，此时刚刚手创开明书店，后来未名社的所有著作统交他打理。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是著名义举）、刘薰宇（心如，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数理科毕业，时为开明书店编辑，后留学法国，终生教育数学，是小一辈人）在座，许多江浙人打起乡谈，相与甚欢。8月31日下午鲁迅与景宋算是作两年之别，9月1日夜半，乔峰送之落太古公司（英资太古兴记轮船公司）的“新宁”号轮船，但要等到明早7时才拔碇起航，4日下午1时抵达厦门太古码头。船行平稳，鲁迅心绪不宁。放下时局和未来擘画不提，他似乎常常想到第一次久别的恋人，想到以后的生活。“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原注：怎么这样地善于推测，连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组织，便多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发表。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但其人在绍兴，据云有时到上海来。”他甚至打探起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的客栈中人的话一样，我将来就这么走罢。”（《两地书》信48，9月14日）看来那两年之约实为纸上谈兵，双方都不打算严格遵守的（景宋上了船便要翻悔：“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她亦忙不迭地打听行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鲁迅是有点念兹在兹：“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两地书》信43，9月4日）其实景宋所乘招商局“广大”轮9月2日8时10分开船，6日晚6时到穗，经过厦门一带海域是在4日下午4时，景宋延颈眺望，是茫茫的水天一色。两船相距总有30海里上下，鲁迅的“悬拟”不过表达思念罢了（景宋途次曾两次受邀参加船中集会，以向自上海招募的工人灌输革命，第二次甚至被推主\席，虽则推掉，亦“把北\京\的黑\\暗略略说了”，又攻击“《晨报》，《现代评论》，和研究系之流”。广州气氛毕竟不同，在那短暂的一时殊不侮了“革\\命\\策源地”的称号）。
　　

　　（甲注：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合各派人众10万，介石领总司令，以殄灭子玉、馨远、雨亭割据势力，谋求结束清亡后地方实力并立制衡的绝类五代局面，在武装统一的基础上逐次敷设一全新的政府机构。但蒋的事业发展太快，资力声望不足服党内派系，尚乏遽成无可争议领袖之条件。受内外诸因素牵制，因循应付之策略、阴谋分化之手段概难能免，更注定北伐初衷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质统一尚待近20年淘汰，亦须经过抗战之全国大动员也。不过这些统统都是后话，鲁迅南行时两湖正在激战，中原华北次第卷入战端。不足两年北京易手，鲁迅早早到了大后方，是逃离沉船的敏感老鼠。政局的动荡也促成了学术研究向较为落后的低地注入）
　　

　　鲁迅到了厦门，如处异邦，“这里的话，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暂到客寓（中和旅馆），打电话给林玉堂。”玉堂和先期抵达的兼士、伏园接住，由轮渡码头乘木舟同往厦大，在沙坡尾涉水登岸。因为教员宿舍还没有造好（这也见得建校之初的蓝图缺乏纵深，诸事临时添置），暂且安顿在“一间很大的3层楼上”。那是生物学院，鲁迅住顶层，须爬石阶96级，上下不便，望海却好的。21天后迁居集美楼，厦大第一批楼群取名相当典雅，群贤、集美、同安、囊萤、映雪5幢楼房并排摆开在海边。他对这崭新环境的第一印象总算不错：“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距20日开学还有两周多的时间，给他领略迥异北方的独特风味。飓风，大海，天气，果实，他都觉兴趣，有时闲步海滨拾贝壳，好动的性格几乎怂恿他去浮水。生活上自然有很多问题，言语不通，购物不便，虫蚁不绝，食水不合。他向景宋抱怨：“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原注：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10元，每人饭菜钱10元，但仍然淡而无味) ，所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但我还想改良，逐渐停止。”他向川岛抱怨：“但饭菜可真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又开水亦可疑，必须有火酒灯（酒精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这方针立即执行，玉堂在《悼鲁迅》中自我批评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不过鲁迅还并不怎样放在心上：“吃他半年，庶几能惯欤。”最难得是心情放松，暂时远离常令他气的要死的诸般人事，有计日而待的未来相会，鲁迅努力加餐，烟茶俱减，戒酒服药，宽心能眠，他倒胖了。
　　

　　
　　 9月20日开始了新的学期。厦大本精品战略宗旨，招考极严（本来报考的人就少），全校学生不足400人，分预科及本科7系，每系3年级，则每班人数寥寥（国文系不足20人，动物学系甚至只有学生一人，“天天和教员对坐而听讲”），教师队伍之强大便不成比例，可见科次的雄心。但这学校不以完整架构为前提，走一步看一步的积木手法不合鲁迅脾胃，于是私下里说风凉话道：“而学校当局还想本校发达，真是梦想。”至于他自己，虽然玉堂望他多讲，课程也不算过繁（别的“相当职务”不少），每周6学时（最终确定是5学时。“声韵文字训诂研究”由于选课的人太少，且与兼士所开“声韵文字训诂古书研究”重复，就合给了兼士），足可胜任愉快。“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开学后专书研究没有人选，就只剩了4学时。他这时尚希认真做满两年，不负玉堂一番敦请。但时候稍长，心中的不满很快累积，教学计划也从“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完”到“感林玉堂的好意，我还想好好的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再递降为“决计将工作范围缩小，希图在短时日中，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了。至他说出“也许敷衍不到一年”时，还只是9月26日，距登陆厦门不足期月也。这不满首先是对校方。鲁迅来自北京，是国学空气最为浓厚的所在。上海所领的海派学术在北京看来已觉浮浅，遑论僻处一隅的海角呢。那时中山大学尚不脱《四书五经》的藩篱，厦门的梦琴也仍在弄古文和倡读经（有学生告知他们尚须以文言写作，鲁迅颇惊异），他的“整理国故”同鲁迅的研究路子颇有扞格，几个任职集美中学的北师大旧学生，竟因主张白话而遭“孤立，吃苦”。如此则校方之有待于国学院，必与鲁迅之所望于学校迥乎不同，这是第一层隔膜。没有证据表明梦琴很熟悉中国知识界的情況，他似乎只知鲁迅是文化名人（2月时张申府在文章里说：“鲁迅是今日中国文学界第一人，我想凡是能够成个意见的人，当然都是承认的。”3月有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节译的《阿Q正传》，“极力称好”，并推荐给《欧罗巴》。至今有人引此自豪），可以提升学校实力与声望，望他尽早拿出成果来，而没有意识到自己请来的是一位笔锋犀利为全国之最的反孔者，更不知道鲁迅同他聘来国学院的多数学者间的深刻龃龉；鲁迅只知梦琴是一保守派，并掌校方式也大不以为然，对他的急于事功颇有腹诽。双方都未打算作真正的了解，这是再一层隔膜。本着“思想解放”的终极目的，在思潮激荡广大复杂的北京生活14年，鲁迅的头脑相当现代，他也和首善之区的一切居民一样，以天下事羼入私人领域。但在这孤独单调的海岛，找不到世俗的气息和思想的碰撞，找不到能互相激励与奋斗的同行人。他欣喜于南方双十节气氛之远过北京，而厦大偏拣这日子来揭幕那“整理国故”的国学院；他关注北伐进展，而校中“对于外面的情形不大了然”；他常要寻人谈话，而“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语言无味，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鲁迅叹道：“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1926年10月4日致季茀信。遣词文意和9月26日写给景宋的雷同）明秀安闲如厦门，可容得弘一（李叔同）的清修，容不下不甘寂寞的鲁迅。这又是一层隔膜。闽语最是有名的难懂，鲁迅正常生活中的交流始终存在问题；他开初由于见惯了北京听差的唯唯诺诺，误解厦大工友的独立人格为“懒极，不会做事也不肯做事”；他暗地里批评玉堂用人糊涂，对学校前景难抱乐观，更见其不能自专，连季茀求职的事都无从提起，但自问同玉堂的交情还说不得这些梯己话；学生望“斗士鲁迅”提倡白话，攻击社会，玉堂望“学者鲁迅”常在院刊上做些“之乎者也”，他本人却要做“世故鲁迅”，提防被人利用，那么是在在都有隔膜了。“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怎么写——夜记之一》，收《三闲集》）他命之为“淡淡的哀愁”。10年后鲁迅病重在上海，感伤地写下《这也是生活》：“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我们可以体味，鲁迅断作不来“葛天氏之民”，涛声淘洗到纯净的夜，不是他所要的生活。
　　
　　

　　
　　 筹建中的国学院已罗致兼士、顾铭坚（颉刚，苏州人，北大哲学系毕业，留国学门任助教，受适之启发整理国故，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1926年撰代表作《古史辨》，为新史家奠基。40年后顺理成章地是“反动学术权威”）、罗莘田（常培，皇族。北大文学系毕业，深研语言音韵，与宣仲、李方桂并称语言学“三巨头”）、张真如（颐，四川泸州人，同盟会员，密歇根大学、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入英国皇家学会，归国为北大教授。治西方古典哲学，其名却大有佛家风味）、张星烺（亮尘，江苏泗阳人，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但幼承乃翁张相文家学，因兴趣转入中西关系史）、陈万里（鹏，苏州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曾任北大校医，后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于陶瓷史最精，兼好昆曲、摄影。五十年代厘清中国青瓷之发展，为学界推重）、川岛、伏园、史国禄（俄国人，本名S•M•Shirkogoff，或译希罗科戈罗夫，人类学家，致力于通古斯人研究。就教清华，有学生费孝通、潘光旦）、戴密微（法国人，本名M•Paul•Demiéville，汉学家，一生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等荣衔十数。此人对中国的一切学问深具兴趣，造诣均高，尤为敦煌学领袖）等一批俊彦，玉堂更举贤不避亲，把长兄景良（和安）、仲兄玉霖（和风）、六弟玉苑（幽）一并拉来助阵。鲁迅的加盟料必使力量更增，料必玉堂甚喜，料必会很快谈及那宏伟的计划。原来梦琴尊孔复古，对“国学”的理解别具一格。他的构思，是要将之指代中国固有文化的整体，包涵一切学科的。看似尊崇至乎极矣，实则不能给予“国学”一个明确范畴，徒然使其虚化如镜花水月，具体的课程设置亦繁杂难理。玉堂为实际运作计，放弃梦琴空中楼阁也似的大志愿，代之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范式，分科聘人，俱是北大规模。1926年10月10日国学院在生物学院大楼正式成立，梦琴自领院长并亲为演说，兼士（他本就是北大国学门主任。此时已屡谋返京，不久即离开）为主任，玉堂任总秘书（鲁迅是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文学研究教授），下设研究、陈列、图书、编辑、造形、出版6部，“以整理国故并养成国学之专门人才为宗旨”，研究途径则力求科学，取地质、人类、考古、古生物学及风俗等佐之，并确定研究课题，举办学术讲演，编辑国学期刊，组织考古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成立大会后就开展览，主要是鲁迅所藏六朝隋唐造像拓片、万里所藏大同云岗拓片，和百数十件洛阳出土古物。《两地书》中鲁迅详述布展时所遭冷落和刁难，且哂曰：“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你以为可笑么？还有可笑的呢。”万里展出了些同考古无关的照相，他很看不起。12月18日又办厦门交涉使刘光谦所藏古书画展，此间还收罗风俗物品专门陈列，作风俗博物馆之初步）。于是人文荟萃的厦大，俨然东南形胜了。孰料好景不长，国学院自始不如意事联翩而来，4个月后宣布停办（厦大国学院固然短命，而意义非凡。当时全国只有4所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厦大的学术成就或要让北大、清华一筹，对东南的文化传播诚具开创之功。80年后的2006年，国学院复办，洵称盛事）。
　　
　　

　　
　　 于国学院玉堂用心不可谓不多，谋划不可谓不详，所集学者也俱是一时之选。然而不售者，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未备也。其实依常理办学本无干于天时，争奈厦大的经费仰赖科次一人，几乎与他的经商业绩完全绑定，进而把自身完全寄托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鲁迅对此看得很准：“这学校花钱不可谓不多，而并无基金，也无计画。”（基金是有的，但是科次的个人资产）道理是如此，但在其时其地，争取政/府或财团投资兴学不啻天方夜谭，科次全凭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已做得智穷力竭，实不能以超越环境的要求责备于一夫。就是1926年下半年，在资本世界“黄金增长期”行将结束，经济过热引发全球大萧条苗头渐显的关捩，科次的事业遭受重创。原来橡胶是近代工业一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材料，但因产量过大，价格自1919年已下滑3年。英国遂于1924年在海峡殖民地（位于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的贸易点，原受英属印度管领。19世纪后期英国将巴西的橡胶树种移植在此，大获成功。1867年起，海峡殖民地转由英国直辖）实施“斯蒂文逊计划”(Stevenson schfeme)，限制橡胶出产，使胶价在两年中连翻7倍，至1925年冬达每担200元，科次才有能力与信心展开他的宏图（1925年他的公司仅橡胶一项经营所得780万元）。厚利吸引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拼命增产，橡胶业于是陷入自由资本竞争的恶性循环中，转过年来价格垂直下跌超过腰斩，科次一年亏损百万。这可苦了厦大，经费充裕的美好时刻里摊子已经猛烈铺开（自1921年开办后比年扩充：1922年增设两学部；1923年改为6科，科下设系；1924年大调整，计文理两科14系；1925年增法律系，扩经济学门为系；1926年再调，分工、理、文、教、商、法6科，筹备医科、矿科，建国学院，集美学村之扩大过此），瞬间竟遭难乎为继。科次想尽方法也仅能勉强做到维持既有而已，“厦大校舍已下手建设者，使至完竣便止，而集美建设则于冬间完全停止。”（科次《个人企业追记》）经费一旦缩减，各科的分配即难协调，矛盾随起。国学院一致抱怨梦琴承诺的研究款迟迟不能兑现，及在人力财力上偏向理科。到明年情况全无好转，集美学村那边已经建到一半，势难放弃，工、医、矿3科和国学院无奈停办（此后打击不断，1928年“济南惨案”后科次领导抵制日货，被卑劣的日人烧毁橡胶厂；1929年大萧条；1930年又遇火灾；1931年债权人银行团迫使他改组公司；1933年将企业出租以维持学校经费；1937年破产，至此方不能坚持。他再没机会亲手实现理想了）。
　　

　　地利又如何？鲁迅想到一句话来揶揄这学校，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其歇后语若从正面理解，恰好可以用来赞誉科次硬要无中生有的胆勇。但这对做学问的最大不利，是人文环境的淡薄，和学术储备的严重不足。玉堂以往读书任教的经历中良得益于名校富藏，深知完备的图书馆对一个学校的重要。因此他欣然接受代理图书馆主任之职（正牌主任裘开明赴美留学未归），百计添置图书，手订规章，立志要为厦大成就一番基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图书馆渐成规模（鲁迅自9月25日借住在图书馆一室，他和伏园等也向厦大赠书），但究竟还属草创阶段，那是没办法的事。看当时人的回忆，无一不为资料短缺所苦（如铭坚也说“风气闭塞，文献无征，使人不惯”。他为《封神榜》写序时，因资料不足，鲁迅还特为帮忙函嘱日本友人，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寄来）。至于环境闭塞更不必多说，放一场电影都成盛事。“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
　　
　　 第一要紧是人和。玉堂固翩翩文士，所著《苏东坡传》正可做本人注脚。他要学蔡孑民，用人取长，“看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却不知文人合作最难，尽捐私怨、戮力公事8字，虽在英国绅士中也不易求得。而使人和衷共济，尤非手段高强者不办，仅具宽和之心实不足以成事。他请的人学问文章都好的，奈何门户之见不浅，这时把相互间人身及学术上的分歧以至恶感从纷纭的政治旋涡带到这弹丸之地来，作蜗角之争。鲁迅最是闹意见的班头，他与铭坚的矛盾迄今引人注目。玉堂人际纠葛上原淡，哪想得出鲁迅何以对铭坚居然厌恶至极——我们今天都想不出。甫见铭坚在厦，鲁迅心里就说不出地腻味，首先谥他一个“浅薄”、“阴险”，罪状则有“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是个“现代评论派”；和“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据说连荐7人（还有一人荐而不成，而展转必欲成之），又把家眷搬来，在此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典出《过秦论》。再一点只大约提了一句，是“反对民党”。但这未必成立。明年2月铭坚函致适之，明言他觉得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于救中国的”，并劝适之加入该党）。对铭坚的学问更近乎嗤之以鼻：“禹是一条虫！”满脸鄙夷的讪笑。年底向景宋报告“顾颉刚的学问似乎已经讲完，听说渐渐讲不出。陈万里只能在会场上唱昆腔，真是受了所谓‘俳优畜之’的遭遇”时，其快意如见。6年后重逢，仍没句好话，只说声“目光如鼠”。这位史家在他眼中竟这等不堪。但大名鼎鼎的顾铭坚岂会当真委琐悖谬如是？此人少年早慧，22岁即撰《清代著述考》20册，33岁起编巨著《古史辨》，阅15年成书7册，倡言六经不足信、孔子不足恃，中国史愈后愈久，于古史学之进路别具只眼。虽有汲汲于疑古辨伪以至格局不宏之讥，在当时颇收振聋发聩之效，亦卓然可成一家，民俗、歌谣、史籍互证的研究方法，尤堪为后学借镜。单以学术成就论，铭坚其时未臻于成，假以时日而鲁迅未必能及也。然则鲁迅何以竟不屑其学？盖门户之别，取径不同而已。铭坚“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他虽非正牌的“现代评论派”，此论已与业师适之和一派主将西滢相印（铭坚起初倒是“语丝”中人，后来在《现代评论》上发稿渐多，或旨趣较合之故）。两下里且又极力揄扬，以鲁迅的党同伐异，如何不做青白眼呢（《新青年》时代鲁迅与适之相互尊重，常有所探讨。嗣后因思想特别是政治取向而分歧渐显。鲁迅批评适之，后者表现得宽和些）？这是文人的门户习见。鲁迅岂止未能免俗，甲看他实在囿于其中呢。就如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而言，经过“五四”的学人统皆怀有复杂的情愫。他们一面少年寒窗下扎得了经学的底子，一面感于老大中国的积弱，悟到经学“酱死”的流弊。鲁迅、玄同相对激烈，对“整理国故”大不以为然。他们其实并不真的完全排斥治经史，自己且学有优长，只是要将新学旧学分开来，将旧归老人，以新期青年，如有冲突，与其旧也宁新。于旧学的取法则承太炎一路，既求学以致用，又主博览群书为基础，简练揣摩，发明其中道理（毛头小子的根柢是不在眼中了）。铭坚是师承适之的英美一派（终究脱不出法日派与英美派的纠葛，人事上与学问上），攻史而没有经学的夙孽，要自疑古入手，以西方研究方法辨伪存真，替中国史整理出真相。鲁迅看他们的研究，难免“有破坏而无建设”，至于极尽挖苦之能事，这是学术流派的异见。其实学问之道百端，纵不能取长补短，又何必相轻如此。适之、铭坚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铺垫未臻完备之前先立一个前提在那里，确有些本末倒置，其材料的搜集、取舍与剪裁或受主观前提之左右，其眼界或未必足够宽广，甚至可能偏颇（其末流现在灼然可见，当下的历史研究少见通才，而日益走向偏冷琐碎），但他们的作为，是引入全新的治学方法；他们的目的，乃在“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铭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当属新文化运动的一枝必然延续，主旨与法日派并无二致，直指思想的精悍又过之。此外，铭坚往昔助教北大国学门时候曾参与章程草拟、研究室布置、期刊编辑等项事务，经验是有的，在厦也渴欲献些本事，尽快为国学院谋一角之地。做事必得用人，用人莫如私党，铭坚“掮木梢的勇气”（1929年7月28日致戴季陶、骝先缄）发作，遂有所谓7人之荐。玉堂要任人不疑，照单全收。鲁迅恶之，目为宵小辈的“急于成名”和“急于得势”，“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大叹玉堂的“昏”，对铭坚一干人也愈惕然，并且可以想象已经开始实施他的“眼睛也不转过去”主义。这大约也是成见使然吧。铭坚那面亦不满于鲁迅的冷眼（受气的日子还有呢。铭坚后来写自传说他“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他怎能料到，几十年后居然因这一点缘与于成见的意气之争而遭大难），给他一个“名士派”的考语，讥其云端里看厮杀也。鲁迅在厦大作《铸剑》，特地把一只红鼻子的老鼠弄进瓮里去：“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9年后作《理水》，又极阴狠地讽刺一个红鼻子白痴“鸟头先生”，吃吃地说着“禹是一条虫”，无一不射铭坚（《两地书》里铭坚的隐语“朱山根”，朱者红也，山根是相士对鼻子的称谓。他在广州给人写信，也以“鼻”代铭坚，唐才常甚至见其为图省事，只用红墨水一点者）。骂人而及于生理缺陷最落下乘，在鲁迅似乎也是孤例（违背了他自己的主张，近乎他在《孔乙己•附记》中的怒责：使小说成为“泼秽水的器具”。1936年他致函王冶秋，自承《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未必于此没有反省），可见他之深厌铭坚，已到了失态的程度。在鲁顾冲突后面虽说隐现着学术研究的方向之争，甲并不能见多少积极意义（佩弦很不喜欢《两地书》。说到佩弦，他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姓周，与鲁迅同族。周、朱当地大族，门户相当，常有联姻，朱安就是佩弦家远房姑母。不过两人虽然算作同路，实则并无深交）。高踞“文化山”目不窥园的呆子学者如何不能是学术的脊梁？当时的中国矛盾急剧激化，随着政治阵营的大分裂，敌我友的划分必然被带入学术界（鲁迅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鲁迅为学而不离革命气质，其激烈决绝看来似乎正确，但那社会冲突终究不是常态。
　　
　　

　　（据说鲁迅对铭坚还有一层底火，源于年初《中国小说史略》那桩公案。1月中有人作文斥西滢的恋人兼学生凌叔华抄袭沫若的诗，西滢疑系鲁迅所为，乃在《致志摩》中为恋人出头，诬《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盐谷温著作。此事涉及学人的基本人格，鲁迅一面反击，一面解释事非关己，一面郑重说明他的书里只有一小部分有限借鉴了盐谷温的某些观点，一面终生衔之刻骨。而据铭坚女儿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所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推究祸始，鲁迅的恼恨是不难理解了。铭坚好象整个儿地莫名其妙，还在日记里乱猜说，自己所荐的潘家洵深嫉其见重于玉堂，于是到处造谣生事。鲁迅以为亲如家洵而弃之如此，其人必定不堪，再加上伏园、川岛搬弄是非，遂深信不疑云。此种揣测历来无人以为能中肯綮，不过证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已。
　　
　　 至于《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有何关系，鲁迅已经说明：“28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26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查《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为《神话与传说》，其中大部分材料引自《艺文类聚》、《淮南子》、《史记》、《山海经》、《穆天子传》，是无论哪一位学者都必然引用的首选篇目，谁也逃不出“雷同”去。《贾氏系图》呢，曹雪芹那样写的，谁也都得那样画，无从“突破”的。那么鲁迅为什么不加注明呢？一来，他用盐谷氏“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二来，《中国小说史略》本是教材，其中参考资料的来源不一一注明亦无不可。如章培恒所言，铭坚关于大禹实无其人的考证在日本早有学说：“白鸟库吉早就著文考证尧、舜、禹并无其人，而且这种见解至迟在1916年左右已深入到了日本的高级中学[参见日本仓石武四郎《中国文学讲话》第一篇《神话的世界》]。”铭坚也不加注，无人以为他是剽窃。而且，1930年间，盐谷温本人已在日本用中文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作大学教材，他何尝以为自己被剽窃了呢。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有了中译本。鲁迅说：“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10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西滢徒逞一时口舌之快，致鲁迅饮恨10年之久，今日方得一吐。西滢时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对此保持沉默）
　　

　　鲁迅多少尚以学问衡铭坚，时任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并管造形部摄影事项）的黄振玉（坚，江西清江人，曾任女师大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成色就更差得多了，在《两地书》里简直被形容为小人之尤（他的隐语是“白果”，以白扣黄，都是颜色；果扣坚，都表断然）。鲁迅起初和振玉同住在生物楼里的，那时即凭女师大时的印象，疑其“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早早加以提防，几天后就自感得到了证实：“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从此冷眼观振玉的作为，无非媚上欺下，对己则万事刁难，“在食饭时给我不舒服”、“令我一个人挂拓本，不许人帮助”、搬家而无器具，“要我开帐签名，所以就给他碰了钉子而又大发其怒。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又添了一个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鲁迅比之为“明朝的太监”，“学者皮而奴才骨”，“此人大概是有喜欢给别人为难的脾气的”。他怀疑振玉由铭坚荐引而来，自然越发视同异类，看作“现代评论派”谋夺厦大的一分子。实际上振玉倒是玉堂亲请的，这样说来铭坚的结党罪状也不十分稳当（万里南来亦非其力）。无论振玉人品究竟如何，鲁迅的门户之见实不足取也。
　　
　　 还远不限于这些，梦琴的尊孔首先就不在鲁迅眼里（梦琴试图在孔学与当世之间弥缝，总归含着以学者角度作当代阐释色彩，且莫完全等同与复古呢）。10月3日梦琴召开大会纪念孔子诞辰，并以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为题，用英语发表演说，旁边站着翻译（梦琴也知这有点不可思议，解释说他自幼往南洋，中文程度欠缺，每患辞不达意，只好常用英语。这翻译是秘书刘树杞）。演说的主旨一句话可以概括：“故孔子学说实为千古不可磨灭之学说。”（内容在10月9日的《厦大周刊》第158期有详细记载)全校师生参加大会，只除了鲁迅，他并且在日记和之后的信里对此只字不提。但不要以为鲁迅没有想法，证据是10月14日他就在群贤楼礼堂的例行周会上有意做番《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当面唱个反调（他还先后到厦大平民学校、集美中学等地演讲，把这道理继续申说）。梦琴不怿，又不好破脸，只得圆场说本校所以办学，实际也恰是好事之徒，这演讲的第二部分才得以摘要在《厦大周刊》第160期发表（12月31日），前半则不知去向。鲁迅愕然继以无奈，摇头道：“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他说梦琴不悟此说与尊孔冲突，怕也未必。否则何以删节刊登呢）10月23日他寄景宋一缄，不乏刻薄地列举了几类无聊教授（鲁迅八卦起来，那是相当的八的），5天前更有一事令他颇受刺激。原来那天是恳亲会，大家照相已毕，玉堂的二兄玉霖（在玉堂来校后把外语系教授让给弟弟，自己改任学生指导长，并为监工。鲁迅言“每开会他必有极讨人厌的演说”者也）忽然福至心灵，大发感慨说校长之体贴真如父母，做教员的正该拼命做事来报答。鲁迅简直要暴跳起来，只虑及玉堂颜面而强自隐忍，终有哲学系副教授缪子才（篆，江苏泰兴人。为人狷介，嗜书如命。有外孙名范曾）耐不得这等高论，起而反驳，竟又有自居儿子者对子才的反驳不以为然，结果闹得不欢而散。以往人们说起厦大的人事纠葛，常被鲁顾冲突占据视线，实在鲁迅不过是一个切入点，就中自可窥见种种矛盾丛生。
　　
　　 （有一位王庚武这样说：“无疑林文庆很痴迷于他的儒家思想。他就这一题目进行写作已有30年之久，并且深信这种思想为与西方的科学价值相辅相成提供了伦理的和宗教的信念。同时显而易见，这些在19世纪末业经他加以发展，后来又经康有为等人予以肯定或者加强的观点，直至他就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基本上一直未变。这也许不是他的过错。中国那时一些更伟大的思想家对‘五四’运动的拥护者叫喊要求实现现代化都离得远远的。甚至中国一些倡导西方思想的先驱者在20世纪20年代也反过来反对他们认为过火的行为。……而且，他那位创办厦门大学的朋友和他也有同感，于是就把整个国学研究的问题委之于他的判断。……鲁迅有了在北京时的经历，对当代这种陈旧的儒家学说持否定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对学校、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之缺乏同情则不易解释。回顾起來，似乎鲁迅也沒有脱离开中国文人学士历来的成见，瞧不起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富人，认为他是利用金钱为自己树碑立传。对于林文庆这样的人，生在英国殖民地，受的是西方教育，还在渴望学习中国的东西，要同中国认同，不管是何用意，对此他肯定沒有好感。在鲁迅看来，显然这位中国的‘局外人’对经书不过是一知半解却在那里指手划脚，教中国的年轻人该知道些甚么、做些甚么。特別让他生气的是，一些他认为是装作內行的人和与他个人作对的小集团，则在迎合着林文庆的反动观念。结果，本质上都属现代人的两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会看来已不存在：鲁迅，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內理抓住了现代性的重要关键；林文庆，生于国外，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认为需要用儒家的高贵外衣以使他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华的程度合法化。两个背景迥异的人沒有弥合鸿沟的对话，无怪乎他们之间短暂的邂逅会这样一无所成。”）
　　
　　

　　
　　
　　党同伐异的鲁迅对外要维护“语丝”同人的一致，只将诸般不快意向景宋倾吐。景宋自然和先生表同情，她也正学着体会初涉世路的艰难。真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身为广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和教务、总务并列校长之下，而事最繁，既须讲授当日的政治课“三民主义”，又负责管理学生修业生活等一应杂务）兼舍监（旧舍监恒骂学生仆人，被迫辞职）的景宋忝列“校方”，这回轮到她来领教学生的敌视与骚乱，不免一反当年处处反抗“当局”的锐气，转而指责毛头们捣乱，至于“右倾”和“反动”了（自然个中曲直还须细细辨明，学生或校长都非天然正确者）。相思交困的景宋开动脑筋，寻找打破“两年之约”的机会。善解人意的机会竟如期而至了。原来中山着力经营广东基地，于1924年以手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亲题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语出《中庸》）。广大政治色彩本来不浅（邓演达曾在此办战时政治训练班以备北伐），“中山舰事件”后更全面改组，经一学期的停学整顿，更名中山大学，以党办学，有如后备人才培训班了（校务委员会委员戴季陶、兆熊、季龙、丁惟汾、骝先，戴季陶且任校长。其政治性岂待言乎）。这次改组相当彻底，一切教员停职重聘，学生则逐一甄别。就中文学院变化最大，原院长郭沫若（3月才来）忽然弃笔从戎，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不久迁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北伐，因他而聚来的创造社同仁达夫、成仿吾（勋，湖南新化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任广东大学物理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1927年流亡欧洲，后加入共产党，走过长征到了延安）也相继引去，教职一空。景宋就留上了心，劝鲁迅设法“来粤就事”（她对中大的期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委员们政治大约“可靠”。她疑心兆熊转右，鲁迅告之是肺病的缘故，而担心使党中受损）。鲁迅尚思虑未定，骝先邀他和兼士、玉堂同往中大讨论学制的电报已经到了厦门，这该是定聘的先声了。兼士急于回京，玉堂未便远离，鲁迅就拟自往。而玉堂忽然有所警觉，以不该旷课过久为由劝止之（伏园则受孟余之请去粤联系职位并副刊，顺便衔命打探消息及为季茀谋事。鲁迅口中的铭坚就乘机挖他在佛学院的课程，实则伏园确已列名中大），但中大的意愿是日见其明显（据伏园带回的信息，是希望前去而无聘书），广州的报纸《国民日报》、《国民新闻》也造出舆论。景宋得讯甚喜，迭函促驾，列举“交通便”、“民气发扬”、“有政府帮助”、“完全左倾”、“共产书与人在此明目张胆”种种好处来说明“中大易发展，有希望”，甚至连“北大毕业人多势力大”、“现代派在这里是禁止的”和“生活应酬多且贵，不似厦大的闭关”这等未必上得台盘的理由也一并搬将出来。鲁迅仍不肯决断，广州女师却突然大发冲突。这里的学生内部争权其实与北京仿佛，此时即有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模仿意大利之法西斯党徒而成立“树的派”（即“士的派”，stick），以手杖代替口舌辩论，一度把持学联，在女师则控制学生会，一时派别之争大起。“树的派”擅自参加各校代表大会（据云欲借学联改选之机援助其领袖、已被党青年部处分的沈洪慈），市青年部决其非法，派中骨干即集会罢课与校方对抗，景宋放出自荫榆处学来的手段，开除李秀梅、斥退蒋仲篪。风潮固稍稍停息，接下来又有学校扩充而经费无着，校长辞职，教员纷去事，女师遂陷入瘫痪。忽有人建议景宋继任校长，景宋大骇请辞，便向鲁迅放言自己多半要应朋友的介绍去汕头做市妇女部长（介绍者李春涛，是景宋的小同乡，曾住“赭庐”，门也漆成红的，代表其赤色思想。1925年4月在北京，他约景宋日后到广东做事，及在粤重逢，自然旧事重提。也幸亏景宋没有去，春涛死于“清党”，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鲁迅有些着恼：“则我虽至广州，与在厦门何异。”景宋乖觉，当即改口：“你如定在广州，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如在厦，我则愿到汕，最好你有定规，我也着手进行。”（这是她为鲁迅所做的牺牲么？甲倒觉得更象放个探空气球，小伎俩罢了。鲁迅来穗，她哪会离开）于是鲁迅投桃报李，11月22日承诺他下学期的广州行，并劝玉堂放弃厦门。玉堂已将国学院秘书一职辞却，用以抗议校方缩减预算，但总归心怀桑梓，虽见事事已不如意，到底不肯轻易言败，对朋友们也未必无憾吧。
　　
　　（甲注：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曾避舰上，介石的随侍经历成异日进身之阶，所以此舰虽陋，象征意义不同凡响。1926年3月19日，舰长兼代理海军局局长、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李之龙突率中山、宝璧二舰开至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愕然无对。介石立捕之龙，夺中山舰，监视苏俄顾问库比雪夫，缴其卫队械，拘各军党代表数十人，并在广州戒严，解除工会武装。全体共产党员被逐出介石嫡系第一军，其著者名周恩来。是谓“中山舰事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绝大关键，一年后即有“清党”发生。此事诡谲难有定论，之龙自称是奉有人向其宣布演达电话转达之校长命令，他本人在4月14日获释，“清党”中死于日后的人民政府副 李济深之手；共方今日断言介石反共阴谋已近图穷匕现，此举几与“林教头误入白虎堂”无二；介石则申诉“有一同志”企图诱他上舰，绑架去海参崴。他终生坚执此说。而看似闪烁其词的“有一同志”实明指汪精卫。汪时任国府 ，兼军事委员会 ，闻事件大为震怒，以为介石“造反”，至5月即被迫出游法国。总之“中山舰事件”内幕纠葛迄未彻底澄清，后人但见其时广州蒋、汪、俄、英势力交织争胜，共产党羽翼未丰，亦蓬勃发展，不可轻视。如前述，介石的军事力量飞速膨胀，他也力图脱颖而出，成就中山未竟的功业。诸看官，其时介石人望资历不足与实力相称，他定要王霸权谋杂用，以集大权于一身，进一层则更要向外用兵以打开出路，汉武“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之谓也。事实上不出百日，蒋已总揽党政军权，并经北伐整固之。故介石虽有1926年初之支持共产言论，到秋天而国共分裂形势已现，明春“清党”隐然有迹可循。看来一般人眼中的共产色彩大盛于广州不过皮相之谈，景宋所疑惑的见人以“共产”诬人反而近是。）
　　

　　厦门这几个月几乎不给人片刻安宁，《莽原》那边忽然又闹出事来。前已叙及，鲁迅为寻求打破“漆黑的染缸”的“破坏者”而于1925年春主创《莽原》，骨干是长虹所领“狂飙社”和素园为首的“未名社”若干青年。
　　
　　长虹其人未可小视，他是山西第一代进步作家，幼负聪明，读书刻苦，性格激烈。1924年8月，经朋友高君宇（山西静乐人，“五四”领袖之一，中共第一批党员，奔走建立党团组织不遗余力。曾任中山秘书，1925年病逝，时年29岁。君宇自题：“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一语成谶）提议，长虹在汾堤的垂柳下与三五同学少年共组“平民艺术团”（或称“贫民艺术团”），9月1日创刊《狂飙》，取韩退之（愈）“狂飙卷寒曦”句，仿德国“狂飙运动”先例（1770年前后，一批血性青年借克林格著歌剧《狂飙突进》之名发起社团，以“天才、精力、自由、创造”为口号，主张个性解放，表达情感冲突和奋进精神，呼喊民族意识的觉醒，标志德国文艺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其代表人物有歌德、席勒，其典型作品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希求团结文艺界有志之士掀起惊风，席卷社会的黑暗，这个社团就称“狂飙”社（地点在太原桥头街）。第一期油印的小报出罢（7篇文章几乎都是长虹所作），长虹匹马去闯世界，追求他“掇太阳而为光兮，发狂飙之长啸”的志愿（《离魂》，载《狂飙》二、三期合刊。他起初梦想出国，伏园曾许诺助以盘川，不料“失恋”事件中伏园辞职，出国梦破灭，又希望《狂飙》在京晋两箭并发），留下的《狂飙》月刊却在勉强出到三期后夭折。长虹未尝气馁，又在北京寻来支持，附于前辈景梅九（定城，山西运城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反清、讨袁、抗日、驱阎、倒蒋；通经史、作诗文、精考辨、能编辑、擅翻译，虽未尝专攻一艺，亦三晋菁英也）的《国风日报》副刊，11月9日重创《狂飙》周刊（简直鸠占鹊巢，称“《国风日报》狂飙出版部”，仍署名“贫民艺术团”，几乎办成了他与弟弟高歌的“兄弟周刊”），前后虽只17期，长虹已能在出版界立足，并因他的激进与犀利吸引了漱美、健庵、朋其、吕蕴儒（琦，河南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学生，曾编《世界语论文集》。1925年他到开封编《豫报副刊》，鲁迅箴传骂人秘笈道：“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郑孝嵩（效洵，福建闽侯人，林文忠公则徐乡党。时年18岁，异日任三联书店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主任、副总编辑等职，成出版界资深人士。1981年曾以政协之民进委员身份参与提案确定教师节）一干青年作者（长虹言“北京一时有希望的青年作家都被狂飙卷了去”，他的话总是太满），更得了达夫和鲁迅的首肯。这年12月10日，长虹持《狂飙》及《世界语周刊》（亦长虹在《国风日报》时所办）一束夜访鲁迅，从此成为西三条的座上客，“会面不止百次”（长虹著《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指掌图》。据《鲁迅日记》所记，是有七十余次）。鲁迅看长虹“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是安那其主义者”（犹言无政府主义者，其实当时中国新派读书人，几乎无一不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如有李芾甘者，笔名巴金，就来自无政府主义两巨擘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润之的思想里也颇有此色彩，鲁迅不能亦无须免也），对其文章的评价则是“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这也是鲁迅的特点），总之算得颇为推重了（曾请长虹序钦文的小说集《故乡》。托青年为人作序，于鲁迅为仅见。但对《狂飙》的支持不算多，只在第16期译日本伊东干夫《我独自行走》诗一首）。转年春天，长虹言“狂飙”社内部出了问题，销路递降，却好梅九离开《国风日报》，周刊随即停办，长虹一时赋闲，会鲁迅正在“加多破坏者”，“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遂有4月11日之夜饮大醉，继有22日《莽原》之诞生。创刊号收文7篇，计开：霁野译《马赛曲》、长虹《棉袍里的世界》、冥昭（鲁迅）《春末杂谈》、素园译《门槛》、漱美《槟榔集》、有麟《走向十字街头》、鲁迅《杂语》。内中《棉袍里的世界》，行文用义令景宋怀疑是鲁迅的作品。虽则一介大学生的景宋识见有限，亦见长虹有笔。长虹非但是《莽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奔走最力”者，不仅自己不断作文，还把“狂飙”中人一一带入“莽原”（长虹自言：“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据统计，《莽原》周刊共发行32期，载文244篇，其中88篇来自“狂飙”社成员，而长虹更以27篇文章拔得头筹（据董大中著《鲁迅与高长虹》。但数字上似乎还有些出入，另有人统计，《莽原》作品共计261篇，长虹的数目是35篇，不过对他最为多产这事总无异议）。鲁迅一面任着编辑，一面也努力作文，数目在《莽原》众作者中排名第三。
　　
　　素园1902年生，少长虹4岁，与霁野、伯简、张雪盦（目寒，自然也是安徽霍丘人，张大千义弟，于右任重要幕僚，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鼎革后赴台为监察院秘书长）是小学同学。素园家境平平，辗转阜阳、北京苦读，也曾赴苏修习俄语，1918年甚至短暂参军。1922年携弟丛芜来京入俄文法政学校，边学边译，时而混入北大偷听。1924年秋至翌年春，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雪盦先后把霁野、伯简、素园、丛芜其人其作介绍给先生。鲁迅不久就深为素园的认真朴实所打动，亲厚倚重，过于长虹（也是长虹久图自立门户，不足久恃吧）。
　　

　　长虹个性甚强，孤高自许，不肯下人。时人言及《莽原》总说“鲁迅所办”，长虹独欲抗礼。1925年夏秋时候素园要编《民报》副刊（长虹著《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指掌图》，记个中秘辛不少），大登广告云：“现本报自8月5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稿，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长虹见“权威”二字如中时疫：“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似乎近是）？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对者说：青年是奴仆（不知何典）！自（此）‘训练’见于文字，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权威未必便对奴仆，长虹可也想得左了吧），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心死了！”他追述鲁迅的话：“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恩格斯论过权威的吧）他认为鲁迅已为虚荣所缚，“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此后，我们便再没有能谈坦白的话。”就是鲁迅帮忙编辑《心的探险》操劳到吐血，长虹也并不领情，反在两人破脸后不咸不淡地说三道四曰：“已出版的《心的探险》一书，……也是我自作自编的，并非如坊间所传由何人所选定者。鲁迅倒同我商量过说想去掉几篇，我因无大关系，所以便由他去（这和上句“自作自编”不矛盾么？古怪）。去掉的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也有几篇是不好的，我是实行——并非主张——宽容的人，当然无甚不满意。况且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别处去（这又和前面的“无大关系，所以便由他去”不矛盾么？又古怪）。”（长虹《走到出版界——自画自赞，自广告》）而且长虹始终惦着他的“狂飙”，惦着由他来发起“狂飙运动”，给文艺界、思想界带来新的空气，至于“语丝”、“现代评论”、“莽原”、“猛进”、“未名”诸社，或已不足论，即先进者也无非是日后席卷天下的“狂飙运动”的一部分而已。他的想法很明确：“如想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他们的思想是新的，他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们是不妥协的，他们的小环境是单纯而没有什么纠葛的。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最好的了。”鲁迅看长虹年轻尚不成气候（“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以他自己为主），长虹看鲁迅已老该自动让位（“已经成名的人”只是提供帮助），两般都要做主将，都抱怨受了利用，试问这合作如何不败？“狂飙”中人渐渐对鲁迅偏爱素园等安徽派不满。与“权威者”事件相先后，长虹企图恢复《狂飙》月刊，而鲁迅、旭生等应许的稿件没有兑现，只勉强出了一本不定期刊，又逢《莽原》改组，长虹雅不愿与素园共事，遂萌退意。回太原盘桓了些时，1926年初再来北京后就以自编《弦上》为主，到4月底与孝嵩南出上海全力经营《狂飙》周刊（10月10日创刊，也是17期后停止），他与“狂飙”同人都不大来《莽原》走动了。
　　
　　1926年8月鲁迅出走厦门，将《莽原》编务交给素园，事端随起。这话怎地说？原来《莽原》的作者是没有稿费的，只长虹实在拮据，鲁迅特别关照，拿一点钱做用度，余人不过享有优先发表作品的同人权利而已，他们希求积攒经验，日后成名，自然不消说得。长虹去后“狂飙”诸人尚偶尔把稿来投，而“未名”的素园倒象是渐渐要做青白眼了。漱美有独幕剧《冬天》，被素园压了数期不登，终竟以该剧既被漱美收入专集《沉闷的戏剧》，再登不宜为由退回，同时退了长虹次弟高歌（1927年就职中华全国总工会，次年加入共产党，又次年被捕。出狱后独居政坛、文坛之外，阒然无名）的小说《剪刀》。漱美缄付长虹倾诉，“言下愤怒而凄苦”。长虹与安徽派矛盾本深，素园其人亦久不在他眼中，何堪受此折辱，遂发大怒，于10月17日在第2期《狂飙》周刊痛詈素园：“《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谨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既云“先生等”，长虹自知鲁迅是《莽原》谋主（很多稿子是否刊载由鲁迅遥遥定夺），同日并发表《给鲁迅先生》，指责鲁迅处事不公：“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他又一厢情愿地把《莽原》归于“狂飙运动”，并试图明确主客之别：“这次发刊，我们决意想群策群力开创一新的时代……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时，我们竭诚地欢喜。”北京的素园压稿，上海的长虹要厦门的鲁迅说话，其实不像看似的那般荒诞，“谁是谁的人”而已。但是鲁迅不响，只向景宋发发牢骚：“他们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陪着玩了，先前也陪得够苦了，所以拟置之不理。我的生命，实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现在躲在岛上了，他们还不放。”（鲁迅原拟索性把《莽原》停掉或改名，后素园争以有稿有款，终于坚持到了明年末）甲今日以小人之心度人，悬揣鲁迅已经对长虹有所不满，那样一个自大而躁脆的青年。长虹原不指望得到鲁迅的支持，当下在《狂飙》上连发《走到出版界》系列长短文章，对鲁迅迭次攻击，漱美、健庵、朋其助阵，把岂明也拉了进来（岂明看不过眼，说长虹是“天无二日”的“酋长思想”），倒开始称赞乔峰。鲁迅经过危险的联想，觉得自己是被借做招牌于先，做靶子于后，无非成了长虹们炒作的工具罢了。他自谓看穿了长虹的伎俩，也就决心反击（对霁野说：“我看他《狂飙》第5期上的文章，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作《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女性》（雪村编）8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1926年12月10日《莽原》）这文很毒，其意有二：一者《莽原》、《乌合》、《未名》是我鲁迅的，与你那鸟“狂飙”何干，休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二来有人称我鲁迅是“思想界权威者”，“瘟臭”而“呕吐”的不就是你长虹，何以又拿甚么“先驱者”来做广告，后世陈导演凯歌先生有言，“做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也。嗣后《狂飙》攻周不止，言语过激不免，或近于破口大骂（据廖永明统计长虹的共有7篇。1927年1月30日的《狂飙》几乎继一年前的《现代评论》又成“攻周专号”，然后就停了刊。常燕生作文《挽狂飙》，把这算在“思想界的权威者”“反攻战略”的头上），鲁迅也以《新的世故》、《〈走到出版界〉的战略》（这两篇鲁迅不曾收入文集）、《新时期的放债法》诸文相缠斗，演成文坛又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