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推出“中共的地理密码”系列文章，通过一个个关键地点，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以及各地人民的伟大。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的租界内举行，就连与会的13位代表，当时也很难想象他们创立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党。在革命时期，我党、我军经常被国民党反动派污蔑为“土共”、“土八路”，他们为何选择了“洋气”上海呢？
其实，选择上海的不仅是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四大都是在此召开，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后，中央局机关也陆续搬到了上海。从1921年开始，到1933年迁往瑞金，在中共最初的12年，中央机关主要在上海办公。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还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在这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
选择上海的也不仅仅是共产党，1930年8月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在上海成立；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在上海成立。就连大韩民国的临时政府都选择了这里，它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直到1932年才被迫迁往重庆。
上海作为一个年轻的都市，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要从上海的崛起过程谈起，迅速发展的上海表现出了一个全球领先的特性。
如果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中共一大选择上海有四大利好，一是工人阶级基础好，二是马列主义传播早，三是知识分子多，四是上海“一市三治四界”的格局。
前三点都很重要，但都不是上海所独有的，比如当时的广州、北京等都具备这些特点，所以第四点尤为重要。所谓“一市三治四界”，“一市”是指一个城市——上海，“三治”是指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管各的，其中的华界又分为闸北和南市，这便是“四界”。混乱和有序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和谐，为革命者造就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
也就是说，前三点是选择上海的“历史必然”，第四点则属于选择上海的“历史偶然”，上海市发展就是一个偶然与必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上海而言，属于它的偶然性机遇的确不少，但更难得是，上海人，或者说上海周边的江浙人都牢牢地抓住了这些偶然。
上海很年轻，尽管这里的别称“申城”源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但那时的上海不过是春申君封地里毫无存在感的一个渔村。上海市今日的简称“沪”，也源自上海的渔村属性。在古代“扈”是一种打渔工具，“渎”则是江流入海处，所以松江下游一带被称为“扈渎”，后逐渐演化为“沪”，成为上海市的简称，如今的松江区也被称为“上海之根”。
到了北宋时期，“上海”才从渔村变为一个税务机构。当时的上海大陆地区分属华亭县和昆山县，崇明地区属海门县，宋熙宁十年（1077年），在这一带设上海务，负责征收酒税（榷酤）。
当时的上海一带，各种“浦”很多，所谓“浦”在吴方言区里原本是小河的意思，多指人工河，在宋代主要指吴淞江的泄水河道。在这一带开设的税务机构因为临近上海浦，所以得名为上海务，而上海浦的不远处就是下海浦，当时稍微挪挪地方，今日的上海市就有可能叫下海市。这就是上海的“历史偶然”之一。
关于上海、下海还有个趣事。1955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游览黄浦江时，突然向陪同人员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在场的上海人，谁也回答不出来。毛主席说:“应该有。”后来，果然找到了一座下海庙，经过考证，才知道了上海浦与下海浦的故事。由此可见毛主席的博闻强识。
到了元朝，上海才正式有了行政区划。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立上海县，辖于松江府，县域主要包括今吴淞江故道以南市区、青浦县大部、闵行区大部、浦东新区大部和南汇县。元代后期，上海地区有松江府和嘉定州、崇明州，以及华亭县和上海县。
此后，上海地区的区划虽有变化，但基本都是属于江苏省的“朴实无华”的小县，直到又一次偶然的出现。19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上海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
之所以在要求通商的首批港口中选择上海，是因为这里的位置太过重要。上海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黄金水道”长江与“黄金海岸”在这里连成了一个“T”形，上海就位于“T台”的中心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上海县洋泾浜以北一带划为洋人居留地，后形成上海英租界，这也是中国的第一块租界。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虹口一带划为上海美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租界。
在谈到上海为何能发展如此之好时，很多人都会强调这里的开埠和租界，这些的确是推动上海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仅有这些因素就够吗？
咱们先说开埠，在最初开埠的五个港口中，上海是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却是后来发展最好的。在后续的不平等条约中，南京、天津、重庆、台南、汉口、九江等十余个通商口岸陆续开通。除了广州之外，其他口岸城市的发展固然不错，但与上海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再说租界，旧中国一共有过27个租界，分布在天津、上海、广州、厦门、汉口、苏州、杭州等地，其中，天津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设立租界。可见，租界也并非上海独有的特点。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开埠和租界，确实可以让上海有不错的发展，却不足以确保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经济体。让上海市从具有相似背景的城市中脱颖而出的，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两点重要因素，一是江浙人的涌入，二是新上海的创新能力。
上海原本是个小渔村发展成的小县城，在开埠之后，不仅大量洋人涌入，江浙一带的人更是为上海的发展添加了强大助力，形成了如今的江浙沪“包邮”合作区。
江浙人涌入上海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了上海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来势汹汹，并定都天京（即南京），江浙一带的富户和流民都涌向上海，带来了资本与廉价劳动力。这次移民潮还结束了“华洋分居”时代，为上海提供了更多可能。
于是乎，以苏州人、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等为代表，擅长扬长避短、回避风险的苏商，与“敢为天下先、勇于闯天下、充满创新创业活力”的浙商，“卧龙雏凤”齐聚上海，硬是在一大群洋大爷的眼皮底下，搅动起世界风云。
对于老上海而言，江苏人整体多于浙江人，但要论单一地市，宁波无疑是对上海影响最大的。宁波人创办、创造了上海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南货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等50余个第一，几乎缔造了半个上海。
大量涌入的江浙人不满足于拾洋人牙慧，而是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在务实经营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这种创新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上海的底色。风云际会的上海，也因此迎来了飞速发展：
开埠后10年左右即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的50%以上；开埠后30年左右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1900年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总部全部在上海。
上海的开拓与创新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在中共一大举行之前，这里就已经吹起了革命之风：
1898年夏，上海出版了《泰西民法志》（泰西泛指西方国家），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该书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开端；
1899年2月，上海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创办的《万国公报》上（1895年，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创办了《万国公报》，就是为了蹭原报纸的热度），开始连载《大同学》（天下大同之学），把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论》详细介绍到中国来；
1912年至1926年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七成，奠定了上海在文化舆论中的重要地位；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月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率先爆发，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纷纷响应，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北京与上海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双塔”；
1920年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开始酝酿建党，并于5月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4月，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伍廷康）为全权代表，了解、联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还在上海见到了毛泽东，并在8月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就这样，各地迅速建立起共产党组织，；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并在组织内部学习，《共产党》月刊等革命刊物开始发行；
1920年12月15日，第一批89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出发，此后，先后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1600名中国学生从这里出发，远涉重洋、留学报国；
1921年6月3日，列宁派出的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接替维经斯基的尼柯尔斯基等人，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起商讨一大召开事宜。在此期间，由于陈独秀恰好在广东任职，也曾有人建议就在广州召开一大。但陈独秀觉得，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最终还是选择了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寓所内召开，除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共有13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独秀个人委派参加会议）。
在7月30号晚的会议过程中，一个陌生人闯入会场，声称走错路，革命经验丰富的马林赶紧停止了会议。他们走了仅一刻多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派了9个人前来搜查。当时，李汉俊和陈公博未离开，桌子里还有几经涂改的大纲草案，但侥幸的是都没有引起巡警的注意。
在李达的爱人、青年团员王会悟的建议下，一大代表们来到了其家乡浙江嘉兴。嘉兴离上海不远，又不引人注目，就这样，代表们就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中完成了一大的剩余议程。
参加一大的13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且大部分都有过出国经历，其中的3人在一大召开之前就留过洋，分别是李汉俊（1904年留洋）、董必武（1914年留洋）、周佛海（1917年留洋）。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陈独秀（1901年至1915年，先后5次东渡日本求学），中共重要创始人李大钊（1913年，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也都是在一大召开前就有了留洋经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是很“洋气”的。
不过，“洋气”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重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搞革命再“洋气”都不如接地气。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里不仅有大量的资本，更有着广大的工人阶级。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万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万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北伐战争期间，为了推翻军阀统治，上海的共产党人发动广大工人阶级，先后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成功后，各界代表共同组建上海市民政府，在19名委员中有汪寿华﹑罗亦农等9名共产党员。
不过，蒋介石来到上海后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革命领袖在这次政变中惨遭杀害。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中国的大革命宣告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因此破裂。
中国共产党吸取了经验与教训，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为之后的斗争积蓄更大的力量。1927年秋，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央特科。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周恩来等人果断处置，让党中央又一次度过危机。尽管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但周恩来等人坚持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
1933年1月7日，由于局势十分不利，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今江苏赣州的瑞金市），并在那里组建了第一个全国性苏维埃政权。
回首上海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党“襁褓”时期在上海的12年岁月，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出现，能看到新上海与新生的共产党一样，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发展、突破。
在上海的众多优点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便是创新精神，各种各样的新事物都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共产党、为新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有人说上海人排外，但对于优秀的新生事物上海人从来不会排斥。
如今的上海，依然是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之一，我们回顾上海的历史会发现，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仅限于其交通优势，其周边的人才储备也很重要。只有汇聚人才、坚持创新才能将各种资源转化为优势，将一个个偶然转化为成功的必然。（化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