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两个勇敢的年轻人带领900余名戍卒在蕲县大泽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先杀死了押送的秦军军官，随后便发动了反秦起义，这两个勇敢的年轻人，一个人叫陈胜，一个人叫吴广，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从此揭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随后，陈、吴起义军的兵力如同滚雪球一般膨胀，到攻打陈地之时，起义军已经拥有了“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万人”，虽然陈胜、吴广二人建立的张楚政权最终在内部的分裂以及秦军的进攻之下以失败告终，但是立国仅仅15年的大秦王朝最终也在风起云涌的秦末农民大起义之中轰然倒塌。
大泽乡起义之后，秦王朝各地是“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六国纷纷死灰复燃，秦王朝一统不过20年，天下便又烽烟四起。
一支900余人的队伍对强大的秦王朝举起了反旗，结果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大秦王朝的境内便是烽烟四起，秦朝皇帝的统治摇摇欲坠，这实际上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陈胜吴广一发动起义，原本相对稳定的秦朝国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之内就四分五裂，秦朝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之内就被打回了仅仅占据今陕西关中以及蜀地的秦国状态。
但这种逻辑是说不通的，封建时期的历朝历代，哪怕是占山为王杀人越货的一伙土贼或者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其规模也很有可能超过900人，比如明末有义军放言曰“弟兄一千七，天下无人敌。有人来犯我，一个一两一”起义最终还是被清军扑灭，可见这些势力唯一的命运就是被官军消灭，而陈胜、吴广二人却以数百之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到了数万兵马，对这一问题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陈胜吴广二人虽然手上只有900人，但是潜在的“张楚军士卒”却是成千上万。在大泽乡起义之前，反抗秦王朝残暴统治的斗争就已经开始了，换句话说，陈胜可能并非反秦第一人。
其实这一点，在惜字如金的《史记》中都可以找到与之印证的记载比如：
“（秦始皇）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张良行刺事件）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
“布已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可见黥布领人为“群盗”应该在大泽乡起义之前。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彭越为“群盗”也在大泽乡起义之前。
当然了，秦始皇在咸阳“逢盗”或许只是简单的治安事件，张良行刺事件则是六国后裔的反秦行动，彭越或许只是地方贼伙，而黥布（英布）在秦末比较有代表性，很明显此人的的经历和陈胜吴广差不多，陈胜，吴广在戍边的路上反秦，英布则是在被押往骊山的路上和众人一起逃走然后“为盗”。实际上在秦国统一之前，秦人自己就在不断的逃亡，逃亡者啸聚山林，杀人越货。
秦统一之后的数年间，其频繁的徭役以及严苛的律法将还未完全消化的关东六国旧地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同时，虽然秦军摧毁了六国的政权，但关东六国的社会基层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基层官吏甚至和平民一起抵制秦的律法和政令。
频繁的徭役、严苛的律法、被逼成为盗的平民、还未完全消化的六国故地、满怀仇恨的六国旧贵族，这些让秦国的社会在一统天下之后变得危机四伏。六国在时，秦国王室以战争和军功和平民分享利益，苛政之下的矛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而六国灭亡之后，整个秦国迅速变成赢秦统治阶层“以一人之心为天下人之心”的工具，所以秦王朝内部的矛盾被迅速激化，这也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的九百人能在不到一年之内，做到兵卒数万人，骑兵数千人，战车五六百乘的水平。虽然二人起义之初只有900人相随，但是秦国的统治者早就为他们准备了的大量的后备兵员。
陈胜并非反秦的第一人，早在秦国统一之前，“为盗”之人便层出不穷。等到陈胜、吴广以900人发动起义，这些“盗”便纷纷投向陈胜，所以陈胜吴广二人的队伍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而心怀怨愤的六国旧贵族也利用本国原先的势力纷纷起兵，自秦始皇死到各诸侯国联军攻入咸阳也不过就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秦国统治者便从春秋战国500年混战的最终胜利者变成了春秋战国500年大混战的最后一个失败者，正所谓“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