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武将们的地位都不是很高，这除了跟宋朝的国策有关外，还跟宋初的一个案件有关。宋朝经历五代十国之乱后，深知武将跋扈不听指挥的弊端。于是宋太祖宋太宗两位皇帝接连打压武将，由此宋朝武将们的地位就被压得很低。从宋初的“李飞雄案”可以看出。
这个案件发生在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至四月二十六日之间。案件的主角是李飞雄，他是李鏻之孙（经历后唐到后周），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这个李飞雄是个纨绔子弟，整日游手好闲，混迹于京师和魏搏之间，和一些无赖之徒喝酒干坏事。
由于他的父亲在秦州当官，所以李飞雄也知道当地一些库房里的事。一天夜里他假借拜访自己的岳父（时任凤翔盩厔尉的张季英）的名义骗得其岳父的马缨。然后带着马缨去向驿卒要马。驿卒一看大半夜有人来要马，心里有所怀疑，因为公务人员都是白天来换马。但是一看来人一副官威，架子挺大，而他手里还拿着马缨（当时的马缨是身份的象征，官员的马缨是有特征的）。
驿卒不能辨别马缨的真假，又害怕得罪人，于是就把马给了李飞雄。他还命令一个驿卒当作向导，称自己是朝廷派来巡边的。并且拉上姚承遂、王守定、卢赞等武官一起。他之所以找到这几个人同行是有目的的。
姚承遂、王守定两个以武选官的身份随行是很有欺骗性的， 在之后和其他众将相遇时把姚、王二人摆在前面是十分有效的，周承瑨等见姚承遂，王守定一起都来了。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都束手就擒。
而一起同行的卢赞， 则是县尉下辖一县弓手，可保证李飞雄沿途安全。
李飞雄身为纨绔子弟，他这些想法是没有错的，一连坑骗了很多人，以至于这些人都上了当。
等到了清水县，李飞雄就下令称自己是奉皇帝的密诏前来捉拿这些武将，于是把这里的武将们绑起来。这时身为秦州都巡检使的田仁朗哭着要求看诏书，李飞雄大喝道：“当今皇帝是晋王的时候我就侍奉在他身边，我奉的是密诏。你们在这里不好好报效国家，于是让我来诛杀你们。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杀封州的李鹤吗（之前有岭南使者诬陷封州李鹤谋反，赵光义不去彻查清楚就下诏诛杀）？诏书是你们相见就能见的吗？”
刘文裕哀求道：“我们以前也曾经在晋王府服侍晋王，您难道就看着我们被杀而不去拯救吗？”李飞雄让身边的人都下去然后走到刘文裕身边对他说：“你愿意和我一同富贵吗？”刘文裕一听不对劲，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于是假装答应了他，李飞雄看刘文裕跟自己合作就命人把他放了。
刘文裕找到机会在田仁朗耳边说出自己的怀疑，二人商议如何破局。田仁朗假装从马上掉下来看着差点没气了。李飞雄亲自过来看看怎么回事，他下令给田仁朗松绑。田仁朗找准机会抱住了李飞雄，和刘文裕一起将他捉住了。
李飞雄也是吓了一跳，大声惊呼：“田仁朗等人谋反，要谋杀使者。”但是没人听他的，于是李飞雄被关押在秦州大狱。之后李飞雄什么都招了，自己怎么行骗的，自己什么目的都一一招供。
从李飞雄的用意来看，他想直接地夺取清水地区军队指挥权的方法莫过于直接处理掉所有当地中上级军官（刘文裕，田仁朗等人），所以刘文裕的合作态度让他放松了防备。
宋朝初期为了掌握下情，中央确实派出了很多情报人员或特使以侦查四方，有临机专决之权，甚至不需要案后复核。
宋初为了收夺武将职权，多有防弊制度以达到其“将从中御”的目的，案发时，北方虽有北汉尚未统一，但文治之基本格调已经奠定，武将群体在太祖末年整体趋向于服从皇权。李飞雄假造“地位”虽远不如刘文裕外戚之贵重，但其所假借的“密旨”却是所有人都必须俯首听命的。由此可见当时武将们跟宋初比已经没有可比性了。
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 五月宋太宗下诏，除李飞雄本人家族外，其在京师等地游历时的故交、涉案从犯、甚至仅仅是将驿马交李飞雄的驿卒亦诛杀全族。太宗还牵连到了时知乾州的李若拙，若拙仅仅因为与飞雄之父联名，便因此流放沙门岛。
之后《宋大诏令集》中亦有《诛李飞雄诫劝天下诏》:
“念中外臣庶之家各有子弟，或自来有乖检慎。为卿党所知，虽加戒勖，曾不悛改者。并许本家尊长具姓名，闻于州县。遣使锢送阙下，当配隶诸处取。有藏匿不以名闻者，异日丑状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由此可见，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宋朝政府之整顿决心十分坚定，力度也非常大。本案了结后政府意识到，当下极端不稳定因素，除李飞雄般骄纵不羁、胆大妄为者之外，如姚承遂、王守定之辈因缘为奸也是一个重要隐患。于是更加地去严格约束这些人，武将们的地位就更下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