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育的定义，在体育人类学中是这样定义的：“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要素中，依据生产与生活中的欲望或要求，慢慢演化出来的。”人类最早进行体育活动是从寻找生存的食物和保护自己的活动中开始的。原始社会时期，为了在狩猎时能够追上猎物就会有意识的加强练习跑步，奴隶社会时期，开始出现了步兵跟着马车赛跑的训练，封建社会时期，接连不休的战争使得军队的建设受到了重视，于是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训练士兵的跑步能力。
关于艺术的定义，普遍认为：“艺术是人类了解和掌握客观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掌握客观事物的表象的方式就是艺术活动。”而艺术一般以艺术作品的形态表现出来，代表着艺术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情怀以及作者对自然、对生活的认知。
我国古代对于“体育”一词，虽然没有准确的记载，但体育中的每个项目都是存在的。因为很多的游戏和锻炼身体的方式都以艺术的形态表现出来，如通过陶俑等形式表现并传承下来。我国古代体育起源的时间根据许多文献记载应该是在黄帝时代。如《世本》中记载：“挥作弓，夷牟作矢，皆黄帝臣。”又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刘向《别录》中指出：“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尚书》中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中记：“陶唐氏之始，民气郁阏，故作为舞以导之。”这些书籍记载古代体育有弓箭、蹴鞠、角抵、乐舞、体操、围棋等。
古代早期人们的种种身体活动，在原始绘制的岩画中也有所表现，奔跑、跳跃、持械的攻防动作，陶盆内壁绘制的舞蹈动作等，这些活动不仅是体育类活动，又是当时在生产与生活中，必须具有的身体技能和技巧。当人们逐渐地意识到这类活动，对于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十分有益时，这类身体活动，才逐渐地形成了人们喜爱的体育活动项目。从萌芽状态到不断发展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活动，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科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活动而相继出现的。事实上，不管是艺术，还是体育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与整个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汉代是体育与艺术都繁荣发展的时期，两者的融合产生了大量以体育为题材的陶俑艺术。这些历经千年所积累沉淀下来的民间体育与艺术，慢慢的成为一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文化活动，也将体育与艺术相互融合和渗透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无疑是体育活动与陶俑艺术最完美的交融：艺术中蕴含着体育，促使体育集聚更大的能量，奔向更加富有内涵的境界；同时，体育中融合着更多的人文情怀，使体育本身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在生活当中，往往会运用艺术的触觉和认知去评价和审视体育运动，使得体育中所富有的功能更加全面和完善，更加凸显体育所带来的魅力。现代体育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过去，不只是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人文精神，并且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体育与艺术是人类表达自我感情的原始方式，都来源于人们平时的生活实践，从人类文明开端之时，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后社会不断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体育与艺术被分开，独立发展。当下，进入现代社会后，体育与艺术又呈现出相互融合发展的一种趋势。
汉代陶俑作为另一种表述方式，从不一样的视角记录了汉代人的生活情景，让我们直接感受到表露在其中的体育与美术的共存。那么，体育为何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在陶俑中？
秦始皇中断“饼武之礼”严禁民间习武的产物
汉代初期，各方面都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汉承秦制”使得社会文化方面受到了秦朝很大的影响。据《文献通考·卷一四九》记载秦灭六国后，采用了强制性的统一举措，其中就不准民间私行收藏或藏匿兵器，不允百姓研习作战技术。人为的中止了“饼武之礼”和民众练习武事等传统文化。但中国古代尚武文化的更替继承由于其惯性，并不可能当即消失，于是转变成了其他的模式。在秦二世在位时被引进宫廷，作为供宫廷贵族们欣赏玩乐的一种活动，与舞蹈、杂技等一起表演，被赋予了欣赏兼娱乐的性质。由此，角抵发生了一个从“武”到“戏”的质变，从具有抗衡性的“角抵”化为了兼具娱乐与欣赏性的“角抵戏”。这样的改变契合统治阶层享乐需求的同时，同样肯定了体育活动在两汉百戏中的发展基调。
楚风汉韵的开放融合精神的影响
“楚汉的浪漫主义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先生曾这样论述，楚文化确实体现了丰厚的浪漫气息，先生的观点是值得赞许的。楚文化有其本来的文化特性，然而并不守旧，拥有开放融合精神，不排挤斥逐外来优秀文化因素进行交流学习，开放融合中形成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倘若说汉赋出自于楚骚，那汉代的艺术则出自于楚风。富有想象，饱含激情，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与信鬼而好祠的神话色彩，充满浓郁的原始风味，楚风就是气韵生动之风格的原型。差别于汉朝儒家重“礼”制与理性精神，楚文化则侧重表现内涵情感。出土的汉代陪葬陶俑、画像砖、画像石等都可以看出，其造型艺术倍受楚文化陶染，不仅富有生命与动感，而且气韵生动活泼。这种积极发展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学习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使楚文化的发展得到完善，同时也为源于楚风的汉代艺术发展提供了基本情调。
汉朝歌舞风行的陶染
体育活动在汉朝百戏中的蓬勃发展，与那时歌舞盛行的广泛流行有着必然的关联。歌舞之风是汉代社会风气的一个特点，人们都喜欢用歌舞来表达情感，下至寻常百姓、上至皇帝贵族。因此，有类似歌舞团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被豢养起来专程供地主权要们享乐的“舞伎”、“歌儿”；也有不同的乐队供宫廷内部的皇室贵族娱乐。《盐铁论·散不足》中对歌舞之风有所记载：“吟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还记录了当时“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秦朝“角抵戏”通过汉朝歌舞之风的陶冶濡染，许多体育活动水到渠成的融入了其中。
娱内拓外、显扬国威的一种手段
汉承秦制后，在统治方针上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获得了重大收效，生产生活取得极大改善，社会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细耻辱焉”，经文景盛世之后，经济不仅更为富足，此时文化建设也呈现了衰落后再兴盛起来的形势，传授和学习知识、技艺渐成风气。
国家日益富裕，各地的藩王势力日益强大，“七王之乱”使得“地方藩王与中央政府为了赢取战役胜利，均大范围地操练兵马，在军事操练中一部分竞技性较强的体育项目作为一种实用手段被引入其中，这些项目在训练中大多会依据阵战方式的变动来变换竞技手段。”
《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描绘出千军万马的雄伟景象与气魄，展现了当朝强盛的军事阵容的记录。依照匈奴行军作战的特点，汉武帝实施大举发展骑兵，扩建骑军队伍等一系列措施，为后期反攻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稳固的保证，六战六捷让匈奴自此逃往远处，南匈奴臣服来朝，不仅使大汉朝国威名望飞速远播，同时还开拓了丝绸之路，为东西方经济贸易、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世界的共同进步做出了永垂不朽的贡献。西域通道的开通，用具体行动证明和演绎了一代王朝风采，标志了大汉朝文治武功的完美结合。
汉代百戏作为汉代综合文化的一种表演形式，不仅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特点，用歌舞来表达情感。且往往被当作助兴的手段用来款待外国来宾和少数民族首领，在民族往来与交流中施展了很大功用。汉武帝在位时曾办了两次大型的百戏演出，“作角抵戏，三百里皆来观”记录了元封三年时举办百戏演出的场景，“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记录了元封六年夏时的百戏演出盛况，颜师古用“噪都邑人，令观之，以夸示之”指出了汉武帝此举之目的。汉昭帝、汉宣帝以及东汉孝顺皇帝，也都爱用百戏演出来款待外国宾客。百戏成为了汉朝统治者们彰显国家名望声威的一种手腕。虽然百戏表演中不会少了歌舞之类的演出，但体育活动却是占据其主要地位的。原因在于富有对抗性的竞技体育活动，越发可以渲染氛围、能够增加兴致，也可以使汉朝统治者们显扬国威的心理得以满足。
“丝绸之路”带来外来文化的影响
两汉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而踊跃发展。与周边各民族的来往与交融，使得西方的体育文化循着丝绸之路，经官方或民间，不断传到大汉王朝，进行着广泛交流。百戏文化越来越多样化与外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考古至今曾发现了近十幅刻有眩人形象作为纹饰的画像砖、画像石，不仅有文字记载，河南省新野地区出土的汉代《吐火图》中，也清晰可见其刻画的就是这种高鼻梁长须发，尖幅长裙，手拿布带，口里喷火的很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人形象。
汉朝时曾有东罗马的魔术团来过中国，安息的马戏班在汉武帝时期也曾到过中国进行杂耍、角力等演出。据《史记·七十列传·大宛列传》中的记录，汉武帝时期安息(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其中的“觳抵奇戏”，其实便是“角抵戏”，也就是汉代百戏。
四川彭县出土过刻有“掷倒叠案伎”的汉代画像石，其图可以看出叠放的木案竟然有十二张如此之多。“安息五案”从中亚传入到汉代，而“掷倒叠案伎”便是汉代融合了“安息五案”之后的创新。这表明汉代与各国进行“百戏”交流时，汉代百戏中的体育活动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技艺，也融合并改进了外来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这些都使得汉代体育文化的内涵与表达方式得以丰富起来，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汉代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的同时，体育与艺术也互为影响与交融，汲取各文化所长浓缩在了陶俑之中，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