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对于李自成先生来说是相当难受的一年。在这一年的三月份，他攻克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昔日只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皇帝朱由检死在他的手里，无数原先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也匍匐在他的脚下，巍峨壮丽的皇极殿即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然而仅仅二十几天之后，那个叫吴三桂的人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把满洲八旗军放了进来。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军队以一种相当绅士的方式进入了北京城。四月三十日，他们却以一种极其狼狈的方式离开了这座伟大的都城。《虎口余生记》记五月初到达真定一带的大顺军“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由此可见西撤大顺军的混乱以及军纪的崩坏。
虽然说山海关大战并没有给大顺军主力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但是这场大战的惨败却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叛乱迅速蔓延到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这或许并不是什么阶级偏见，只是“墙头草顺风倒”而已。试想一下，如果说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之中以少胜多，成功击败了清吴联军，这些人敢动一下吗？
由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叛乱，大顺军已经不可能守住河南河北一带。在五月初，清军占领北京，多尔衮调配了一万兵马给吴三桂，再加上他的本部，吴三桂就领着这些兵马去追杀李自成，同时配合作战的还有满洲诸王公的部属。五月初八日，吴三桂的部队在庆都追上了李自成军，大败之，断后的蕲侯谷英战死，紧接着，两军又在真定发生战斗，由于军心涣散，逃散者日多，李自成决定亲自指挥这次战斗。
《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闯贼屡败，逃者日众。辛卯自率精兵还斗，三桂分关兵满兵番体迭战，贼渐引却”可见此战大顺军的战意并不高，而且此战实际上是李自成所指挥的一次断后战，所以才会出现“贼渐引却”的情况。但很不幸的是，李自成在指挥作战的时候被吴三桂手下的部队发箭射中。《吴逆始记末》记载此时战场上又刮起了大风，大风吹折了大顺军的旗帜，于是，士兵们开始惊惶不安，逃散者越来越多，吴三桂命令辽东军发动全面总攻，真定之战以李自成的失败而告终《清世祖实录》记载“贼势益不支，鸟兽骇散”。傍晚大顺残军居于民居之中，民居主人害怕战火殃及自身，鼓噪逃出，并且放火焚烧自家房屋，李自成不得不连夜拔营，最终退入山西“贼移营，终夕数惊，拔营西去，度故关至于山西”大顺军之惊惶失措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清顺两军在真定一带交战时，河北定州又爆发了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员董一阳被处决，首级被送给吴三桂，吴三桂于是发兵援助定州，在定州城北的清水铺打败了大顺军谷可成部，谷可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数千人战死，三员大将被俘虏，谷可成本人则被吴军斩杀。
李自成西逃之后，河北，山东一带的叛乱愈演愈烈“监纪职方主事凌驷起兵于临清，侍郎张凤翔走东昌，亦倡士民起兵，其河北、山东郡县各杀伪官起义”在山东青州的大顺军遭到“义军”的袭击，一姚姓将领和数千人被杀。大顺政权对于山东和河北的统治已经宣告结束。
但是呢，大顺皇帝李自成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大顺政权已经很难在河北立足，庆都、真定这两次交战都带有很明显的断后阻击战性质，掩护主力撤入山西，所以这两场战斗的战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预见的事情。而且清军也没有某些地主文人笔下那么强悍。《清世祖实录》记载在顺治六年的五月，阿济格指责刚死不过一个多月的多铎“征流寇至庆都而潜身于僻地，破潼关西安而不尽歼其众”也就是说在庆都之战时，随同吴三桂等人作战的多铎“潜身于僻地”，这很好理解，就是多铎在庆都之战时藏在偏僻的地方，堂堂亲王居然在战场上被迫寻找偏僻的藏身之处，这句话的出现只能证明，在这场看似风光无限的追击战之中，清军依旧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到五月十二日，吴三桂等人返回北京，河北追击战宣布结束。
就像人吃东西一样，吃得太快，吃得太猛，就会很难消化，肚子就会不舒服，最后只能以极其难看的方式排出去。李自成也是如此。二月份，大顺军在山西分兵，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占领北京，三月二十五日刘芳亮又占领了保定，由此可见，刘芳亮部大顺军在河北境内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占领了河北，同时，李自成自己也迅速占领了山西，京畿，山东更是几乎传檄而定。也就是说到1644年三月前后，李自成已经获得了几乎整个华北的统治权，但这毕竟只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过短的时间导致李自成政权无法真正掌握地方的政权，消化投降的明军，这种危险的局面为五月份的大溃败埋下了伏笔。所以我们说，李自成需要的是时间，他需要时间稳固自己的地盘，甄别投降者，压强自己大顺军的实力，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危险。
黄河以南各地针对李自成政权发动叛乱的地主官绅一没有相应的实力，二没有一个主心骨，在几个月之内便纷纷投降清朝，清廷收取了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大片土地，获得土地的同时也就获得了相应的人力资源，不管是对于李自成政权还是对于南京的弘光政权，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