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用成为河东节度使以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幕府，开始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以河东幕府为纽带，李克用不断向周边进行扩张，一些原属于河东幕府的幕僚为适应地盘扩大的实际需要，被派往新占领或归附的地区担任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留后等职。
这就产生了许多新的幕府，但这些新建立的幕府，由于其幕主，甚至是主要幕职都来源于李克用幕府，所以实际上仍从属于河东幕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河东幕府显示出了泛化的趋势。
二是，河东幕府也在适应时局变化的需要，其内部机构、人员、运作方式等方面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幕府的人才优势开始发挥力量，幕府机构逐渐走向完善，幕僚文职化倾向不断地加强等方面。
一、河东府的战略地位
这两个趋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河东幕府的发展为李克用向外扩张提供了人才支持。另一方面，不断地向外扩张也使得河东幕府有了源源不断地发展动力。一言以蔽之，李克用、李存瑁父子为成帝业而开霸府，又因开霸府而成帝业。
严格来说，李克用一直在北方地区努力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但一直到唐王朝委以他为河东节度使后，才有了稳定的根据地。从此以后，李克用、李存瑁父子相传，以河东为中心，向四周扩张。
而从整个五代时期来看，李存瑁、石敬塘、刘知远、郭威都在河东发迹，从某种程度上说，河东幕府缔造了唐、晋、汉、周等四朝。而开启这项历史伟业的则是相继为河东幕主的李克用、李存瑁父子。从地理方位上看，河东幕府向外的扩张可以分为东、东南、东北、南这四个主要方向。
唐代河东节度所辖范围大致是“太原府、石、岚、汾、沁、辽、忻、代”，这一府七州之地。河东节度的南面有主要有晋州定昌军节度和潞州昭义军节度两个方镇，这两个方镇处于汴梁朱温集团与河东李克用集团之间的缓冲地带。从战略地位上来说，潞州是河东的南大门，同时也是朱温抵御李克用势力南向发展的前沿阵地。所以双方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就显得异常的激烈。
晋州定昌军节度于后梁开平四年设置，“护国节度使冀王友谦上言晋、绛边河东，乞别建节镇，壬申，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可以说，朱温设置定昌军节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河东的防范力量，其军事意义十分的明显。但在后梁设置定昌军节度之前，河东和汴梁这两大集团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
唐昭宗大顺元年天子削夺了李克用的官爵，并派“张浚会诸军于晋州，朱全忠选汴卒三千为张浚牙队”，虽说这次是以朝廷的名义对李克用实施的讨伐，但是朱温在这次行动中积极参与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是河东李克用与宣武朱温争夺晋、绛、慈、隰等地区的开始。李克用随即派李存孝迎战，这次朝廷出兵晋绛地区以失败而告终。
唐昭宗乾宁二年李克用“自晋阳趋三辅，讨凤翔李茂贞、那州王行瑜、华州韩建之乱”，此次出兵，晋绛之地是李克用河东大军的必经之地，但是由于绛州刺史王瑶拒绝李克用从本州通过，故而“李克用陷绛州，刺史王瑶死之”，占领绛州使得李克用暂时取得了对晋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但是好景不长，唐昭宗天复年间李克用与朱温在这晋绛地区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
朱温由于不满河中王坷与河东李克用相连通，晋、绛相继落于汴人之手，对于河东李克用来说有两大不利，一是经河中朝见天子的道路被堵塞，在政治上开始变得被动二是河东西南门户被打开，使得朱温可以直接从邻近河东节度的晋绛之地出兵，威胁河东幕府的大本营一太原，这又造成了军事上的不利地位。面对困境，李克用派遣其幕府中的精干人选开始实施反攻，天复二年“李嗣昭、周德威领大军自慈、隰进攻晋、绛”，大有收复晋绛失地的气势。
朱温也不甘示弱的，除了派大将朱友宁、氏叔踪领兵十万与河东军对峙外，还亲自领兵坐镇晋州指挥作战，足可见双方对这次交锋的重视。一开始汴军取得了完胜，曾一度“营于晋阳之西北”，连原本由河东控制的慈、隰、汾等州也落入朱温之手。纵观河东与汴梁之间的争斗史，这是李克用遭受的最大失败，河东幕府也差点遭受了灭顶之灾。
后来在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幕府大将的奋力作战下，相继收复了慈、隰、汾等三州，这才使河东面临的危机得以缓解。在之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这一地区比较大的军事行动有后梁开平二年“邠、岐、蜀三镇复大举攻长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三万攻晋州以应之”，后因河东骑将夏侯敬叛归于梁，周德威不得不退保隰州另一次是开平三年李克用“御军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审、丁会统大军出阴地关，攻晋州”，由于“城中血战据守”以及梁将杨师厚及时赴援，致使河东军无功而返。
二、对河东府的争抢不断
定昌军直到后唐同光二年，才正式由河东幕府接管，史载“以前安国军节度副使、检校太保、左卫上将军李存又为晋州节度使”，此时的定昌军已于后唐同光元年改为建雄军。到后唐统治时期，建雄军所领实际上只有晋、慈、隰等三州之地。由于战略位置突出，李存瑁相继任命了李存义、李存碴、符彦超等人为晋州节度使，李存义、李存確是宗室子弟，符彦超为河东幕府大将，皆是李存瑁的心腹干将。
潞州昭义节度为唐代旧镇，唐肃宗至德元载年“置泽潞沁节度，治潞州”，到唐末五代初，成为兵祸连连之地。唐嘻宗中和元年九月“己已，昭义军戍将孟方立杀成麟，自称留后”，泽州戍将孟方立拥兵自立后又“擅裂邢、洺、磁为镇，治邢为府，号昭义军”，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潞州节度一分为二，孟方立治邢州为府，而朝廷又任命李克修为昭义节度治潞州。对于河东李克用来说要想将自己的势力向南扩展，孟方立这股势力就必须先予以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邢州孟方立依靠朱温的支持，对河东李克用集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李克用“击邢、洺、磁无虚岁，地为斗场，人不能稼”，不断依靠河东幕府大将对孟方立实施军事打击，一步步的蚕食邢、洺、磁等地区。孟方立利用各方镇之间的矛盾，先后联合镇州王镕、吐浑赫连铎等势力共同对抗河东李克用集团。
龙纪元年孟方立死后，其侄孟迁继为留后。为了抵抗河东军的进攻，孟迁“求援于汴，汴将王虔裕率精甲数百入于邢州”，但区区数百甲兵是对局势的发展是起不到实质作用的。大顺元年李克用派遣“李存孝攻邢州，孟迁以邢、洺、磁三州降，执汴将王虔裕三百人以献。
武皇徙孟迁于太原，以安金俊为邢洺团练使”，而先前李克用已于中和三年冬十月“遣李克修击之，辛亥取潞州”，次年表荐其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到这时，李克修、安金俊等河东幕府成员分别出任地方节镇，扩大了河东幕府的影响，河东幕府得以借机向南稳步发展。
唐昭宗大顺元年昭义节度使“克修卒，以克恭代为昭义军节度使。克修为人简俭，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见答以死。克恭横暴不法，又不习军事，由是潞人皆怨”，相比李克修这位河东幕府的栋梁之才，李克恭就显得相形见细了，李克恭治军不力，导致了潞州内部发生军乱，汴军乘机袭占了潞州。
次年，“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入汴军”，李克用为了避免潞、邢等地得而复失，急忙派幕中大将李存孝领军收复失地。李存孝这次出兵果然不辱使命，相继收复了晋、绛、邢、洺等州，包围了潞州，擒获了朝廷新授的昭义军节度使孙挨。之后“汴将葛从周弃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以李存孝为汾州刺史”，河东幕府早期主要成员康君立、李存孝被派往这一地区，以加强河东李克用集团对南面地区的控制。
从大顺元年到光化元年这段时期，李克用一直掌握着对昭义军的控制权。前文所述的河东幕府主要僚属中，康君立、薛志勤分别于年一年、年一年担任昭义军节度使，这是河东幕府向外扩张的重要体现。
一方面，河东幕府中大批幕僚被调往新控制地区任职，客观上扩大了河东幕府的外延另一方面，形式上的离开河东幕府，有利于这些幕僚自身才能的发挥。为日后李存黝统一中原地区的行动，产生了积极的支持作用。
薛志勤光化元年死于潞州任上后，潞州地区的控制权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第一次是泽州刺史李罕之趁薛志勤发丧之时“引泽州兵夜入潞州据之”、“遣其子请降于朱全忠”，以寻求汴梁朱温的援助。朱温遂“表罕之昭义节度使，命丁会援之”，与此同时，河东李克用也采取了行动，“遣李嗣昭将兵讨之，下泽州”，次年，李嗣昭平定潞州。
第二次泽、潞等州控制权易手发生在唐昭宗天复元年，“沛军大举攻太原，氏叔琼以兵三万由天井关进攻泽潞，节度使孟迁以上党降”，这是朱温对泽潞地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时的朱温集团正值势力的巅峰。使得河东李克用也不得不承认“沛寇方盛，难以兵服”，于是“遣牙将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陈当时利害，请复旧好”，寻求暂时的妥协与喘息的机会。朱温于是“以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孟迁为河阳节度使”。
从天复元年到天枯三年丁会一直为昭义军节度使，史称“潞州节度使丁会，左创文昌之省，右新执宪之台，军令严明，兴功迅速”，这是唐哀帝天佑元年改元时的制书，其中难免有溢美之词，丁会治昭义军这五六年时间里，其政绩的优劣尚待考证。第三次控制权易手的过程中，时任昭义军节度使的丁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唐哀帝时，朱温大权独揽，丁会身为与河东节度相邻的前线将领“常惧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又加之昭宗为朱温部将所拭，大大加深了丁会对朱温的疑惧。丁会于天枯三年十二月“以潞州归于武皇”，李克用以河东幕府大将李嗣昭为昭义留后。
总结
从天枯三年到后梁龙德二年的十五六年里，李嗣昭一直为李存瑁守护河东南大门而坐镇潞州。夹寨之战期间，李嗣昭一面奋力与汴军作战，一面“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完复”，后来随李存瑁大破梁军，解了潞州之围。从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李嗣昭确实是河东幕府武将中的佼佼者，也是河东幕府向外扩张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