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开国大将老粟临终前对妻儿说:“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看到了祖国的山河壮美，看到了国家的日益繁荣，但死去的士兵却不能等到这一天。我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到全国各地，和战友们睡在一起。”
这位将军出生于那个年代末。他是个低调的人，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死后，骨灰撒遍了全国。但是，他为儿子破例两次使用了权力。为什么?
老粟利用了将军的“特权”，却把儿子调到了前线
据说，老粟的儿子在1942年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打仗，所以他的祖父给他取名戎生。这个名字也预示着这个年轻人的一生。他匆匆忙忙地四处游荡。在教养方面，老粟坚决反对儿子炫耀资本和特殊待遇。他总是追求多运动少舒适的理念。他从不给孩子特权。他把他的孩子安置在困难的地方。
粟先生虽然出生在战争年代，但他一直受到家人的保护，所以有点胆小。从战场上回来的老粟对此非常不满。1945年，粟先生3岁时，老粟以带孩子游泳的名义，带着粟先生去了河边。事实上，他想锻炼儿子的勇气。
他一手拿着竹筒，一手拿着粟先生。他让粟先生抓住竹筒，把他扔到河里，喊着:“抓牢了，跳下去!”还没等小苏融反应过来，他就掉进水里，不停地扑腾。最后，他只拿着一个竹筒浮在水面上。他可怜地看着父亲。看到父亲无动于衷，他又看了看母亲。母亲跳到一旁，大声骂老粟:“你不怕淹死他吗?”真是胡说八道!”
老粟不慌不忙地说:“这样你就可以学游泳了。这不是淹死他。”粟先生经常面临老粟的“特殊”待遇。老粟拍拍他的肩膀，希望他的儿子好好学习，长大后当一名军人。
所以，在五岁的时候，他许愿要当一名军人。1966年，粟先生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他刻意的低调，很多学生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将军的父亲。同一时期的所有学生都希望留在大城市，在学校当老师。他们认为他是一样的。
粟先生不这么认为。此时正值抗战援越时期，士兵们攻占了前线，他的父亲在战场上四处奔跑。作为军队的第二代，他应该做点什么。他多次要求将组织调到一线，但以“未毕业”为由拒绝。毕业后，没人能阻止他。
此时，当老粟听到儿子毕业的消息时，他知道自己要申请调派到前线去，但又担心自己无法忍受当兵的艰辛。于是他和粟先生进行了对话。他问:“苦难和死亡，哪个更痛苦?”
粟先生想了想，回答说:“死是短暂的，又苦又长。既然你选择了当兵，就不要怕吃苦，不要怕疲劳。”
老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此时，该组织正准备分配工作。粟先生原被派往机关任职。老粟利用他的“特权”把粟先生派到云南地空导弹部队。
粟先生第二次利用“特权”，再次进入了前线，据《开国元勋子女传》记载，粟先生在接到军令后喜出心外，立即收拾行囊前往广东。学生们建议他在开始之前在哈尔滨多玩几天，但他不愿意。在去广东的路上，经过北京的家，没时间看。
就这样，粟先生成为一名小防空兵，前往云南抵抗美国侵略，援助越南。云南前线的环境比广东更差。粟先生的军营就在一个闪电频发的地区。在雨季，雷声在头顶隆隆作响，营地的帐篷经常被闪电“光顾”。
云南潮湿，蚊子繁殖，包括蛇和蜈蚣。当你在冬天穿鞋时，有一条温暖的蛇在你的鞋里。当你掀起热被子时，里面还有一床。手臂上满是被蚊子咬过的肿胀的包裹，有些有结痂和斑点。
新兵们抱怨，但粟先生没有时间去理会。因为他看起来像一所名牌大学的尖子生，但他和那个大家伙导弹没有任何关系。由于缺乏上学的时间和经验，他在工作中经常出错。为了跟上军队的步伐，他经常向退伍军人请教并记录知识。他经常很忙。他没有时间抱怨。
后来有人问粟先生:“你后悔到云南前线吗?”粟先生说:“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打过仗。我不后悔。”
在前线的日子里，他每天至少要发出四次战斗警报，这导致没有人离开阵地。粟先生在一个帐篷里住了四年，运行了数千个战争警报。他一步一步地听从父亲的话，从士兵变成了排长。1969年，粟先生的部队调回大陆，任务由实战改为演习。
然而，这种安逸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中苏关系日趋紧张，镇保岛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由于担心国家大事，老粟不希望儿子一直在舒适区工作。他和组织商量后，把粟先生调到中苏边境部队。
于是，刚刚回到大陆的粟先生奉命奔赴战场。在去北线之前，老粟给儿子寄了一首诗《老兵之歌》。在这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不必对着镜子叹息，白发仍可挥鞭”。此时，老粟将军因病不能战斗并杀死敌人。
这也是为什么他两次把儿子送到战场上的原因。他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心愿，奔赴战场，实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
这也是粟先生的愿望。他很愿意到前线为国家服务。
在父亲的命令下，粟先生收拾好行李又出发了。
按照指示，粟先生当兵了一辈子，北方军队的生活比南方军队的困难。干燥严寒是北方冬季的“特征性产物”，由此造成的蔬菜短缺也是难以忍受的。最重要的是，粟先生从一名防空士兵变成了一名步兵。他在南营学到的导弹在北方毫无用处，只能从零开始学习。
当时，北方军队担负着挖掘隧道的重要任务。地面上有枪声，地铁仍在紧张地运行。北方的土壤很硬。为了夺回隧道，军队主要用炸药炸开通道。然而，炸药偶尔会引起滑坡，这是非常危险的，需要一个士兵下去消除危险。粟先生经常做这个工作。如果我打了士兵，我无法向士兵的父母解释。什么脸能见到我父亲?”
粟先生也说:“我是一个队伍的领导。我学到了很多，也有了很多经验。他在北军待了三年，在地道里挖了三年土。每次消除风险时，他都会亲自观察。在他让士兵进来之前根本没有危险。因此，队伍里没有残疾或死亡。
在毕业后的七年艰苦岁月中，粟先生在基层学到了更多的实用理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在后来的回忆中，粟先生说:“父亲两次送我上前线，都是最困难的地方。”
1984年，粟先生的父亲老粟去世。粟先生说:“我父亲除了这三颗弹片，什么也没留给我们。”粟先生知道父亲头痛的原因是弹片嵌在了他的脑袋里。老粟将军晚年饱受这三颗弹片的折磨，病魔缠身，却从未向家人提起。晚年，他还记得解放台湾，问儿子:“我们的军队还叫人民解放军，不叫国防军?”
老粟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自言自语地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老粟的儿子很优秀。粟先生参加了越南边境战争，在最危险的前线做了最危险的工作。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粟先生回到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结合军队多年的经验，参与军事科研，获得10多项国家专利和奖励，1999年晋升为中将。
2003年，粟先生参加了对抗演习。当时共有15个国家参加。他把外国军事观察员的意见打印出来并反复分析。
总结：粟先生担任军区副司令官时，担任训练任务。他经常举行对抗演习，找出军队的缺点，挨个批评。有的同志说:“我在任期内不能打仗。没必要这么严肃。”
粟先生严肃地反驳道:“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你一样。以后再打就太晚了。军队的战斗力和作风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他这一生都在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