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小编带大家走进人民检察博物馆，看看检察官们曾经使用过的“老物件儿”……
穿越“人民检察第一门”
最高检第二任检察长张鼎丞的生平简介和个人物品
人民检察博物馆位于最高人民检察院香山办公区内。走进人民检察博物馆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墙壁，上书“风雨如磐 沧桑正道”，记载了人民检察工作的风雨历程。 （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矗立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大厅里的“人民检察第一门”
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大厅的橱窗里，立着一扇木门，被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 就是这扇木门，见证了人民检察制度初创时的模样。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成立，与中央其他部局一起在叶坪谢氏宗祠内办公。
两年后，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随着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从此，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杨氏宗厅。这扇木门，就是杨氏宗厅的一部分，是2005年人民检察博物馆副馆长刘志成和当地检察系统的同事们花了3万元收回来的，当时他从赣州找了一辆货车，走了400多公里路拉到井冈山。
这扇木门放在乡间随处可见，然而在人民检察博物馆里，它却被赋予着另一种神圣的意义。“文物如果不及时挽救，就会随着时间流失掉了。”刘志成说。它展现了中国的检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见证了人民检察机关创建初期艰难的奋斗历程。
讲解员在给大家讲解两块牌匾的来历。这两块牌匾在1993年至2004年挂于最高检大门两侧
走进一层展览大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两块大门匾牌挂在一起。这两块匾牌在1993年至2004年悬挂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两侧。
1995年11月10日，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标志着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进入专业化、正规化轨道，它是设在最高检内部的重要职能部门，当时这块牌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牌子两两相对。
“这块牌子，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刘志成略带骄傲的语气看着“反贪污贿赂总局”这块牌子。（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工农检察部控告箱。
在博物馆二楼，原挂于江西瑞金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门前的“控告箱”散发出特有的历史气息。它正面的文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侧面的文字是“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段直白文字从侧面反映了苏区工农检察机关的工作作风，反映了人民检察贯彻群众路线的传统。
这是黄克功案件的公诉书和毛泽东就黄克功案写给雷经天的信件
展厅中，历任检察长的照片非常吸引参观者的注意，共和国的首任检察长是罗荣桓。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罗荣桓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一手创建了“人民检察署”。
最高人民检察署印章
2005年，刘志成受单位的指派，从全国各地收集有关检察历史的文物。刘志成说，在建馆之初，他们计划收集历届检察长的工作业绩及生活、办公用品，为以后检察系统学习检察史提供一个载体。
筹建博物馆时，有四名检察长已不在世，其中找寻“文革”前的张鼎丞检察长物品的难度很大。共和国第二任检察长张鼎丞，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54年至197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志成偶然打听到：1954年9月，张鼎丞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证件可能还保存在某处。（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代表证，也正是在那次大会上，张鼎丞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得知此事的刘志成欣喜万分，即刻办妥了文物征用手续，带着最高检的批文与筹划建馆的资料，从江西前往张鼎丞秘书鲁坚位于北京的家。几经周折，这张饱含历史感的代表证，终于被收藏在人民检察博物馆中，经文物局鉴定此为国家一级文物。
各历史时期的检察官服装各具特色
20世纪50年代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办公陈设，物品分别来自张鼎丞检察长和李六如副检察长
“办公场景”区域展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最高人民检察署（院）的办公陈设。办公桌上的台灯是李六如副检察长使用过的。两只樟木箱和小茶几是张鼎丞检察长使用过的。皮箱是当时高检署检察长及厅级干部出差时使用的。展厅的墙壁上，还挂着数张最高检干部职工在“五七”干校时期的合影，是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照片。（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参观者们很认真地阅读着黄火青检察长的任命书和相关读物
最高检参加“五七干校”人员的活动照片，奖状和生活物品，非常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博物馆是留存记忆、弘扬文化的有历史沉淀的场所，人民检察博物馆，作为我国检察事业的传播载体，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回望历史、建设未来。”人民检察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检察博物馆是另一种形式的课堂。
编辑丨肖玲燕 设计丨刘岩
记者｜方菲
摄影记者丨张哲
延伸阅读
我为检察找文物
2005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新扩建的办公楼内设“人民检察史展览室”。为做好这项工作，成立了检察史展览筹备办公室。同年6月13日，最高检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察文物征集工作的公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检察历史文物的一次重要的抢救性保护措施。
我受时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孙谦的指派，开始去全国各地收集有关检察历史的文物。在面上征集的同时，我们突出点上的寻找。按设想，历任检察长都有实物柜，要寻找有意义的文物陈列。这是我们寻找的重点。
张鼎丞的代表证
“文革”后的检察长多数都健在，或者其亲属与最高检有联系，所以文物好征集，但“文革”前的检察长的物品很难找，担任了三届检察长的张鼎丞就是这种情况。
2006年9月初，孙谦检察长指示我们去张鼎丞老家福建永定找找。在当地检察院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到了龙岩、永定等地多家纪念馆、博物馆。虽然有些东西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但拿不出来，即便后来找到居住在厦门的张鼎丞的侄子张安定，联系到他在福州的大女儿张招娣都没有收获。
后来，我们来到永定县纪念馆，与姓胡的老馆长一番交谈，还算幸运的是，得到了张鼎丞秘书、司法部原副部长鲁坚的电话号码。当晚，我在龙岩市检察院壮着胆子试拨了鲁老的电话，自我介绍身份后，说明了打扰意图，请求他的支持帮助。“文革”中受过冲击的鲁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反复问我的目的，且完全不相信我一个江西的检察官说要做全国的检察博物馆的话，最后还撂下一句：以后再说！
回到省院，我愧疚地向领导报告了此行结果。孙谦检察长虽然没有责备，但内心可能觉得遗憾。鲁老因1968年最高检撤销后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后来回到北京再没有与最高检联系。有的老干部虽然知道他，但因“文革”中的不愉快断了交往，所以，没有人可以从中协助。但我不想断了这一线索，多次与鲁老电话沟通、解释。也许是我的诚心使然，他答应帮助找。9月20日，我再次去电鲁老，他说：你来吧，有双张鼎丞穿过的皮鞋可以给你。
张鼎丞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证书
2006年9月25日，我们应约带着孙谦检察长的亲笔信和所有的筹建文件材料拜访了鲁老。他不仅捐赠了2件张鼎丞用过的物品（一双皮鞋和一个茶几），还帮助联系到张鼎丞夫人何素行的养女何盼盼，代捐献了包括张鼎丞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等五件很有价值的文物。这几件物品后来都评上了国家文物等级，其中代表证是馆藏唯一一件一级品。
张鼎丞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为什么能评上国家一级文物？除了它的品相品质外，还有它的稀有性和开先性。
目睹此证，我们可以品味其若干重大第一，与检察制度相关至少可列举如下五项：一是新中国第一次国家政体在1200多名代表共同努力下得到实际运行，本次会议被选举为检察长的张鼎丞是全程参与者；二是第一次由代表投票选举包括检察长在内的国家机构领导人，按现代政治理念是最早、最具合法性的权力赋予；三是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是新中国法治的重要起步,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经济文化、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公权私权等都有明确定数，检察机构的设置、职权等都有原则规定；四是通过了包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内的五部组织法，第一次将检察署改为检察院，开启了“一府两院”格局；五是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明确全国检察机构除了按行政区域四级设置外，还设立了军事检察机构和专门检察机构。
就品质而言，我还想透露，证内页粗看是白纸，实为精纺浅白稠布，经纬纱线相当均平。我们曾想仿制，但很难仿得精准。
鲁坚其实很有检察情结。他从1951年就做张鼎丞的秘书，一直到张鼎丞走上全国人大岗位。张鼎丞干了三届检察长，他跟了14年。他对我的打扰，开初的不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热心相助，令我难忘。如果不是鲁坚，我们不可能想到连张鼎丞都未曾谋面的何盼盼竟收藏有如此珍贵的文物，并能爽快给我们。
2009年五一假期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房子重新装修，整理杂物时，发现了两只张鼎丞用过并写有“鼎”字的樟木箱，叫我拿去。我很高兴，向领导报告，不等假期结束就进京取宝。到了鲁家，他又将刚发现的张鼎丞用小便笺纸写给他的一封信一并给了我。
2012年8月22日，80岁的鲁老去世，我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没能最后送送他。如今，每当想起鲁老那拉着“风箱”（严重哮喘）的笑脸，我就会陷入感激与遗憾的情绪里。
沙洋农场与“检察活词典”
最高检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学员劳动归来。（作者供图）
2006年4月17日，我在北京寻找文物，住在东交民巷27号最高检招待所。早晨起床发现我干净的夹克衫上有水滴落下，阴干后留下边缘不规则的褐色点痕迹，双肩更多。开门出去，空气没什么异样，但地上、车上覆盖着一层不厚的细嫩黄粉，与南昌的小雪只是颜色不一样，脚踏上去印子还是清晰的，别有一番风味——这就是我们南方人没见过的沙尘暴啊！多走几步到大街上，发现清洁环卫工已在清扫，“尘埃除去显光华”，仍不失首都风采，与相邻居住的最高检退休老干部、被人们戏称为“检察事业的老文物”张永恩的家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的最高检招待所很陈旧，之所以住那儿，完全是为方便见最高检退休老干部张永恩。与招待所一墙之隔的是一栋民国时期苏联驻华官员的居所，当时，这个地方安排给了最高检恢复重建时无住房干部暂住，张永恩就住这里。俄式房子层高、墙厚、结实，但年份久了，内部损坏严重，采光也差。张老生活不讲究，又喜收藏，故纸、破旧物品，不管有用没用都不舍得丢弃，走廊上、屋子里、床底下都是满满当当的，好在北方干燥不霉不烂。就是如此之地，却有很多我们用得着的宝贝，我们这是拿博物馆顾问聘书“换”宝来的，而且是第二次来。
第一次是在2005年底，孙谦检察长带领我和计财处长等人首次拜访。我在暗沉沉的走廊里被硬木绊了一下，扶住一瞧，是把破木椅，再细看，木椅上有一个陈旧小红牌，写着：高检署第1427号。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次给聘书是个由头，关键是前次是第一次来，领导在场没发话，我不好意思多拿，这次是要细探深淘了。
我是熟脸了，因为上次拜访后，邀请张老到江西指导，我陪了他10天。我嘴上不时与张老攀谈套话，眼睛却东瞧西望，双手左摸右翻。上了年纪的人多喜说话，若有听众，且恭顺赞扬，更是“竹筒倒豆”全出来。我们上午来了下午再来，一天下来收获颇丰。
张永恩在最高检有“检察活词典”之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在长春检察署参加工作,绝大多数时间干检察，经历了检察机关的两次取消和裁撤以及10年的下放改造。1978年最高检恢复后,他是第一批调回来的，在监所检察厅工作到90年代初退休。后期他又开始关注和研究检察学、检察史,加之勤记喜藏，人民检察事业七十年的风风雨雨烂熟于心。他不仅对我们的检史梳理、布展设计给予指导，还捐献了有价值的文物50余件，另有许多照片和一般性办公材料，其中评上国家二级文物2件、三级5件，如1952年长春检察署徽章，原本他是要留给家乡长春检察院的，经不起我的纠缠，最终还是让我拿走了。
张老对人民检察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支持非常大，尤其难得的是，把苦难见证——下放劳动用的工具和食堂用品带回北京，又捐给了我们。岁月不堪回首，但我不能不记下这航标灯：1968年3月20日，中央决定对最高检机关派驻军事代表，并任命了正副代表，张鼎丞等靠边，后来受到批斗。12月11日，最高检军代表、最高法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最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最高检、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1969年2月，最高检机关干部除安排几名留守人员外，全部下放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劳动。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而，检察机关被撤销的事实，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确认……好在风雨过后见彩虹。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重建人民检察院。叶剑英委员长作宪法修改说明，关于检察机构重建的话意味深刻，必须记住：“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这是重建的原因，是劫后的觉醒，是法治的进步，是国人的希望。
编辑丨肖玲燕 设计丨刘岩
文丨刘志成 人民检察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