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在重庆，国民政府出面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生日宴会。
各界名流、各党政要纷纷参加且送上寿礼，寿星本人并未到场。
事实上，这位寿星已经一百岁了。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因为贡献卓绝被赋予“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之盛赞。
他就是生于国难、死于国危的清末爱国老人马相伯。
马相伯一生精彩至极，他经历了五位皇帝、六位总统，曾在政府担任要职。
因为山河破碎，他发誓愿宣教救国；深感无望后，他以期参政救国；再次落空后，他立志教育救国。
为救国，他费尽了心思，耗尽了心血。虽然一路上有明枪暗箭亦假亦真，他却不曾泯灭过心中的热忱。
也正因为此，他活成了中国的良心，活成了民族的脊梁。
为救国，出会入世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出生后也受礼入教。
5岁时，他入塾学儒家经典，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到了12岁，他瞒着父母，偷偷地搭乘内河民船，孤身前往上海。
小小年纪的他，带着对新知识的无限渴求，把贫瘠落后的村庄抛在身后，再也没有回头，一往无前地踏上了漫长的风雨人生路。
到了上海，他先后进入公学和大修院学习。本就天赋异禀的他更加刻苦勤勉，先后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数理等，在学校里逐渐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也从没有懈怠过。
经过数年的正规训练，他学业有成，不仅通晓八国语言，还一举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的学问和精神都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成为当时社会公认的文化精英。
因为表现优异，他荣任公学校长一职，力主研习经史子集，从不反对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还“亲自送考”。
这番举动与教会传教的使命背道而驰，不免引起了主教和会士们的警觉和不满，教会开始对其百般刁难。
一系列不公的遭遇让他意难平，他认清了教会的殖民主义立场，也对一心坚守的传教事业产生了动摇。
他本以为教育旨在“为国储才，以复兴国族”，不曾想竟是侵略者迷惑中国民众的工具。
加之当时洋务运动如日中天，自强自立的精神振奋人心，反观自己，一身才华无用武之地，还受尽教会的排挤冷落。
想到自己惨淡不公的经历，想到自己救国无门的境遇，他决定出会入世，以寻求新的救国之路。
《荀子·修身》中说到，“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若是能有足够的勇气，定能冲破所有桎梏，最终达成所愿。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马相伯深谙此理，一直为他的救国理想负重前行。即便遭逢重重挫折，他始终无畏亦无惧。
所以，当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受到教会的力阻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脱离耶稣会，踌躇满志地登上了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
为救国，参政入仕
1876年，马相伯经人推荐正式担任山东布政使的幕僚。由于学识广博、人品高尚，他颇受众人的赏识，又被推举参与洋务新政。
可是，志向远大的他却连连碰壁。因为昏聩度日的很多官员对洋务不甚了然，他苦心孤诣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泥入海，杳杳无迹。
不止于此，他还在层出不穷的权力争斗中丢掉了职位。
壮志空怀的他一度郁郁寡欢，友人推荐他拜会李鸿章。一番交谈下来，李鸿章对他的学识抱负大为欣赏，将其纳入麾下。
当受命调查轮船招商局的来往账目时，马相伯发现洋务大员们的官僚习气深重，机构经营不善，他便上报一些强国之策，仍被束之高阁。
而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因为教会学习的背景，马相伯在清廷并不得志，饱受他人的猜忌和质疑，且终身没有加官进爵的机会。
功名利禄，他全不在乎；流言蜚语，他一一忍下。
国难当头，他只想出一份力，尽一份心，无奈却不被认可。
鉴于此，他感到了深深的无奈，同时也对国人近乎麻木的精神状态深为堪忧。
恰逢洋务事业资金短缺之际，马相伯提议向美国借款，获准后，他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筹到远超预想的金额，不仅没得到清廷的褒奖，还招来国人的一片谩骂，借款事宜也被及时叫停。
这趟无功而返的美国之行，让他对清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为一解长久以来的压抑，马相伯没有急于回国，而是转道欧洲，进行了一场自由自在的漫游。
当然，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他没有流连于新奇的建筑和精致的美食，而是奔忙于各所著名大学中，考察其人才培养制度、教育方式等。
这一次思想解放也让他明白，文化教育基础薄弱才是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
回国后，马相伯看到洋务运动的断壁残垣，看到大清帝国的日薄西山，忆起自己十多年从政救国的无数次努力却以“奇功乃复遭蜚语“为结局，不禁心寒。
他深知，他的一己之力唤不醒愚昧无知的四万万民众，挽救不了已显颓然之势的昔日王朝沉沦覆灭的命运。
一如当时离开教会时的决绝，他退出了混沌不堪的政坛。
有人说，“只要脊梁不弯，就没有扛不起的山。”
此时，马相伯已年至花甲，虽然满腔的热情终究化为难言的失望，但一次次的挫败仍然没有击垮他救国的信念，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为救国，兴学办校
晚清官员盛宣怀曾说过，“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既然传教不能扶大厦之将倾，参政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加之欧洲之行得出大学促成西方发达的结论，马相伯打算建立一所新式大学。
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个人办校无异于天方夜谭。为了赢得教会的支持，他将自己的3000亩田产悉数捐出作为创办大学的基金，同时立下字据：“自献之后，绝无反悔。”
这毁家纾难之气魄、护佑中华之壮举，赢得全国上下的敬仰。
很快，“震旦学院”成立，马相伯亲任校长。
他旨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所以注重真才实学。
学校学术氛围浓厚，不谈教理。这一切自然不是教会所期望的，他们便设计阴谋取代马相伯，夺走了学院的领导权。
慷慨激昂的学生们纷纷摘下校牌，带走教具和图书。数日后，他们约请马相伯商谈复校事宜。
已近古稀之年的马相伯欣然同意，他拄着拐杖，为寻找校址、募集资金四处奔波。
不久，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一位形销骨立的老人，一百多名意气风发的学生，开始了教与学。这就是名校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
“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复兴震旦，振兴中华，也暗合了马相伯的心愿。
后来，马相伯赴京任职，国民愚弱的现象让他觉得再建学校很有必要。于是，志在“兴国安邦”的他又历尽艰辛，创办了融古今欧华为一体的辅仁大学，培养出了一批有识之士。
1931年，一声枪炮在东北大地上炸响。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91岁的马相伯也当仁不让。
他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青年，奋不顾命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抗日言论，号召四海仁人志士“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抗战爆发后，为了给前线募集抗日资金，他颤颤巍巍地走上街头写字筹钱，一副字30元，一副对联50元，他硬是凑齐了10万元。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不顾身体孱弱，不顾个人安危，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没多久，上海沦陷，马相伯移居广西，后因战事辗转流离，因病滞留越南谅山。虽处江湖之远，他生命不息，呼号不止。
时值百岁，各地为他举办贺寿活动，他撰文回应：
“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有人来访时，他回想起自己为救国穷尽一生的过往和国人仍浑浑噩噩的现状，突然泣不成声：“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这一份拳拳爱国心，这一份殷殷报国情，让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9年11月，他在谅山逝世。噩耗传出，举国顿成泪海，山河为之同悲。
顾炎武有诗言，“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真正的勇士，敢于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与万般苦难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救国救民于水火，马相伯受尽磋磨，倾尽所有，却以“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 展现了一代大师的铮铮铁骨。
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曾写诗赞曰，“一老南天身是史，百年亚瑟步如歌”。
马相伯确是如此，他是一个平凡人，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成就了不平凡的一生。
他出生时，英国列强入侵的恶举触目惊心；离世时，日寇铁蹄践踏的暴行惨不忍睹。
一百年间，他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种种屈辱，虽知前路渺渺，却义无反顾地以一颗赤子之心，为实现救国之梦呕心沥血。
无论是宣教救国、入仕救国，还是兴学救国，他都殚精竭虑。
可叹的是，每一次，他都带着希望而来；每一次，他都带着失望而去。
纵然如此，他一次次地重新站起来。他像一束微光，燃起了整个民族永不磨灭的星火。
如今，斯人不在，昔日的盛名渐失；复旦犹在，名校的声誉日隆；风骨犹存，一腔真心万古留。
百年世事沧桑，百年砥砺奋进，他为后世留下了高山仰止的背影。
关乎他的荣光与辉煌，夹杂着抗争一生的传奇，幻化为历史永远的记忆。
作者 | 卜一，漫游云水间，闲记红尘事。
主播 | 安东尼，朝鲜冷面下藏着一颗韩国烧烤的心。
图片 | 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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