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邓公突然致函上海市委，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找寻一位故人的安葬之地。上海市委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展开搜索，并很快就有了结果。邓公闻讯后，千里迢迢赶过去，亲自扫墓祭拜。而这位故人名叫张锡瑗，正是他的原配妻子。
张锡瑗1906年生于河北房县，14岁那年跟随父亲迁居河北保定。张父一直很注重对后代的教育，因而竭尽全力支持张锡瑗读书。张锡瑗也不负所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学院，期间受同学影响，逐渐转变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曾经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北洋政府的统治。
1924年，张锡瑗加入共青团，次年通过考察被党组织吸纳。同年11月，党组织为了培养人才，将张锡瑗等人送往苏联进修。在这里，张锡瑗认识了很多革命同志，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邓小平。邓小平一口四川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论做什么事都富有激情，理解问题总是很透彻，是中国留学生里的拔尖人物。
一来二去，张锡瑗与邓小平逐渐熟络起来，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时间来到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开始残害共产党人，党组织急需人手来维持工作，于是便将邓小平和张锡瑗召回国内，但两人并未在一个城市，邓在武汉，而张在老家保定。
张锡瑗日常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斗争，她经常与工人代表举行会谈，商议对抗当地政府的对策。几个月后，张锡瑗等人领导了工人罢工，逼迫当地政府释放了被逮捕的工人，并结清了拖欠的工资，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组织见张锡瑗能力出色，便将她调到武汉负责联络工作，她由此与邓小平重逢。
后来，邓小平与张锡瑗被调往上海，又恰好在一个部门工作，相处久了两人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没过多久便在党组织的操办下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革命伉俪。蜜月过后，两人马上重新投入工作中，因为担心身份暴露，他们生活得小心翼翼，不能像其他夫妻一样大摇大摆逛街，看电影，甚至连一张结婚照都不敢拍。
即便如此，邓小平仍旧几度落难，差点就横遭不测。比如有一次，党组织内出了叛徒，平常用的一个联络点随即暴露，但邓小平对此浑然不知，仍像往常一样去交换情报。结果他刚出门，特务就冲了进去，将其中的同志逮捕，要是再晚一分钟，邓小平可能就要被牵连。
1929年，党中央决定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特地委派邓小平去主持大局。此时张锡瑗已经怀孕，需要丈夫陪伴，但她并没有将邓小平留下来，因为她不想因为个人原因耽误革命大业。很快，百色起义成功，红色的星火在广西点亮，邓小平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返回上海向党中央复命，刚好张锡瑗到了临产期，他急忙赶去医院陪护。
出人意料的是，张锡瑗遭遇难产，虽然医生尽力将这对母子保全下来，但张锡瑗却在产后患上了产褥热，一直高烧不退，最终离世，新生婴儿也在不久后患上了恶疾夭折，邓小平一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然而此时正处于革命最紧张的时期，邓小平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伤怀，甚至来不及为妻子料理后事，只能委托同志替他安葬爱人。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他再次赶往广西领导人民武装与国民党军斗争，直至1931年方才再次回到上海。邓小平第一时间就去为张锡瑗扫墓，对着亡妻讲述这几年的艰辛与不易。后来他虽然再婚，心中却始终放不下张锡瑗。
新中国建立后，张锡瑗的遗骸被迁往上海烈士陵园重新埋葬，邓公因为忙于政务，一直没时间前去祭奠，直至1990年，已经86岁的邓小平方才赶赴上海，带着女儿邓榕去看望已经长眠地下数十载的张锡瑗。他小心翼翼地在张锡瑗的墓碑上放了一束花，并让邓榕唤张锡瑗为“张妈妈”以表示敬意。
革命不易，无数先辈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甘愿从家庭中抽身出来，投入到与敌人的斗争之中，屡次身陷险境却始终无怨无悔。当硝烟散去，革命胜利，人民获得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却永远失去了挚爱，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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