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9日，江苏常州的一张病床上，一个插着管子，濒临病危的老太太，对着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强强，你回来啊，妈妈想你！”
然而，电话那头却只匆忙地说了一句“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就挂掉了。
电话中那个冷漠的孩子叫王永强，他是北大的博士后，高知中的顶流。然而，他在人生得意之后，却与家人斩断一切联系，独自在美国过起了悠哉的小日子。
绝望之下，病重的母亲，通过舆论，找到了王永强。但王永强的态度强硬：不必见，也不必追。
是什么仇恨，让一个深受中国孝道洗礼的知识分子，罔顾伦常，对垂死呻吟的母亲不闻不顾？
对此，王永强只用了一句话做总结：“清官难断家务事。”
原来，一个家，凉薄起来，冰冷刺骨，弗如路人。
1969年，王永强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小村子里。
他的家庭不仅穷，还很难。父亲靠卖老鼠药维持家庭日常，母亲靠种菜贴补家用，姐姐早早地嫁人了，而哥哥患有小儿麻痹，还来不及长大就瘫在床上。
所以，王永强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使命。
在王永强的记忆里，穷和冷几乎横跨了他的整个童年。
他没有穿过新衣服，衣服都是东拾一件，西捡一件。他没有吃过什么零食，两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就是他吃过的最高档的零食。
他也没有体会过细腻的爱和所谓的安全感。因为父母要对抗贫困，照顾哥哥，他们没有时间对一个渴望爱的孩子表达情感。
所以，王永强就像疾风中的草芥，仿佛只有拼命摇曳，才能被察觉。
在家里，他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在学校里，他努力学习，用一张一张的奖状来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同学相处，他懂得察言观色，抢着做值日，给同学讲题。
他活得小心翼翼。因为，他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父母对他说：“强强，咱不读了，咱读不起了。”
在农村人的认知里，孩子能识几个字，就够用了。
但王永强知道，一旦不读书了，人生也就一眼望到头了。他想踮起脚，去看看有斑马线和公交车的大城市。
所以，王永强半天不说话，几乎把头埋进了脖子里，最终，他噙着泪水，近乎哀求地说：“让我读到初中毕业吧，你们出学费，其他的，我自己想办法。”
之后，王永强就成了“捡漏王”，他捡别人扔掉的铅笔头，没写完的本子，还有各种瓶瓶罐罐。能用的用，能卖的卖。
每个星期，王永强要背上十几斤的粮食，走两三万步，去镇上的中学，只为省下五六毛钱的车费。
终于，他又成功地在学习的路上走了三年。毕业一天天临近，辍学的日子也一步步走到跟前。
“强强，咱真不能再读了。你看邻居家的亮亮都给家里挣好几年的钱了。”
同样的话，王永强已经第二次听了。
但王永强已经尝到了学习的甜，他没办法停下来去吃生活的苦。
“可是，我不甘心，求求你们让我读吧，学费我也不让你们出了。”
这个看似平常的要求，在力不从心的父母眼里却是无理取闹。
为了求学，王永强不吃不喝，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让家人真正地逃离贫困，学习才是王道。
父母骂他自私，却又无计可施。
1987年，王永强和父母在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中最终站到了苏州大学的门口。
好在，那个时代拉了王永强一把。他一个学期只需要掏四块钱的学费，每个月却可以领到17块钱的生活补助。
17块钱，一个月可以养活两个人。
就是这17块钱，在王永强父母那里买了个心安，王永强答应，每个月一分不少地把这17块钱寄回家。
就这样，王永强逆着风一步一步地走进大学。
寒门出贵子，而贵子的义务就是照料整个寒门。
上了大学的王永强，在父母的眼中，就是一棵大树，他们不在乎他长得高不高，也不关心他撑得累不累，他们只盼着他早点给家里挣钱。
而王永强在学校里，就像一只陀螺，超负荷运转。他几乎将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和打零工。
早上四点多，他要爬起来，去学校门口的包子铺打杂，按次计算，他一次可以赚三毛钱外加两个包子。中午，他在食堂收盘子。只管吃，没有额外收入。晚上，他帮同学打开水，赚跑腿费，一毛钱跑两次。
他一个人活出了几个人的兵荒马乱。这些杂活虽然辛苦，但解决了温饱问题。刨去开支，王永强就把多余的钱连同补助一起寄回家里。
他往家寄得越多，父母就越缺钱。他们以为王永强赚钱很容易，生活费不够，找王永强要，随礼没钱，找王永强要，大儿子看病吃药的费用，找王永强要。
但他们并不知道，王永强连一张集体照都舍不得拍，一顿自助餐都不舍得吃。
王永强就如同一个赚钱的工具人，在奔忙的路上只顾着家人，看不见自己。
后来，王永强听说研究生的补助有72块钱。他就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疯狂学习。
之后，他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在拿到补助的第一个月，他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同学们都有的白衬衫，放在手里摸了又摸。那个时刻，王永强觉得，自己的努力充满意义。
由于研究生的学业很紧凑，王永强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打散工。
于是，他就没有告诉家人补助的事情，而是将每月72块钱的补助一部分寄回家，一部分留下支撑生活。
但不知道父母从哪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闹到了学校，对王永强一通大骂，骂他在学校吃好穿好，却不管家人，还在同学面前各种揭他的短，撕烂了他的白衬衫。
王永强虽穷，但自尊心却很强。当他的体面，他的倔强在同学面前被击得粉碎时，他从心底升起一股子无奈和怨气。
他的舍友说：“那天晚上，王永强蒙着被子哭了”。
那应该是一种“樊胜美”式的泪水。
上学这条路，对于王永强来说，灵魂是欢喜的，但身体却是疲惫的。可他不敢回头，因为他的身后空无一人。
更何况，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以穷为名义实施的各种绑架。
自此以后，王永强的父母不仅强迫他往家里寄更多的钱，还为了在亲戚那里耍面子对他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有亲戚去市里看病，父母就大包大揽，让他们直接去找王永强。他们甚至要求王永强将亲戚家的孩子安排进苏州大学。
因为在他们心里，大学生很牛，而研究生无所不能。
王永强搪塞，他们说他找借口，王永强拒绝，他们骂他白眼狼。
王永强的命运，被寒门父母和亲戚们安排得明明白白。王永强虽然厌烦，但依旧尽力而为。
因为足够努力，王永强在研究生毕业后，又考上了北京中科院的博士。离开苏州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在北京，他目睹了更广阔的天地，遇见了更优秀的人，而这些所见所闻，让王永强愈发地坚定要在学习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再后来，他进入了北大的博士后。
在那里，他遇见了喜欢的姑娘，姑娘是教授的女儿。面对这份喜欢，王永强是笃定而怯弱的，笃定的是爱的美好，怯弱的是拿不出手的家庭。
幸运的是，女孩很主动，最终，日久生情的两人走到了一起。待到谈婚论嫁时，父母却强烈反对两人的婚事。因为他们想把王永强拴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召唤。
为了这门婚事，王永强和父母闹僵了。婚礼当天，只有王永强的舅舅来参加婚礼。
见生米煮成熟饭，王永强的父母急了，他们主动给王永强打了电话，不是送去祝福，而是提了硬性要求：全家人的生活费都得由王永强出。
王永强同意了。但没想到的是，父母三天两头变着法的要钱。但王永强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无奈之下，他只能一边瞒着妻子，一边偷偷给家里打钱。
再后来，父母要求王永强给他们买房子。
慢慢的，王永强也累了。碰巧单位有去日本交流学习的机会，王永强就报名了。
毫无悬念的，王永强的父母又成了拦路虎，但当王永强告诉他们去日本年薪高，可以多给家里打钱时，父母便不在说什么。
但奇怪的是，去日本的第三个月，王永强便像变了一个人，父母打电话要钱时，他不再温顺，而是直接挂掉电话。
再后来，王永强变戏法似的人间蒸发了。
一个人的内心，从怨到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在日本留学的王永强原本只想逃离父母一段时日，没想到的是，父母却不肯放过他，还跑去和老丈人说三道四，提各种无理要求。
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他和妻子开始争吵，妻子知道的越多，两个人吵的越凶。
最后，两人离婚了。
离了婚的王永强开始因怨生恨。从挂掉父母的电话，到不接电话，再到注销中国身份跑到美国亚特兰大，王永强没有半点犹豫。他想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彻底道别。
龙应台说：“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以更寒冷。”
当一个家的重点不再是亲情，而是索取，家便不再是真正的家。
也许，如果不是王永强的母亲郭老太病重，把儿子曝光在网络中，大众便不会有机会行使舆论的权利。
但即便王永强被架在舆论的风口饱尝四海八荒飞奔而来的唾沫星子时，王永强依然没有妥协。
因为已经充分享受过自由的人，不会再选择把自己放在绝望的夹缝之中。
当王永强很小时，他的父母是他获取爱的唯一来源，他与父母因血缘而被深深地绑在一起。
但可惜的是，王永强仿佛没有郑重其事地被爱过。
因为王永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思想很窄，面对生命中唯一的救命稻草王永强，他们只会紧紧地抓住，无度地索取，直到他窒息，逃跑。
所以，王永强与父母之间，是一场完败的亲子关系。面对王永强的逃离，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不能保证在同等的境遇之下，我能比他更完美。
但是，对于王永强的决绝，我觉得有所欠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王永强的母亲在病危时对着电话一遍一遍地说“强强，我想你时”，她也许真的只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终有一天，王永强也会终老，当他躺在床上，回想起母亲时，如果报有遗憾，那将是巨大的痛苦。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真正好的的亲子关系，是孩子足够强大，父母不必追，而不是孩子足够硬气，父母追不上。
愿我们年轻时，有父母做后盾，有使劲跑的无畏；终老时，有孩子在回头，有不必追的豪气。
-END-作者：夏墨编辑：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