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南京前线话剧团排了一个话剧，遭遇禁演。
周总理获悉后，亲自指点，一时间该话剧火遍全国，还拍成了电影，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经典之作。 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剧作家沈西蒙受邀编写一个话剧剧本，传颂当时轰动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接受邀请后，沈西蒙剃了个光头，搬进八连，和官兵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在八连蹲点40多天，又闭门谢客1个月，终于完成剧本，起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前线话剧团召集多名骨干演员彩排话剧，可是提交到军区领导审核时，剧本却被枪毙了。理由是剧本里描写的军队干部和士兵都有很多缺陷，不符合人民解放军的正面形象。 那么剧本到底写了什么呢？ 该剧讲述了上海解放初期，解放军某部八连奉命驻防南京路，面对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一群普通的士兵遭受到“糖衣炮弹”考验的故事。 要说剧中人物形象，有几位的确是有缺点的。 比如三排长陈喜经不起“香风”熏染，瞧不起自己乡下来的妻子春妮；上海籍新兵童阿男自由散漫，私自外出被连长批评一下，就要脱军装走人；八班长赵大大则看不惯上海滩的乌烟瘴气，坚决要求上前线去等等。
可是大家都认为，解放军的官兵有缺点是正常的，况且这些缺点在指导员及同志们的帮助下都及时改正了。官兵们开始时迷茫不适，到后来都经受住了新的考验，找回了为国为民的初心。 剧目遭到禁演，甚至有领导下令，禁止剧本外传，剧团团长沈西蒙也只能将其放置一边。 直到1961年秋天，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戏剧家协会到全国调研各地文艺创作情况，调研组幸运地发现了这个被枪毙的剧目，他们把相关情况，向周总理做了详细汇报。 周总理听后很意外，特意来到陈毅副总理办公室，讲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的遭遇。
面对这位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周总理还开玩笑地说：你管的部队真了不起，一个排长、班长都不能犯错误！ 陈毅副总理听明白事情缘由后，当场和周总理讨论，要让前线话剧团来北京演一场，让大家都来评判一下。
1962年12月，《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来到北京。
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一起看了试演出，他肯定这是一部优秀的革命现代戏，感谢剧团为首都人民送来了一台好戏，随后他提出了几点意见，让剧组尽量修改。 两周后，在原来的剧场，话剧又重新上演。
这次，周总理请来了文艺界很多领导和名家，有周扬、田汉、曹禺、老舍等，当然还有陈毅副总理。 演出很成功，结束时，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周总理把这些特殊观众都留了下来，请他们给这出新剧提意见，并要求，称赞的话可以少讲，主要是提出批评和建议。 快言快语的田汉首先发言说：“好久没看过这样好的话剧了，演员们演得生动而形象，特别是连长和春妮两个演员特别出色，只是剧中几个反面人物有点公式化。”
有人开了头，大家都活跃起来，对剧目纷纷评论。陈毅副总理也深有感触地说：“有人说部队里不能有缺点、有矛盾，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的部队之所以战无不胜，就是不断克服困难和缺点才壮大起来的呀！” 这次演出后，周总理又专门召集剧组开了几次座谈会，还亲自提出了70多条建议，涉及剧本、导演、表演、服装、道具、化妆、舞台效果、台词等多方面。周总理的建议即专业又中肯，大家都说周总理堪称总导演。 周总理的关怀点燃了剧组人员的热情，大家认真探讨，反复修改、排演，历时3个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终于正式演出。 那一次演出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观看了演出后，连声称赞：“演得好，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演出结束，毛主席与演员一一握手，还和演职人员合影留念，鼓励大家创作出更多的好戏。 随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一炮打响，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观众好评如潮。在首都公演了3个月，场场爆满。 1963年，全国各地有30多家文艺院团争相排演该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像一道道“彩虹”，红遍大江南北。 还是在这一年，周总理指示，要把这台话剧搬上大银幕，并且特别关照：电影要用前线话剧团的原班人马，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能换，导演要用熟悉部队生活又熟悉上海的王苹导演。 就这样，经过另一番辛苦的艺术创作，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诞生了。
它把“好八连”的故事生动地展现给了亿万观众，成为是我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霓虹灯下的哨兵》从话剧到电影，从审核未过到成为经典，周总理功不可没。然而，这只不过是周总理长期关心和关注文艺、戏剧事业的一个缩影。 周总理对文艺事业的关爱，让很多文艺界人士难以忘怀，他的关注也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文艺戏剧电影事业的发展。
作者/筱米编辑/呆呆 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