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佳木斯连环杀童案


案件简述:宫润伯(1973年-2006年12月31日),汉族,连环杀手。在中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涉嫌奸杀共28名未成年男童(官方披露:强奸猥亵并杀害5男童,1女童。强奸猥亵但并未杀害4男童)。宫润伯于2006年2月28日被佳木斯警方抓获,并在7月14日被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最终在2006年12月31日被枪决。
宫润伯成长经历
宫润伯,男,1973年7月6日生于佳木斯市,1990年到佳木斯市拖拉机厂工作,1994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培训。

(宫润伯,图片源自网络)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从上学到进工厂,这对恋人两小无猜,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袁桂香(宫母)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
  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案卷显示,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耿耿于怀。

(宫润伯曾工作的拖拉机配件厂)
  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来往一段时间后,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但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恰好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袁桂香回忆,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使得大儿子(宫润伯)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不久,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这个喜滋滋的寡妇匆匆赶回家报信,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宫润伯没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就被带走了。
  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将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录像后,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次日一早,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说,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幼女,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幼女一案的辩护人,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但宫润伯似乎完全没有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8年后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发生在此时,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宫润伯并没有选择上诉。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最终报案受害男童),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孩子,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七年牢狱

(宫润伯服刑监狱)
  刚入监的宫润伯,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现在早已全面停产。
  就是在这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记载,宫润伯供述,就在这一年里,他遭受了和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鸡奸。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
  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佳木斯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刑警分析,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
  案卷显示,“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猥亵过其他犯人。”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伯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多问,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黄庆说。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
罪恶历程
  2005年3月16日,9岁的佳木斯二小的三年级学生王胜利,是被宫润伯杀害的第一个孩童,也是被宫润伯杀害的唯一女童。女童的尸体被宫润伯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遗骸,肢解焚烧后,丢弃到四个地方:分别是附近的天麒网吧和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附近一个黄色外墙的公厕里、以及群众艺术馆的卫生间。该女童失踪后,其家属报警,当地警方出动警犬,嗅闻女童的鞋子后警犬随随女童的气味一路追到一个偏僻的胡同的院门口。但刑警被该院子的女房东骂退,未入户搜查。实际上宫润伯在此租房强奸、杀害了女童,尸块尚在房中未及抛尸。2·28案发后,警方通过宫润伯保存的王胜利当时所穿的棉裤确认了遇害者身份。

(遇害孩女童王胜利,11岁)

(遇害男童武抒田,10岁)

(遇害男童马千里,10岁)

(遇害男童江富元,12岁)

(遇害男童白金龙,15岁)
  宫润伯强奸杀害女童王胜利后,认识到自身是性欲倒错者,性取向是针对男童。此后其犯罪目标完全转向了居住地附近2千米范围内的10-15岁男童。多起失踪男童的家长向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案,但公安机关认为这么大年龄的男童不可能被拐卖,也没想到会发生针对男童的奸杀的可能,认定应该是孩子调皮不服家庭管教而离家出走、上网吧、去外地见网友等可能最大,因此均为当作人口失踪的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直至2006年的2月28日14时,一名叫做赵龙的14岁男孩在母亲陪同下到佳木斯市向阳区公安分局报案,称2月26日晚在向阳区“天麒网吧”结识一名30多岁男子,次日7时许,该男子以给他钱上网为诱饵将其诱骗至位于砂石厂附近的一个房屋内,进行恐吓威胁后将其猥亵。案犯还给该男孩看了四具尸体,尸体都是男孩,都已经被掏干净了内脏。该男童看过尸体后,欺骗案犯说:家里无人,且家里有大量现金,邀请案犯去自己家里玩。案犯信以为真,将该男孩送回家,却发现家里有好几个人。案犯急忙逃跑,突然又返回,对其家人说:你孩子脑子有病了,别再问他什么。然后案犯就走掉了。
  2月28日15时20分,民警在向阳区松林社区12组一出租房屋内,找到案发现场,此处就是一年前王胜利失踪案警犬找到的地方,并发现屋内有4具已腐败的男孩尸体。经过查找房主得知,现居住人为宫润伯。公安人员随即找来宫润伯的照片,经报案人辨认,此人就是对其恐吓威胁的人。佳木斯市公安局立即成立破案指挥部开展抓捕工作,并于当日17时许将宫润伯在其惯常活动的网吧中抓获。原来,宫润伯之前也绑架鸡奸过4个男孩,并给他们看过了尸体。但那4个男孩跑回家后,并没有报案(可能原因是这些孩子没有对家长说遭到了鸡奸猥亵)。所以宫润伯认为这次这个男孩也不会报案。于是宫润伯就继续去了网吧。
  此案以在案发日期称为“2·28大案”。警方确认了5具男孩尸体,年纪约10至16岁,全部在宫润伯租住的房屋内找到。在王胜利之后,被宫润伯杀害的的第2人,是一个来自七台河市的不知名的离家出走男孩。被宫润伯掐死并分尸后,宫润伯用水泥将尸骸封在两个塑料桶里和一个炕桌的反面,放在屋子里。

(宫润伯案,案发地)
  随后遇害的是姜富源、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四个男孩被宫润伯猥亵后掐死,除姜富源外,都被宫润伯用刀片挖去眼睛、耳朵、内脏以及性器官,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扔在地上。
  有说法称共计有28名佳木斯市失踪的孩童被宫润伯杀害,所有遇害男童全部都曾经到过宫润伯被捕的天麒网吧,以邀请包宿玩游戏,把受害少年带走。也就是说,案犯在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个月都要杀2个人。但28人遇害说法未获官方证实。
  目前,新闻媒体正式报道的数据是,宫润伯在一年时间里,将11名孩子诱骗到出租屋里进行猥亵,其中6名幼童被杀死并分尸(1女孩、5男孩)。遇害的最小的是9岁的王胜利,在佳木斯第二小学上三年级;最大的16岁,是佳木斯第三中学的初三学生白金龙。除了2006年2月26日逃脱回家的男孩赵龙,还有4个被猥亵的孩子跑回家未被杀害。

(马千里家人展示其照片)

(白金龙的寻人启事)
  这个令人发指的屠杀过程,从2005年春天开始,到2006年春天结束。据宫润伯自己供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尸体腐败。
  这个后来成为人间地狱的房子,是宫润伯的母亲袁桂香托邻居赵圣芹替儿子租的。袁桂香甚至和出狱不久的儿子在这里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被宫润伯的继父黄忠接回了家。这位58岁的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的退休女工,衣服下摆两个扣子总是扣不拢,她说几年前就发现肚子里长了个瘤子,现在越长越大。她的后院邻居胡大妈则说,都是被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气病的。
  “二二八”案发、宫润伯被抓走的前一天,刚从她那里要了100元。这是袁桂香见到大儿子的最后一面。“这不过是他知道我刚开支了退休金,”袁桂香还记得当时的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袁桂香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大儿子时,他身上穿的蓝色羽绒服,正是从刚被他杀害的16岁的佳木斯三中学生白金龙尸体上剥下来的。

(警方发掘弃尸现场)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最终判决
  2006年7月13日,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宫润伯诱骗猥亵儿童,杀害多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猥亵儿童罪。宫润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应予严惩。”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宫润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死亡赔偿金合计六十六万一千八百四十元……此次庭审历时三个小时。在庭审过程中,宫润伯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宣判以后,宫润伯当庭表示不上诉。2006年12月31日,宫润伯被依法执行枪决,终年33岁。
5个受害家庭的后遗症
  佳木斯“二二八”一案,被宫润伯残忍杀害的6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是来自七台河不知姓名的流浪孩子外,其余5名孩子的家长,有4个都已经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第一个被害孩子王胜利的爷爷奶奶王俊斌和卜玉娥,也已经回到老家黑龙江肇庆。王胜利的父亲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生下她即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带着出生不久的她投奔佳木斯的亲戚,在这个城市的棚户区租到了两间房子,以木工活为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距离凶杀现场最近的暂居地,会给这个本已不幸的断代家庭,带来最残酷的噩梦。

(家属展示马千里照片,全家悲痛)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是最早离开佳木斯的,他甚至没去参加案发半年后的庭审。“人都不在了,没有意义了”,这个神情悲伤的湖北汉子,至今没能从9岁的大儿子马千里被害的伤痛中走出来。
3年前,马建国和妻子谢红艳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在佳木斯做油漆活。马建国永远记得2005年12月11日早晨8时,那是马千里失踪的时间,在把比他小2岁的弟弟送到附近幼儿园后,马千里就消失了。
马建国夫妇找孩子的经历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离奇的。从马千里失踪到案发的3个月里,他们发了疯般地寻找,从给警方提供各种可疑线索到主动追踪至附近的汤原县,甚至循迹追到河北沧州,协助警方抓获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中的嫌疑人。
  让马建国忿忿不平的是,那些当时被怀疑为荒诞不经的种种迹象,事后被证明都是合乎逻辑的事实。
  2年后的现在,马建国已经回到了湖北天门麻阳镇的乡下老家,但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案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想得脑袋疼,而且至今没能想明白很多问题。
  他不理解在宫润伯漫长的作案时间里,那么大的动静,楼上楼下的房东和邻居们会一点都没察觉。“又不是杀只鸡!就是杀只鸡也会有动静啊。”他更不理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会有这么长时间存在的人间地狱,而执法机关毫无察觉。即便是回到湖北,喜欢上网的马建国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帖子,给湖北的司法机关写信。对2年前一些前来采访最后却未能发表出报道的记者,他毫不掩饰心里至今有想法,事实上这2年来,他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个和他联系的媒体记者。
  如今马千里的弟弟正上小学二年级,这个9岁的孩子已经知道哥哥不在了。面对小儿子,马建国心情矛盾:他不敢再带孩子出门打工,可老在家里会坐吃山空,丢下他又放心不下。内心深处,马建国既希望小儿子能早点忘掉记忆深处的忧伤,又希望他能记住这个社会的伤害,吸取哥哥生命换来的教训,“希望他长大以后,这个国家会更安全一点。”
  马建国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去那个伤心地了。在社会学意义上,一般来说,进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家庭,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伤害,而他们自我修复创伤的主要途径,依然是通过不断的流动和迁徙,而对周遭环境安全感的丧失和绝望是选择离开的原因。
  和马建国夫妇相比,屈冬梅的迁徙历史令人心酸,她和丈夫本来都是佳木斯附近另一个城市双鸭山林业局七一林场的下岗职工。生下儿子姜富源不久,夫妻俩闹别扭,丈夫离开双鸭山到佳木斯下属的富锦县打工。
姜富源在姥姥家长到9岁,在2005年9月和妈妈来到佳木斯,插班到木材小学读四年级,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儿子成为挽回夫妻感情的纽带。屈冬梅和丈夫发誓,哪怕打工要饭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但这一幸福日子只维持了40天。
一直到法庭质证时,屈冬梅才知道姜富源在杀人现场呆了不下十天,而且留下了一封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信:“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piou(原文如此)我,姜富源写。妈妈我对不起您,妈妈你给我电话,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赶快给拿钱,我好回家和你见面。”除了这封催人泪下的信,在另外两张纸片上,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家里的地理特征和电话号码:“电厂往左第一个大胡同,另一个小胡同,不过道,一个黑门黑窗户。”“我家胡同前有个小食杂店”,“0454 8864900”。
  2年前案发时,面对各种版本的被害人数传言,屈冬梅最令人动容的一点,是向记者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她希望被害人数越少越好,不愿意再有母亲听到这种噩耗。但一想起这封信,想起儿子在这十天当中遭受的灭绝人性的折磨、临死前的巨大恐惧,想到这十天中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将孩子救出来,屈冬梅就无法保持平静。她和丈夫都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对方,儿子的离去使这个家庭再度破裂,庭审结束不久,屈冬梅便离开佳木斯,现在河北沧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处打工。
  和屈冬梅境遇类似的,是最后一个被害孩子武书田的妈妈程秀芬。武书田被害时,他的父亲正在监狱服刑,在狱警的陪同下到殡仪馆看到儿子残缺的尸体,嚎啕大哭。当地政法界的知情人士说,案发后监狱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为了配合对丈夫的改造,程秀芬放弃了提起附带民诉的权利,也没有参加此后的上访。但这些后续的工作没能挽救婚姻和家庭,孩子离去后不久,两人还是离婚了。现在北京打工的程秀芬,不愿意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除了程秀芬,另外四个被害孩子的家长都提起了向宫润伯索赔的附带民诉,王俊斌和卜玉娥赶到哈尔滨,请来红旗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任璞军和陈虹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认为天麒网吧和宫润伯租住屋的房东也有连带责任。
  法庭判决否定了后者,肯定了前者,判决书载明宫润伯应该支付这四个家庭各165460元,但在刑事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张连一分钱都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到省城和北京上访成为这四个家庭共同的经历。当地政府给每家支付了15万元左右的家庭困难救济金。搬家,婚姻变故,电话改号,从最初的悲痛到后来持续的愤怒,最后一切伤痛都慢慢让位于现实生存的需要,是这两年间大部分被害孩子家庭的历程。
  白金龙的母亲陈玉芬是唯一留在佳木斯的人。她是本地人,但更残忍的是,她家离天麒网吧和杀人现场都不远。白金龙的父亲白起兴至今有点恍惚,老想着儿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这对后结合的半道夫妻,在16岁的儿子白金龙离去后,无法不面对夫妻感情的裂痕,一度为了困难救济金的分配,闹到上法庭离婚的地步。已经58岁的陈玉芬,是受害人家属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孩子,这令她至今无法摆脱伤感。
  最后虎口余生主动报警的赵龙,案发不久就匆匆搬家。陈虹说,另外4个曾被宫润伯猥亵的孩子,也纷纷隐姓改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两年前这个案子带给他们的创伤,将多长时间才能修复。佳木斯人只是知道,西林路上曾经的天麒网吧已经变成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对面新开的一家网吧里,依旧密密麻麻地坐满了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
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副主任、研究员熊秋红说道:“我很震惊,也为那几个孩子惋惜。我们知道警方办案时有自己的规则和规律,但是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一定特别关心案件的进展情况,这是合理要求,他们也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应该受法律保护。”其实,“办案公开”不仅涉及到受害人及家属的知情权问题,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这种在一个地区已经造成一定影响的杀人案,公安机关应该告知,这也是预警,让当地人知道危险的存在,这样就可以避免后面的惨案发生。政府不能只考虑到地方的名誉,公安机关也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办案率等问题,如果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上对公众隐瞒,是非常危险的。
黑龙江红旗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虹就此案发表观点:宫润伯诱骗猥亵儿童、杀害多人让人震惊。这种案件的发生虽然是个别的偶然的,但对人的安全感是极大的威胁,只要听说就感到毛骨悚然。当然,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感到“危机四伏”、到处都有杀手,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社会坏人是极个别的。再说如果你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遇到危险有时也能“逢凶化吉”。从未成年人角度来讲,中、小学生虽然年龄尚小,但已经不同程度地接触了社会。目前,社会治安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社会上还存在违法犯罪现象,学生遭到不法分子侵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大家很有必要学会正确认识遇到的人和事,明辨是非,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提高预防各种侵害的警惕性,消除对危险的麻痹和侥幸心理。同时也要树立自我防范意识,掌握一定的安全防范方法,增强自身的防范能力,使自己在遇到异常情况时,能够冷静、机智、勇敢地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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