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摄影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利用文字或者是绘画的形式记录生活以及人物形象等。虽然古代出现了很多书法、绘画的大家，但是他们的文字或画即使再描述、描绘得栩栩如生，还是与真实存在的事物或人物存在差异的。
特别是当人们遇到需要精确识别的对象的时候，那些画作就显得作用不大了。比如在古代，官吏抓捕罪犯时需要用画像来对照、比较罪犯。不过这样的方法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由于画作与真人的差异，官吏很可能会找错人。
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狡猾的罪犯的时候，他们如果稍微进行乔装打扮，官吏就会难以辨别，在这种情况下，错杀“无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更不用说找到真正的罪犯了。
另外大多数罪犯的画像更多的是画师根据目击人的描述画出来的，因为描述的不准确或者受主观想法的影响，最后呈现出来的罪犯的形象并不完整和立体。
如此一来，官吏搜寻罪犯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古代的官吏虽然需要罪犯的画像来辅助办案，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方法并不是参考画像，毕竟仅仅是局限于画像的话，那些罪犯早就逃之夭夭了，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借助其他三个方面的依据来帮助自己找到罪犯。
第一个就是古代的“身份证”。古代的身份证当然不同于现在的身份证，早在秦国时期，商鞅就为百姓们制作了“照身帖”。
秦朝的“照身帖”是竹制的，竹板被打磨光滑后上面写着自己的籍贯等个人信息，还有自己的头像。当时的“照身帖”在秦国是人手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贴身戴着，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没有“照身帖”的人则会被认为是“黑户”或者是间谍。
后来为了能够更广泛、更精确地识别人们的身份，还发明了僧侣游方时专用的度牒，以及学子、商贾专用的路引等可以识别身份的凭证。有了这些凭证，才能够实现自由出入。
在古代还有夜间禁止出行的“宵禁”政策，如果一个人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在街上溜达，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被抓起来审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官吏们找到罪犯。除此以外，古代“造假”身份证的情况也很少，因为不论是身份证的材质还是身份证的编写等，都会被官府管制，不容易被仿制。
第二个是保甲。所谓“保甲”就是以“保”作单位，如果官吏在一个“保”中发现了罪犯，且没有收到同一个“保”中的其他人的举报，整个“保”都会因此受到惩罚，类似于“连坐”制度。
在这种比较严格的惩罚机制的影响下，大家都会自觉主动地监察自己周围的一切。另外，古代的交通工具并不发达，人口的流动性也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一旦出现陌生人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人们在看到陌生面孔的时候就会去打听来人的身份，如果此人的行为诡异，官差还会将他们带到官府盘问，这样一来罪犯的行为也会被限制，是不容易逃脱的。
第三个是悬赏。对罪犯“知情不报”的人会受到惩罚，那么主动上报的人则会被嘉奖。比如，官府为了能够激发百姓检举罪犯的积极性，常常会进行“悬赏”，如果检举成功就会收到官府的奖励金，那些奖励金可能会是丰厚的金钱，也可能是粮食或者其他贵重的物品等。
宋朝时期，统治者在这一方面的奖励增加，能够检举并将罪犯告以天下的人得赏五万钱。明朝时期，检举罪犯的奖励更为丰厚，不仅可以授予检举人官职，甚至官府查收的罪犯的所有财产都可以归于检举人之手。
以此看来，虽然古代的科技以及刑侦技术比不上现在的水平，但是古代人民也是充满智慧的。在相对完善的惩罚和奖励机制的制约下，人们是能够比较自觉、主动地监督整个社会的。
也许技术的缺失可能会让检举、追踪罪犯变得很困难，但是在“全民参与监督、检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即使罪犯非常懂得隐匿行踪，他们也不可能长时间生活在“无人”的状态下，最终总会无处可逃。从这种机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团结”的重要性，打击罪犯是需要全民参与的，只有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坏人才会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