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先生的这句话，是他写给自己
的勉语，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短暂却绚烂的38年人生中，李大钊率先扛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培养出无数革命青年，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厥功至伟。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正是在这幅绞刑架前，坚定喊出“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的口号后，从容就义的。长子李葆华因随鲁迅外出参加聚会，而逃过一劫。
尽管在友人的帮助之下，赵纫兰和孩子们最终得以平安脱狱，可卑劣的反动军阀却并没有放过他们。宪兵三天两头上门骚扰，甚至千方百计阻拦李大钊的安葬事宜，导致他牺牲6年后才得以入土为安。
为了保护李大钊的家人，社会各派人士四处周旋，做了大量工作，最终成功将赵纫兰和4个孩子送回了河北老家，乐亭县大黑坨村。唯有李葆华决定独自一人前往日本留学，就像14年父亲的选择那样。
1913年，24岁的李大钊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求学。而关于李大钊赴日留学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故事。李大钊身世较为凄惨，出生不到一年，父母便接连去世，从小由祖父一手带大。他非常重视对李大钊的培养，一直都是文化教育与人格教育并行。从小到大，李大钊所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长大成材，回报社会，将人民大众拉出受苦受难的深渊。从这也能看出，教育子女方面的才能，李氏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影视剧形象李大钊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李大钊亲手开荒，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救国之路。而李葆华则得以免除那些弯弯绕绕的试错，坚定跟随父亲的脚步，赴日本深造，加入共产党，并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果断舍弃一切，回国参加抗日爱国斗争。
1909年出生的李葆华，16岁那年便加入了共青团，开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率领上万民众聚集在北京段祺瑞政府大楼前，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示威大会。这场示威大会史称“三一八惨案”，因为大会期间，示威群众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暴力镇压，47名有志青年血溅当场，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笔下的刘和珍君。
惨案发生后，北京城迅速笼罩在了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军阀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张牙舞爪，疯狂搜捕打压李大钊等革命人士。而李葆华的爱国斗志也此期间被激发到了顶点，他走出了游行示威的“舒适圈”，正式参加起革命工作。
当时，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的迫害，李大钊转入了地下工作，而李葆华则自发担当起父亲的通讯员，与李大钊并肩作战。那段时间，李葆华收集传送信件，观察反动军阀的动向，为革命人士通风报信，做了非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个人能力和革命信念，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1927年李大钊英勇就义后，李葆华化名杨震，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5月，李葆华继承父亲遗志，加入共产党，并出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留学期间，李葆华一边深入学习专研，一边积极向在日同胞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组织发展力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葆华毅然决然放弃学业，赶回祖国。
除了李葆华一家外，李大钊另外四个长大成人的儿女，也都非常优秀。
长女李星华，1932年加入共产党。她长期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宣传革命理念，营救被捕同志。国家安稳后，李星华弃戎从笔，开始像父亲一样“妙手著文章”。李星华创作了非常多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最富盛名的就那篇《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李星华
次女李炎华，一直走在教育育人的道路上，年轻时她在家乡当小学老师，之后又进入了冀东建国学院，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
次子李光华，14岁参加革命，18岁赶赴延安，曾经担任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幼子李欣华，同样热衷教育工作，曾担任北京市大峪中学校长，前途大好。但解放后没多久，李欣华就主动请愿到贫困山区支教，之后长留于此担任校长。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家风家训、家庭教育，对后代的成长和成材起着根本性作用。革命先烈李大钊，一生刚柔并济、为国为民，他一边高举旗帜，朝黑暗力量发起冲锋；一边体恤民生，把家底全部拿出来帮扶救济百姓。李大钊是所有革命者的偶像与标杆，是万千中华儿女心目中的革命英雄。
作为英雄的子孙后代，李葆华等人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相信李大钊的精神和英雄故事会一直传承下去，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度提及李大钊一家时，仍然会是那句：李大钊家族，世代忠良志士
1949年，2月。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时任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警员前去接管功德林监狱。
他们也不会想到，接管这所监狱竟然发现了关于李大钊被害一事的诸多线索。
这所监狱里面摆放着一架庞大的绞刑架，其中一名原属国-军的警察说到，它好像绞死过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一直安放在这里，没人敢动。
局长朱文刚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当场震惊，马上让警员看好这架绞刑架，同时立马将相关的情况汇报上级。
也正是因为这件绞刑架的发现，组织开始侦查当年残忍迫害李大钊同志的那批刽子手。
后来，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三个重要凶手也相继落网。
1951年6月20日。
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落网，组织鉴于吴郁文身患重病，暂不执行死刑，还帮他苦心治疗疾病，最终在1953年病死狱中。
1951年，12月17日。
曾任“京师警察厅”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雷恒成，在被举报后落后，并执行枪决。
1955年12月。
曾任京师审判厅刑庭推事王振南被依法逮捕，并被执行枪决。
在军阀主政的时代里，性命似乎变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以前看各个朝代的乱世政局，比起那些宦官、权臣乱政，我最记恨的仍旧是武人乱政。
因为拥有强悍的军事力量，随时可以将其个人私欲演变成为一柄随意杀戮的利器。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而又充满温情道义的时代里。
这样的时代，我们除却感知生活的少许压力，我们几乎感受不到大时代对于小人物生命、尊严的践踏。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三十、四十年代的日寇侵凌，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边疆强敌，那时的百姓，并没有一个相对和谐且幸福的环境。
新中国的一路走来，也并没有那么的顺利。
曾经的那代先辈，曾经的那代英烈。
从未有人告诉他们必须悍不畏死，从未有人告诉他们必须一往无前，可他们做了，也做得漂亮。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才有今天如此浓烈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