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君之前介绍过不少关于香港的“房事”，比如：
银行白领花355万，蜗居11m²的纳米房；
夫妻结婚10年不买房，每月租住3万块的海景酒店；
贸易公司老板8年里每天只用50块，为了存钱买新屋。
但其实，这些例子都还算不上“无法直视”。
有人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香港的住房环境：
“人还没死，就已经睡进了棺材里。”
面对高额房价的步步紧逼，更多普通老百姓被迫挤进墙板隔断、铁丝围成的“㓥房”、“笼屋”之中。
想要住得好一点，仿佛是在痴人说梦。
一位老伯住在满是灰尘的铁笼内，无法伸直双腿睡觉
据统计，香港住房所用的面积，仅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9%。
正所谓“寸土寸金”，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高得吓人的房价。
在香港，即使一个年轻人月薪能有5万块，一年不吃不喝存个60万，至少也得存3、4年，才能攒得够首付。
这还没完，随之而来的还有30年房贷，期间想要结婚、生子更是难上加难。
要知道，香港平均房价14万一平，一套70、80平米的二手房也能随随便便上千万。
为了节约租金，睡在楼梯间的香港人
买不起房，那租房总能选择多一些吧？
还真不是。
举个例子，在香港最贫穷的深水埗，租房价格每1平米近3000元港币（约合2500RMB）。
你说，这年轻人租得起吗？
不过，好在租房的种类，选择还挺多——
㓥房、天台屋、笼屋……只要你愿意吃苦，还是能租到一个落脚地的。
㓥房，其实就是指隔断房，将一间房子隔成很多个面积不超过一个停车位大的小套间。
条件稍好的房间，可以放下单人床、书桌、马桶，还有一个小台板用来烧水做饭，但也仅此而已。
还有很多更苦的：一家人挤一间房、十几人共用一个洗手间、厨房厕所不分，灶台边上就是马桶……
没采光、不通风、存在火宅、私自搭建楼房等安全隐患……明知道这样的房子会有致命的缺点，但从来不会成为人们租住“㓥房”的原因。
只有钱才会。
毕竟，这样的“㓥房”，每月租金仅在6000~10000港币之间。
据统计，香港仍有21万人住在㓥房里
天台屋，顾名思义就是在天台上搭棚子生活。
在天台上，用铁皮建成的一个个小屋，漏水、不隔热、不抗风，只是比起㓥房，会更大一点。
比起用高额租金换来私人空间的㓥房和天台屋，笼屋则成了没钱的老人的选择。
虽然叫“笼屋”（也叫棺材房），但其实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只是一个用铁丝网围成、勉强能够躺下的床位而已。
这铁丝牢笼，就是居住者拥有的空间。从头到脚不到两平方米的地方，除了睡觉，还得用来收纳全部家当。
只不过，在香港，活人还有个“棺材”可以住，但逝者却不一定能“入土为安”——
可用作墓地的土地面积，也严重不足。
2018年，香港有3.5万逝者排队等待公众龛位，平均轮候时间超过4年。想要风水更佳的私人墓地，则要花几十上百万港币。
这样看来，“活着的人要排位，死人也要排位”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在居住问题成为头等难题的香港，想要“体面”地生存、死去，目前能做的，似乎只有无尽的等待。
于是，在如此畸形的环境下，涌现了一批逃避香港、选择北漂的年轻人。
箭厂总制片人钟伟杰，便是其中之一。
其实在钟伟杰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北京这座城市。
站在天安门前，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化的厚重与沧桑，爬上长城后，更是被无比辽阔的河山深深吸引。
在北京，不再像香港一样拥挤。
尽管人口很多，但却始终能拥有距离感，不管是居住的空间，还是社交的环境，都让钟伟杰十分舒适。
于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他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城市，通过打拼有了自己的事业、房子。
这一呆就是十多年，钟伟杰也不愿再回去了。
对钟伟杰来说，北京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更是寄托祖辈情怀的出口。
他的父亲出生在广东省的一个县城里，1969年来到香港打工，娶妻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后，整个家族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便一直没能回家探亲。
这也是父亲一直以来的遗憾与心愿。
同样思念家乡的，还有钟伟杰的外婆。
出生于沈阳的她，在香港成家后，给两个女儿（也就是钟的妈妈和大姨）取名“忆雪”、“忆陆”，意在怀念大陆的生活，怀念家乡东北的雪。
抱着祖祖辈辈的这份思乡情怀，钟伟杰来到了北京，也开始了新的人生。
这也是他北漂的动力，而留下他的，是北京的辽阔与包容。
其实，北京的这种友好与包容，远不止钟伟杰一个香港人感受到了。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3位大二女学生，也深有体会。
在她们看来，香港没有给她们带来活力，反而给她们带来了囚笼般的感受：“有点像围城。”
香港的升学压力极大，倘若没能考上大学，未来便有很大概率，会从事一些自己不怎么喜欢的工作，日复一日，没什么盼头，时间久了难免消沉颓废。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们发奋读书，终于考上了双一流高校——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的一切，与香港截然不同，既新鲜、又充满挑战，比如大澡堂子。
她们说：“来到北京后，什么都是充满活力与神秘的。”
即使一开始会感到不适应，但她们却一致认为：
生活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充满惊喜和意外，总好过按部就班的日复一日。
不喜欢香港压抑、固化氛围的，还有北漂了15年的刘晓辉。
2003年，在经历了SARS病毒、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离世后，整个香港都处于一种被悲伤环绕的氛围中。
那时，刘晓辉为了逃离这种压抑的社会环境，独自来到北京打拼。
虽然一开始，他也会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而四处碰壁，被当成异类对待，但他始终相信：
“我们骨子里的观念都是差不多的。”
如今，他在五道营胡同开了一家复古店，将中国和西方过去的小物件陈列在一起。
他不断地学习以前的历史、知识，也对内地的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其实，北京每年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因为这里的房价太高，是很多普通打工人望尘莫及的。
他们“逃离”的理由，和那些离开香港的年轻人差不多——为了更广阔的天地、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更稳定的居所。
毕竟，居住的幸福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
辗转很多地方工作和生活，听起来有些无奈，但这也并不是一种逃避，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能生活得更好。
所以啊，某个角度看，“逃离”的未必是弱者，也不一定是坏事。
参考资料来源：B站@箭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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