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两天，很多人都被一个“新冠”感染者感动，因为他的行程显示，18天辗转了28地打工，很令人心酸。
他没有固定工作时间，也没有固定工作地点，他走入一个个北京的黑夜，常常工作到凌晨，甚至只有一次就餐记录。
社工侯小圣说，她也接触过一个感动人的打工者，一个70岁的老奶奶，记性奇差，楼梯也下不了，还要去上班。
但入职六周后，这个奶奶就成了最好的员工。
苏珊来的前一天，我们小组四人刚从一个血淋淋的现场回来。
有个男人突然躁狂发作，在跟家人吃晚饭时，拿桌上的餐刀划伤了自己哥哥。家人报警后，警方把他们家团团围住，然后打电话给我们。
警方希望我们能以社工的身份出马，安抚嫌疑人，让他放下刀，自己从房子里出来。他们把屋子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里面的人越来越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
我翻了一遍男人的病史，马上意识到那个受伤的哥哥才是问题的关键。嫌疑人以前从来没伤过人，冲动之后发现被枪口指着，可能以为自己罪名很重，所以才破罐子破摔。
我把信息同步给搭档罗茜，她没犹豫，一个人走进了警察的包围圈，隔着窗户冲男人喊话，告诉他哥哥没事，小伤而已，他会原谅你的。
先前一直狂躁不安的男人听到这些话，举着刀呆住了。
罗茜趁热打铁劝他放下了刀。紧接着，荷枪实弹的警察从我们身边冲过去，按倒了那个男人。我和罗茜长舒一口气，退到人群外面，等着接手男人被起诉或入狱后的工作。
这是我们俩搭档做社工的第三年。我是内卷出名的中国留学生，罗茜是被多家机构抢着要的法学硕士，全机构最危险最紧急的案子，几乎都会交给我们小组。
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那天回到机构时，老大告诉我们，要给我们塞一个新成员。
档案写着她的基本资料：苏珊，1950年6月17日生。
一个70岁的奶奶，要怎么当我们的搭档？
在此之前，我没少见过想来当社工的志愿者。在澳洲，司法社工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它足够高薪，我们的平均时薪约等于人民币175元，缺人的地方会开到年薪5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慷慨的项目资金。
它也足够受人尊重，机构甚至得明文禁止社工和案主谈恋爱，因为案主可能会过分信任你、崇拜你，就像一个被四十岁大叔洗脑的小妹妹，这种关系是极端不平等的。
人人都觉得社工是个肥差，我们也乐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反正，不是每个人都留得下来。
只有真正成为社工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像拆弹特警一样危险的工作。
因为关注弱势群体，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社会边缘人群，甚至不少走上了犯罪。这些人的心理就像炸弹，谁也不能保证哪句话会踩到雷区。
我们要在凶案现场拆弹，在凌晨三点爬起来拆弹，还要在看似平静的对话里发现炸弹然后拆除。
这可不是一个七十岁的奶奶能干的活儿。
我一句句地跟苏珊解释，她也一句句地听着，腰板挺直、身子前倾，像是努力要听清我说话，又像是单纯年老造成的驼背，脸上没什么表情。
一直到我全说完，她才慢吞吞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沓病历，上面是医生给她的诊断：轻度老年痴呆，预计1~3年内发展为中度。
这意味着，她最迟会在三年后完全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所有的记忆。
苏珊奶奶说，她希望在自己失去所有记忆之前，能以真正社工的身份做一次咨询。她还说，她年轻时在社区工作，从三十岁一直到七十岁，有丰富的和人交流的经验，会尽力不给我们拖后腿。
我一下子被打动了，同时还有点尴尬，觉得自己特别小人——只因为不想给工作添麻烦，就可以拒绝一个七十岁老人最后的愿望吗？
在社工守则里，第二条叫做“先人后己”，机构付你这么多工资、居民这么信任你，不是为了让你这么怕事儿躲事儿的。
组员们都不说话，我一咬牙，点头答应了。
不就是六个礼拜吗，只要我们好好教，一定能教出有史以来第一个七十岁的社工志愿者。
一个七十岁的奶奶跑来社工机构上班，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挑战。
她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偷偷确认了好几遍，急救用的血压计体温计和急救毯是不是还能用，甚至还抓着搭档罗茜练习了一遍海姆立克急救法。
罗茜问我，为什么要练这个，我说，老人不是吃什么都会被噎住吗？
八点，苏珊奶奶准时在前台报道。看得出，她的红发为了上班精心补染过。
我远远打量着她，心里盼望她认真看过机构准则——不能带任何饰品，不能穿高跟鞋，所有衣服或者包上都不能有可拆卸的金属制品。
某个意义上来说，安检门就是她的第一道试题。
一到冬季，安检门的灵敏度就会被调到最高，有时候牛仔裤拉链都会被检测到，但苏珊过的时候完全没响。
我松了半口气。
我们带她去熟悉机构环境，苏珊奶奶的步速在老人中算快的，但右膝盖明显不太能打弯，遇到要下楼梯的地方就不得不先迈左脚，再把右脚挪下来。
我们只能跟着她集体放慢了脚步。步伐一慢下来，总有别的同事快步从我们身边超车，我有种跟整个机构格格不入的感觉。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种预感是对的。
苏珊奶奶的入职培训还没结束，她的负责人就来找我了。
负责人说，苏珊没有通过模拟测试，她的分数奇低，几乎所有知识点都没记住。他建议我们帮苏珊准备，否则她可能永远无法通过。
于是，我不得不在各种大案要案的间隙，跑回办公室，盯着一个奶奶背题。
这个过程实在有点让人抓狂。苏珊的脑子里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拔河，一方说快忘掉快忘掉，另外一方说你要努力记住，但是你可以记混。
我看过她的默写本，有一次她把一个概念默写了六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每一遍都是错的。
我有时候实在难以置信，抬高了声音问她“这也能忘吗”。她又会一脸认真地问我，她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能怎么办，“先人后己”呗。我熬了一夜，帮她把培训材料里几十个重点都列出来，画成草图，又给她申请了半开卷考试的资格，最后才让她勉强通过。
本来培训通过后，我们都会给志愿者准备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但面对苏珊奶奶，我实在不知道该庆祝些什么，只是口头祝贺了她两句。
但这点冷待完全没有被苏珊奶奶发现，七十岁的拆弹专家，已经准备好上岗了。
那天下午三点，正好大家午休，突然，我们听见了行李箱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
苏珊奶奶把红头发又漂成了白金色，剪了一个摇滚乐队主唱的发型，画着哥特式眼妆，踩着舞步走进办公室，还拖着一个小号行李箱大小的音箱。
还有人没抬起头，她又拍拍手，确保所有人都看了向她。
场面一度十分安静。下一秒，苏珊奶奶爬上桌面，冲台下一鞠躬，从包里掏出一个话筒：
“这是——属于——我的——完美一天！希望——你也——青春永驻！”
重金属摇滚乐的声音震得我脚下的地板都在发抖。
这场演唱会最终因为老大捂着耳朵出现而戛然而止，但在那以后，全机构都知道我们有了一个朋克奶奶。
苏珊后来解释，这只是为了在“世界音乐日”给我们所有人放松。我们很难跟她解释，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行为约等于广场舞大妈外放音乐。
苏珊奶奶的世界，似乎一直缺乏“边界感”。
有时我带些卤鸡爪、炒鸡胗之类的“中国食物”去，苏珊奶奶就会忍不住问我：“这是能吃的吗？”说话时揪着自己的领子，好像自己被鸡挠了一爪子。
在政治正确比空气还重要的社工机构，我已经八百年没听过别人干涉你的饮食习惯了。
但是次数多了，我也懒得跟她解释，就在她面前故意一口咬断鸡爪，嚼得嘎巴响。
苏珊奶奶更卓越的一项战绩是，她曾经凭一己之力让全机构戒了烟。
社工工作压力大，几乎所有社工都有点烟瘾。机构其实是禁烟的，但每天下午两三点最累的时候，我们都会聚到小木屋里，抽电子烟。
但有一天，到处散步的苏珊奶奶突然发现了这里。她推开门的一瞬间，我们都吓了一跳，有种小时候被奶奶抓到偷偷抽烟的惊恐。
苏珊奶奶像赶小鸡一样，把我们全赶出了屋子，放话要让我们全都改掉这个坏毛病。
第二天上班，桌面上映入眼帘的先是黑色的肺和溃烂的口腔图片——苏珊打印了一套戒烟广告，贴在我们每个人桌上。
这一整天，只要我们小组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她就会马上说：“不许抽烟！”还要我们发誓自己没带烟出去。
我们都被她搞得烦不胜烦，只能阳奉阴违，抓住一切机会偷偷抽烟。
苏珊发现抓不着我们，很快换了策略。她看到有人起身预备溜去抽烟，突然幽幽地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帮案主戒烟瘾、酒瘾甚至毒瘾吗？结果你们自己还抽烟？”
我们对视一眼，揣着烟的手一抖。
社工不怕威胁不怕暴力，就怕道德绑架，苏珊奶奶算是狠狠地踩中了我们的软肋。
这之后每次掏出烟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自己某个戒瘾戒得满地打滚的案主，就不好意思地放下了。到现在两三年了，我再也没抽过烟。
现在想起来，苏珊奶奶其实有点像我爸爸，一个不太标准的东北老爷们。他也热衷于用一些奇怪的方法让我放松下来。
比如高三的早上，偷偷关掉我的闹钟，等我惨叫着跑出房间才告诉我已经请了假，然后让我在家躺一整天“配合他撒谎”。
出国留学以后，我再也没遇到过一个像这样粗暴地关心我的人，直到苏珊奶奶出现。
我几乎要喜欢上她了，如果她不是非要当一个“真正的社工”的话。
第二周的周五，我正式通知苏珊，她可以开始接触档案了，等到有合适的咨询，我们会叫上她。
苏珊奶奶高兴坏了，她再三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表现，让我多给她上咨询的机会。
机构里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就是整理档案，这也是志愿者的工作内容。社工忙起来没几个顾得上好好放文件，但到了找资料、打申请的时候，没有档案又不行。
一些有经验的志愿者，每天都会来办公室的长桌上，抱走一堆纸片儿，根据案主姓名和记录纸的颜色一点点分开，再放进不同的档案盒里。
但苏珊奶奶不一样。她的工作方式是在桌面上就开始分拣，时不时把眼镜摘下来，做会儿自创的眼保健操。
等到她确认，自己把某个案主相关的材料都分离完毕，才会去把这个人的档案盒取来。
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她一直坐在长桌边有点挡路，但没几天，我突然发现一个重要案主的资料消失了。
这个案主在四年前确诊了癌症，但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正规的机构申请救济金，而是碰上了一个号称能治好她癌症的骗子。
她花了上万澳币参与骗子的“冷冻疗法”，直到对方卷款跑路了，才想到找我们求助。
我们的档案盒里装着她申请救济金和起诉骗子的资料，一旦弄丢了，补办麻烦不说，还怕耽误了她的治疗。
我脑子嗡地一声，立马跑去问苏珊。苏珊很努力地在回忆，但光是努力是没用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把档案放在了哪。
我只能发动几个同事帮忙找，每个人听见我的问题时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社工机构里的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可能从来都没犯过这种错误；但听说档案是苏珊弄丢的，他们又只能叹一口气。
毕竟，我们都知道，她有阿尔茨海默症。
我们是“先人后己”的社工，要帮助弱者、要尊重奶奶，可是具体到生活中，阿尔茨海默又真的这么具体、麻烦、让人抓狂。
花了一下午又一个晚上，我终于在休息室的书架上找到了那两盒档案。我十分郑重地和苏珊约法三章，要求她只能在档案室里整理档案。
她满口答应，但好像完全没意识到我在忍着脾气不骂她，下一句又开始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她去做咨询。
我当然记得，苏姗奶奶来的最初目的是做一次真正的咨询，但说实话，这时候我已经彻底没有信心了，只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她早晚会忘记的，反正她有老年痴呆，不是吗？
苏珊奶奶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有时我让她去电脑前查个资料，她走到电脑前就忘记要查什么了。直到我等不及了请假来找她，才看见她一个人还站在那，又不敢问人。
我都已经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某天在来上班的路上走丢。
可是只有“要当社工”这件事，她就是不忘记。
每次我们接了案子走进咨询室，苏珊奶奶都会唰地抱起自己的夹子，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们。我们不得不每次都硬着头皮告诉她，下次一定。
比她晚来的志愿者都已经开始上咨询了，她看我们的眼神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
眼看已经有点拖不下去了，终于，我们小组接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家暴案，可以让她试试。
这个案子的案主是一个印度女人，曾经被她的前夫家暴、囚禁。
几个月前，她被反家暴机构解救了出来后，已经在我们这里做过好几次咨询，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心理干预，整个人状态相对稳定，只要提一些固定问题就好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放心，正式上咨询前两天，我和搭档罗茜又给苏珊奶奶做了一次培训。
罗茜整理了一些比较常见的法条拿给她，并且带她模拟了这些法条适用的场景，我配合这些场景，教她从社工的角度提问。
苏珊奶奶依旧非常认真地在记录，不过我对她记录的效果存疑。
果不其然，我们拿走她的笔记向她提问，她全忘了，根本回答不上来。
咨询在即，我们没时间让苏珊奶奶从头学起，只能用最笨的办法——让她少说话。我们给她规定了在咨询的最后五分钟才能提问，说少错少。
走进咨询室，我和罗茜坐在案主对面的座位，苏珊奶奶一个人坐在桌子侧边。还没来得及再叮嘱她，案主就已经进来了。
当着案主的面，我不好意思再跟苏珊奶奶强调不让她说话。
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我想，她应该能记住。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和案主聊了几句基本情况，问到她最近有没有和她在印度的父母联络时，苏珊好像被“印度”这个词触发了开关，突然问：
“在印度，家暴是不是很常见？”
我脑子嗡的一声，案主惊愕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
这个问题精准地同时踩住了刻板印象与种族歧视两大雷区，尤其苏珊奶奶是白人，这就类似有个美国人问我：“在中国，女人是不是都得生男孩？”
如果这真的是个拆弹任务，苏珊现在无异于一把火把引线全烧了，横飞的炸弹碎片变成了两张停职通知书，拍在了我和罗茜的脸上。
印度女人呆了一瞬间，爆出一句脏话，接着大声质问苏珊是什么意思，并嚷着要找负责人投诉。
罗茜马上站起来道歉，向她解释苏珊只是志愿者，她不需要回答这个人的问题，以后也不会再接受这个人的介入。
我则一把拉起苏珊，把她推出了咨询室，嘱咐她再也不要出现在这个案主面前。
没有时间和她解释，告诫她不要乱跑之后，我赶回去和罗茜一起安抚案主。
印度女人当时正在念叨着要换机构，骂脏话，同时一遍一遍问我们“那个女人是什么意思”。
我和罗茜不停地赔礼道歉，说不管她想投诉、换社工还是换机构都没问题，这次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没有任何人可以觉得她的遭遇是合理的。
劝了半天，印度女人终于一摆手，气冲冲地走了。
她最终没有投诉我们，但罗茜和我还是爆发了成为搭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罗茜坚持苏珊奶奶必须换组，她只会毁了我们的每一个案子。
“她问的问题经过思考了吗？”罗茜在小木屋里咆哮，“她把我们前几次咨询全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废话！”
我反驳她不该对一个新手志愿者这么粗暴，罗茜接着就开始嘲笑我，假慈悲，粉饰太平，只知道帮苏姗奶奶考试作弊，在咨询时话都不让她说。
吵到最后，罗茜冲我大喊起来：“你就是想显得自己高尚！”
这句话一下踩中了我，我整个脸开始发热，马上用更大的嗓门回呛她。好像吵赢了就可以不用面对某些问题。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罗茜已经气冲冲地把门甩到墙上，跑回了大办公室。
我和苏珊一块儿被孤立了。
每天苏珊奶奶走进办公室和所有人打招呼，只有我会回应她。她想分享什么话题，只有我接话，然后假装没事地尬笑。
吃午餐时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只要我和苏珊奶奶一插话，就会骤然安静两秒钟，然后转向其他的话题。
罗茜甚至会强行加快吃饭速度，就为了减少和我待在一张桌子上的时间。
从小到大，我都没受过这种待遇，就像人群中的脏东西一样，被所有人不动声色地绕开了。
尤其让我难过的是罗茜。从我进机构的第一天起，她就是我的搭档。
以前每次我俩一起进咨询室前，她都会给我发短信，问我准备好上战场了吗？现在她不仅不发短信了，只是走进来拿笔捅捅我，然后转头就走。
甚至我刚来的时候，她都没有这样对我。
那时候我也和苏珊奶奶一样什么都不懂，整天追着她问，她不耐烦了，就让我问别人去，甚至看到我就翻白眼。
后来我才知道，罗茜那时看我和现在看苏珊奶奶一样，她觉得我们根本没有符合社工工作的技能，就不该在这儿浪费时间。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扭转大家对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有过同样的遭遇，现在我也希望能给苏珊奶奶一个机会。
但这个理由显然不能说服所有组员和我一起承担风险，印度女人是没投诉我们，下次呢？没人愿意为了一个奶奶无厘头的愿望丢掉工作。
更让我郁闷的是，苏珊奶奶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尽管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已经完全不和她说话了，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机构里来回穿梭，一会给大家发吃的，一会帮忙收拾杂物。
有时候，她甚至作为一个“前辈”和新来的志愿者攀谈，给志愿者们讲真正咨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快被气笑了，好几次我路过她的座位，都想问她，知不知道自己上次给我们惹出了多大麻烦，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直到有一次，我听到她和其他志愿者提起之前这次咨询，她说知道自己在咨询里问错了问题，一直在找机会想要和案主当面道歉。
我肺要气炸了，等苏珊走出办公室就在走廊上拦住她，也顾不上礼貌用语了，劈头盖脸地问她，怎么一句话也记不住，我们不是说过你不要再和这个案主有任何接触了吗？
她先是不说话，随即就反问我，那她能做点什么弥补案主。
“什么也不能做，”我有点失控，“这不是跟人过家家，做错事道个歉就算弥补，你不懂，就别总擅自行动！”
苏珊呆呆地望着我，个儿高高的红发朋克奶奶第一次露出了受伤的表情，好像我们斥责她、孤立她、把她赶出咨询室，都没有这一句“什么也不能做”更伤人。
她真的很想做咨询，我突然发现，我们都没有问过她为什么。
我终于静静地站在茶水间外面，听苏珊奶奶讲完了她的故事。
之前她常在这里泡茶，等待茶冷的时候，就把手像袋鼠一样揣进自己的兜里，开始讲她年轻时候的事情。
但我们总是很忙，听个只言片语就跑了，社工的工作很紧张，年轻人之间的闲聊也总比她的故事有意思。
现在我也被孤立了，也没人跟我聊天了，只有在茶水间里听苏珊奶奶讲故事。
在苏珊的回忆里，她的四十年是“黄金般的一生”。
她热爱组织活动，喜欢看见大家热热闹闹在一起的样子，她办过车库义卖，街道图书角，军团日烤肉派对，在夏天自己动手，把整个活动室的墙面漆成蓝色。
她从十一月就开始准备圣诞树，自己去各大商场货比三家，甚至还动过自己砍树的念头。
她为社区里接近70户家庭做手写贺卡，有些新住户是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她甚至把活动室腾出一间来作为临时的日托所，好让这些孩子和家长有处可去。
“社区活动中心是我的第二个家，”她说。
苏珊在第二个家里投入了太多，多到她甚至很难再说出哪里是她真正的家。
她经历过三次婚姻，有四个孩子，最亲近的是第一个孩子皮尔森。她怀皮尔森的时候还在计划扩建活动中心，怀着孩子这件事给她的工作带来更“有趣的挑战”。
做最有挑战的事，是苏珊一贯的思维模式。
也许因为是在社区里长大，皮尔森也很热衷于帮妈妈准备社区活动。
每到假日甚至周末，他就会从大学回家，帮她装饰圣诞树，帮她在日托所带孩子，在开放日为来参观的居民指路。
他总是隔着人群比口型，“我很好，妈妈。我还不饿，一会儿休息。”
直到大二那年，这个年轻的孩子意外去世。
皮尔森的葬礼上，苏珊整个人在发飘。
作为母亲，她想要找到一些和皮尔森之间的回忆来做悼词，但脑子里只有社区活动。
那一次社区修建祷告室，皮尔森一个人完成了钉木龙骨架的活儿，而她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跟谁学会的。
苏珊忙着照顾整个社区，唯独不记得自己的孩子。
皮尔森葬礼过后不久，苏珊找前夫去要一些皮尔森的遗物做纪念品。拿完之后两个人聊了一会，前夫轻描淡写地告诉她，皮尔森小时候经常在家里问，“妈妈去哪儿了？”
“皮尔森一直很想妈妈，”他说，“和妈妈一起工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伴家人，现在让你知道也许太晚了，但总比不知道要好。”
苏珊曾经是整个社区的妈妈，可她从来没和自己的儿子好好聊一次天。
所以她才会那么想坐上咨询室的桌子，和具体的人聊聊，解决他们的问题。她想成为“一个人”的妈妈，在自己失去所有记忆之前。
我终于想到了实现苏珊愿望的方式。
我的学校课堂里，有一些模拟社工咨询情景练习。有时候会有志愿者作为模拟情景里的案主，这正适合苏珊奶奶。
我又回去找了罗茜，想再和她合作一次，帮苏珊奶奶开一次小灶。
我还没说两句，她就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说你要装高尚就装到底，怎么又来道德绑架我了？
我做足了心理准备，她一问，我就主动承认说，我是没有发自内心地尊重苏珊奶奶，我们都对不起她，所以更应该努力为她准备这次机会。
罗茜最后心软了，答应了下来，说自己可不一定能做好。
没几天，她又掏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最开始一样，她负责总结所有可能用到的法条，我负责教苏珊奶奶社工的提问方式。我俩周末一块加班，轮流监督她背。
我和罗茜约好，谁也不能对苏珊奶奶发火，结果就会看到罗茜趁着苏珊奶奶低头写字，对着窗户无声地呐喊：“杀了我吧！就现在！”
在我俩濒临崩溃的前夕，模拟咨询的日子终于到了。
我把苏珊带到学校那一天她很兴奋，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参与，是她全程独立面对这位案主。
开始之前我握住她的手，“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看材料，材料里涵盖的点都提到了，就算成功，好吗？”
我坐回教室的角落，罗茜尽管又开始不耐烦，但是也始终盯着苏珊。
苏珊奶奶带着她不离身的本子，我第一次认真看清了那个本子，银色硬皮，边上夹着各种不同颜色的便利贴。
苏珊奶奶明显有点儿紧张，她把水杯从桌上挪到地上，摊开本子，准备开始记录。
尽管今天是模拟，但她还保持着能进入机构的着装标准，向案主介绍完自己之后，她想起自己还戴着帽子，赶紧摘下来放在一边。
她甚至带了计算器——我在心里竖起大拇指，劳动纠纷的案主或许会问自己起诉能得到多少赔偿，看到社工带着计算器，会增加他们对社工专业度的认可。
开始的过程很顺利，我告诉过苏珊，问问题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次性抛出多个问题，不要让案主有被审讯的感受，这些她都做到了。
轮到案主提问的时候，他连续问了几个有点偏的问题，我应该向什么机构寻求心理治疗方面的支持？我要是起诉霸凌我的人会有用吗？他会不会受到惩罚？
苏珊奶奶一时之间有点茫然，她的方向只传来刷刷翻材料的声音。
“公平工作委员会有权施加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指令，违反停止欺凌指令可能会受到罚款，但必须通过法院，”苏珊翻过一页，然后抬起头，“你可以来我们机构寻求心理治疗方面的支持，我们可以提供，也可以帮你联系你认为专业的任何机构。”
漂亮，我在心里说，一个完全社工式的回答，足够写在苏珊社工之旅的最后一页了。
我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她向我们告别。苏姗奶奶走了出来。看见我们俩久违的笑脸，她也笑了起来。
但紧接着，她摇了摇头：“这不是我想要的个案。”
苏珊奶奶的要求让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觉得惊讶，她提出自己想要当一次案主。
她想让我们四个人分别给她做一次咨询，问题是同一个：我是一个在三年内就会发病的老年痴呆患者，我面对自己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与焦虑，你们是我的社工，要如何帮助我？
她甚至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向预约了咨询室和时间，一口气预约了两个小时。
我们阻止她，没有人能够连续接受四次咨询，因为你要不断重复自己的痛苦回忆、不断地剖析自己。
有的案主只是接受一次比较长时间的咨询，就会突然站起来呕吐、头晕站不住，甚至还有人直接犯了心脏病。
但苏珊坚持说，她可以，并且一定要按照“最标准的流程来“。
我只能按照她的要求，如约在那天下午走进了咨询室。
咨询室里阳光很好，照得苏姗奶奶红发间的斑驳更明显了。她坐下的时候肩膀会不自觉地内扣，如果不强行绷着后背，就会佝偻下去。
她一只手扶着老花镜，另一只手慢慢地翻自己的本子，星星点点的老年斑蔓延在手背上，提醒着我，她是真的年纪很大了。
我跟她打招呼，询问她遇到了什么问题。
苏姗奶奶慢慢地说：“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反复地去超市……”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反复地去超市。
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我每一次都以为，自己是第一次走进去。
我清楚地记得，我明明才刚起床，屋子里没有别人，我想喝水，但是找不到水壶在哪里。
外面传来响动，好像有人在偷看我。接着房间里也有什么声音，我把房间的门也关上，坐在客厅里。但接着我的胃开始痛了，我觉得我可能生病了，急症或者癌症，甚至是中毒。我必须马上出门。
我记得超市在出门五百米的地方，但是我忘记了自己出门要做什么。街边的人看着我，他们好像马上就要过来骂我，我是不是挡了他们的路？
我得回家，但是回家的路是往这个方向走吗？我在哪里？我要怎么回家？
我猛然惊醒，抬头看着苏珊，她仍然平静地看着我，像我们拒绝她的时候、我们因为她记性差而发火的时候，每一次，她都这么平静地看着我。
那一刻、这一刻，她身后一直背着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直到今天，我才看清楚它的模样。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绝症，一旦确诊，你的大脑会无可阻挡地开始退行。
长久以来我们所仰仗的专业技能、人际关系，都会化为乌有。你会失去自理能力，不但不能帮助任何人，甚至不能帮助自己。
我要怎么回答她的问题？我要怎么面对一个人不可逆的老去、失去记忆？我说不出话来。
和苏珊聊完后，我们四个按例要进行咨询复盘，但大家很久都没有出声，我们脸上都是一样如梦初醒又沮丧的表情。
最后走出咨询室的是苏珊。她交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粉色的记录纸。
她说，这是写给我们每个人的。
那是一份观察陈述。是我们之前一直觉得苏珊奶奶永远学不会的东西。
观察陈述是社工工作的一部分，要基于和案主的长期沟通，评估他的现状、能力、需求、目标，最后针对他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我曾看过督导还是社工时做的观察陈述，她连案主不断探头想看自己在记录什么这种细节都会写，边上标注造成这种行为的不同可能性，再逐一做验证。
在我们心里，这不是苏珊能胜任的。
但我们拿到的是一份堪称完美的观察陈述，尽管涂涂改改，但没有写错任何一个部分。我之前一直提醒苏珊奶奶要把记录时间精确到秒，这一次也完全做对了。
她像个真正的社工一样，用过去的六周观察我们，记录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我们，最后给我们她想说的话。
这不是干预也不是介入，这像是发生在社工机构里的一场独属于我们的“治疗”。
苏珊奶奶对我说，你独自漂洋过海来，完成了学业并且开始工作，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成就了，你应该在余生里都为这件事情感到骄傲，尤其在遇见挫折的时候。
“你不必一直追求‘成为厉害的人’，而是应该在自己觉得沮丧的时候想想曾经获得的成绩，那会让你真正振作起来。”
罗茜不敢打开看自己的，“苏珊肯定会在里面骂我，”她沮丧地说。“我不是个好社工。”
我替她打开了记录纸，纸上写着：罗茜，你是小队里的核心，你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成为核心，只要你想。她说，不要相信野心会让人发疯这样的话，那是不求上进的人编造出来的。
我似乎能想到她的语气，“罗茜，你能实现想实现的一切”。
六周已经过去，明天是苏珊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天，我们要跟她说再见了。
我请前台配合我们，骗苏珊说每个志愿者都会留下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套到苏珊奶奶的照片后，我立刻拿去制卡机那里现做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工牌，并送到前台去录入了专属于苏珊的一串工号，最后把这张卡交到了她手里。
苏珊奶奶当时真的捧着卡转了几圈，还拿给遇见的每个人看，指着照片说“看，这是我”。我甚至看见她把卡举在胸口让前台帮她拍照。
督导给了这张卡正式社工级别的通行授权，时长是一天。为了防止志愿者泄漏隐私，这个权限从没给过正式社工以外的人。之前，苏珊奶奶也必须由我们带着，才能进安全门。
那天早上，整个组约好了一起早十分钟到，我们在前台附近装忙，等着苏珊走进大门。
安检仪安安静静的，红头发的苏珊奶奶来了。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前台，郑重地输入自己的编号。
打卡机显示白底绿对号，发出叮咚一声。
我们向她挥手，早，社工苏珊。
侯小圣告诉我，她们的社工机构会选择每个学校最好的专业最好的学生，在各种茶余饭后、防不胜防的时间给他们安排突击考试。
这就要求，你是一个不用考前抱佛脚也足够优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社工。
经过这些筛选的学生，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骄傲，我会拯救所有人、我能拯救所有人。
苏珊奶奶的出现，让他们发现自己不能。
他们既不能放任奶奶去实现愿望，莽莽撞撞地做社工，也不能解决奶奶的病痛。
但也是苏珊奶奶，告诉他们，这没关系。
你们的专业技能、健康身体，甚至你们的自控能力、你们的记忆，都有可能失去，可是这没关系。
只要你们还记得怎么去爱，不会失去爱的能力，就够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马修
插图：娃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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