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内蒙古索伦镇五金店，一男子拿着一块刻着奇特文字的金牌问老板：“老板，会提炼金子吗？”老板接过金牌，眉开眼笑：“会，提炼出来按市场价收。”男子喜出望外，忙不迭地点头。
李献功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3年前，父亲去世后，李献功打算搏一搏，于是，他带着所有钱杀入了商场。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三年来，李献功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到头来还倒欠2万元外债。李献功自知自己再无试错的机会，只好打道回府。
那天，山穷水尽的李献功进入了地窖，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变卖，以解燃眉之急。
谁知翻着翻着，竟然翻出一块金属牌。李献功轻轻擦掉上面的灰尘，牌子瞬时散发出熠熠光辉。
“这...这块金属牌子为何没有生锈？”李献功喃喃自语：“按理来说，地窖阴暗潮湿，金属牌不可能不生锈，除非，父亲说的是真的！”
这一块金属牌是3年前，李献功的父亲临终前交给他的。李父当时告诉李献功，这块金属牌是在洮儿河取沙时挖出来的，朋友说这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
李献功当时悲痛欲绝，根本没听进去。李父去世后，李献功将把金属牌放在了地窖，就外出做生意去了。
因此，当尘封三年的金属牌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李献功面前，李献功顿时想起了父亲的话，意识到这块金属牌不简单。
打瞌睡有人送枕头！李献功激动不已，急忙带着牌子去找朋友鉴定。
在朋友的引荐下，李献功见到了收藏家刘振春。
刘振春接过金属牌，仔细研究起来。金属牌为圆角长方形片状，一端有圆穿，整体暗金色，正反面都刻有奇特的铭文。经测量，金属牌长25.7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圆穿外径5厘米、内径2厘米，总重350克。
刘振春看了半天，看不出个所以然，便带着李献功前去拜访收藏专家张国林。
张国林平常爱收藏金属器物，见多识广。谁知，他也看不懂金属牌上的字，不知金属牌为何物。不过，他凭经验判断，这块金属牌含金量应该不低。
果然，经过光谱分析仪分析，这块金属牌含金量高达58.44%，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金牌了。最后，张国林和刘振春两人决定一起出资收下这块金牌。
然而，当刘振春再次拿起金牌验货时，竟然看到了一行简体字——张字九十六号。
这可把刘振春搞迷糊了，简体字普及不到50年，为何会刻在古老的金牌上？难道上面的刻字是博物馆的编号？
刘振春和张国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两人使出了一招缓兵之计。
他们先是以12000元的价格与李献功达成口头协议，接着以现金不足为由，只给了李献功2000元的定金，并表示2周后结清。
随即，他们将金牌的拓片寄给了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机构，询问此文物是不是失窃的文物。
不料，两人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相似文物被盗。
两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可当他们找到李献功正要付清余款时，李献功却不干了！
原来，李献功回去后一合计，发现以金价算，这块金牌都不止12000元。因此，当刘、张二人前来还尾款时，李献功直截了当告诉他们要加钱。
三人协商不成，交易以失败而告终。
而后，李献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拿着金牌进了金店，这才有了文中开头那一幕。
李献功并非冲动，因为以金牌的含金量，以当时的黄金市场价来算，这块金牌提炼出黄金后，至少能卖17000元，比刘、张二人开出的收购价还要高5000元！
李献功心里美滋滋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还掉大部分的外债了！
不曾想，他还没高兴太久，测试完金牌纯度的金店老板却告诉李献功，金牌金含量不到一半。
李献功意识到金店老板不知道他已经测试过金牌的纯度，想在提炼时动手脚，于是果断拒绝了交易。
兜兜转转，路费花了不少，金牌仍没卖掉，李献功十分无奈。就在他愁眉锁眼之时，刘振春和张国林又来了。
原来，两人查明了金属牌的来历。
两人告诉李献功，这块金牌出自元初忽必烈时期，上面的文字是蒙古文字“八思巴文”。而之前刻有八思巴文的文物，多数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两人语重心长地劝说李献功，将这块金牌上交给相关部门，不能让文物流失。
李献功顿时目瞪口呆，思前想后，他听取了刘、张二人的建议，将送去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最终，内蒙古大学副教授包祥接待了李献功，他随口就读出了金牌上面的八思巴文“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
原来，这是一块元代圣旨金牌。包祥教授之所以认识这块金牌，是因为1998年，当地出土了一块圣旨银牌，上面所刻的八思巴文完全一致！
元代圣旨金牌，是元代皇帝的象征，一般与圣旨同行，见牌如见皇帝。朝廷颁发各种诏敕，包括调发军旅，都是圣旨与“圣旨牌”一起下达的。
最终，包祥教授以5万元的价格将金牌买下，转过头，又将金牌无偿捐赠给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李献功这块元代圣旨金牌，是迄今国内外唯一一块元代巴思巴文圣旨金牌。如今，这块金属牌珍藏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它的发现，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然而，为何上面会有简体汉字，至今仍是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