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都在刷屏“开挂”的谷爱凌。我成为不了她那样的人，但我认识另一位“开挂”的人，把他拉来写故事了。
他叫刘开心，是一名医生，在医院最难的科室之一心外科。
他出生在高考内卷第一省山东，选择学医后，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心脏专科医院，老师是中国最好的心脏外科专家之一。
30岁出头，老师退休，带着他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创办了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外科，几年时间，科室又成了中国顶尖的心外科。
今天是他的第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格外有意义，因为故事的争议特别大，而他是站在被质疑的那一边的。
他说，自己理解，那个哥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7点50分，我坐在办公室等那个人，已经快半个小时了。
到了8点，他要是还不来，我得去给病人查房、换药、开检查。
可是直到8点05分，我还是没有看见他。
查完房、换完药后，已经是早上9点左右的光景。不久后我有台手术，所以没顾上回办公室，我径直向手术室走去。
我们科是全国顶级的心脏专科，接触的几乎都是危重病人，很多人把我们这里当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等的这个人，会在办理住院后放弃治疗。要知道没住院前，他是那么渴望我们能收治。
我是在2019年冬天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那天我跟主任一起出门诊，叫到“王一”的时候，已经是那天上午所剩不多的几个病人了。
王一不高，1米7左右，人很瘦，穿一件深色西装外套，陈旧但整洁，里面套一件白色衬衫，感觉是个干练不张扬的人。
刚进门诊室，他就把手里抱着的厚厚一摞资料往桌上一放，转身出门去了。没多久，他又抱了一摞检查结果单折了回来。
他分门别类地跟我和主任介绍：“都是这一年的片子，有CT、核磁、胸片......”
狭小的桌子被王一不断从袋子里掏出来的资料越堆越满，已经没什么多余的空间了。
他这才停了手上的动作，站在那里看着主任和我，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点头满是歉意地笑着。
后来，他又把那些掏出来的资料和病例收了回去，一边收一边说：“带得太多了，放不下了，我抱着吧，你们要看什么，我来找。”
我盯着他，悄悄地比划了一下那些病历的厚度，拇指和食指使劲儿伸开，勉强能够到的样子。
王一很细心，看到了我的小举动，尴尬地笑了笑，用力颠了颠怀里的病例，说：“这是最近三个月的，之前的在外面箱子里，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去拿。”
见这情形，我和主任心里有了些底，问王一到底是什么病。他告诉我们，得病的不是他，是他弟弟，王生。
王生的病是缩窄性心包炎，10年前做过一次手术，但术后身体一直不好，总反复出现症状。
前些年吃药还管点用，过去的10个月，病情突然严重恶化，住着院还勉强能维持，一出院回家就不行。
王一一边说，一边找检查报告，话还没说完，最近几次的心脏彩超结果，就被他从那一厚摞病历里找出来了。
我数了数，足足6家医院的彩超结果，都是全国规模很大的心脏中心出具的。
像王生这样厚的病历，我见得不少。因为，我所在科室接收的危重病人数量非常多，占比在全国应该是最高的。
虽然医院建科时间不长，但主任却是全国公认的危重心脏外科的领航人。
即便是当年，他在阜外这样的顶级心脏专科医院，接手的也都是别的医生不敢做手术的重病人，常常被认为是心脏外科最后的保障。
自从在阜外退休，主任就带着我们师兄弟几个来到现在的医院，创立了心外科。开科不久，就有很多重病患者慕名而来，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
2018年年初，王生的病情开始恶化，王一就带着弟弟从深圳、广东一路向北，边打听边找医院治疗。
但都快把中国跑遍了，也没有医院能接收王生。
找到我们医院，也是王一听别人推荐来的，说如果这里还接收不了，就让他死心了。
心包炎其实是个说法简单，实际上非常可怕的病。
患病的人，相当于心脏外面被包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心脏被裹在铠甲里，就会受到压迫，活动能力也因此受到影响。长此以往，甚至心脏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由于铠甲和心脏是紧紧粘在一起的，所以手术剥离的难度很高，在术中损伤到心脏是常有的事儿。
哪怕是在铠甲被完全剥离后，心脏也会因为长期受压迫而丧失部分心肌功能。术后，大量液体涌入心脏里，心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它们，还是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即便是心脏外科技术日臻成熟，普通的心外科手术死亡率基本都能保持在1%-2%的当下，这类手术就算在最好的心脏中心，死亡率也会高达5%。
这就像一个穿着钢马甲的孩子从1岁长到18岁，发育一定是异常的。这时候给他取下马甲，他的身体也不会立马变得像正常人一样。
看了王生的病历，几家心脏中心的检查结果出入不大，王生的心脏已经缩得只有正常人一半大，心功能非常勉强。
主任一边拿着资料自言自语，一边问王一：“病人现在怎么样？”
只见王一掏出手机，迅速找到一段他给弟弟录的视频，双手把手机捧到主任面前。主任看完，不禁“吆喝”了一声，“真够严重的！”
看我一直探着头，主任把手机递给了我。
视频里的小伙子正如王一所说的，瘦得特别厉害，四肢纤细，肚子很大，应该是有很多腹水排不出去。他的皮肤很薄，呼吸的时候能看到肋骨一根根暴露出来。
王一说，他弟弟这样已经有10个多月了，尤其是近5个月，体重掉得特别快，现在勉强能上2楼，睡觉必须要垫高后背。这些其实都是心衰的典型表现。
主任犹豫了一会儿，最终告诉王一，他弟弟还是可以做手术的，只不过风险很大，让王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主任话音一落，王一黯淡的眼睛却突然瞪了起来，闪着光。他说话的声音一直是抖的，就连接过手机的双手，也清晰可见地在颤抖。
他说，他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只要我们肯给他弟弟做手术。顿了顿，他红着眼圈儿说了句：“你都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
王生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所以每次入院都要做很多检查，但是那些检查都不能治本，他弟弟的情况越来越差，还经常被人拒之门外。
但即便这样，王一都没有放弃带弟弟再去下一家医院。
主任让王一随时和我联系，并嘱咐我说王生的病情非常重，等他住进来，需要多调养些时间，这样上手术的时候才会更踏实一点。
而王生能不能上手术只是一关，能不能下手术是第二关，能不能出监护室、恢复是否顺利，则是第三关。
我盘算了床位，跟王一说三天后就可以入院了。王一听罢，后退了两步，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刘医生，我们这就回去准备。”
他的鞠躬让我觉得受之有愧，也让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王生救回来。
王生入院当天，他妻子推着轮椅把他送到医院里，王一则跟在后面，背着大包小包。
床位安排妥当后，王一停留在了护士台，听着护士的安排跑前跑后的，我好不容易抓了他一个空闲，让他忙完了来办公室找我。
他笑着点了点头，幅度不大，力气也很小，看得出来，他这几天被折腾得不轻。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眼神里的兴奋。
等他办完手续，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屋里的空调也止不住他满脸的汗水。听他喘气的声音趋于平缓，我才跟他说，我需要了解病人的治疗过程。
虽然我不断提醒他说重点，但记录病情也用掉了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越听他讲，我越是打心里佩服这个男人——作为兄长，他这些年一直陪着弟弟看病，对弟弟的病情了如指掌，就算我问到他每次住院是因为什么指标不好，而导致弟弟的身体出现了其他问题，他都能迅速且清楚地告诉我。
结束谈话前，我嘱咐他明早会有一次抽血，护工也会来指导病人和家属做检查，让他在病房别离开。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了王生的检查结果，一切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伴随而来的其它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我们对他的判断和治疗策略。
由于他的心功能很差，于是连带着肝脏、肾脏的功能指标都出现了严重异常。
特别是肝，已经到了肝功能衰竭的边缘，这不仅增加了他术后肝衰竭的可能性，还严重影响他的凝血功能，术中出血会比普通病人严重，并且不好止血。
我想找到王一商量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
走到病房的时候，王一没在。王生和他妻子都在休息，他半坐着，眼睛耷拉着，没什么光亮，一直吸着氧，但喘息声还是很大。
我不禁想到王一跟我说过，这一年多来，弟弟王生从没睡过一个整觉，很多时候都是坐着，跟熬鹰似的熬一宿。
如此的折磨却还让这个人这般活着，我很清楚，很大原因要归功于他的哥哥王一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我问他们，哥哥去了哪儿？王生妻子抢先告诉我说，王一下楼打饭了。
我随即让她约王一明早8点前见面，并特意强调，让王一尽量早点到，8点后我需要例行查房，9点后我还有一台手术。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我一直等到走向手术室，他都没有出现。
通往手术室的走廊里，玻璃反过来的光照在我身上。
我不敢相信，王一可能因为弟弟的病情太重，到了要动手术的前一秒，选择临阵脱逃，但这样的事情以前出现太多次了。
正这么想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走廊远处传来——“刘医生！”
我回过头去，光影下一个黑色的剪影向我这边跑来，等近了我才看清身形轮廓，是王一。
那一刻我竟然兴奋起来，站在原地等他过来。
还没等喘平气，他就连连跟我道歉，说最近事情多，人实在是太累了，早上定的闹钟没听到，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他就赶紧往医院跑。
我摇摇头示意没关系，然后把昨天的检查结果大概跟他说了一遍。他两只手放在胸前，握得紧紧的。
我提醒他，手术风险非常大，让他在我去做手术的这段期间好好琢磨琢磨，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去手术室了。
再见他的时候，是我下手术后，在楼前小广场，他正在长廊边的长椅上抽烟，眼睛盯着地板，没什么表情，但看起来很专注。
“想啥呢？”我问他。
“还能有啥，我弟的病呗。”他长叹了一口气，像是问我，又像是自问：“你说他咋就这么倒霉？”
我没办法回答，转而问他，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陪着弟弟看病。他告诉我说，因为弟媳妇没什么文化，病的事情都不太懂，所以前前后后都是他跟着。
他原本是做生意的，之前也有个小公司，身上有点积蓄。
这些年陪着弟弟看病，那点钱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就连公司也卖了，说是没有时间管理，但我想着，多半是为了给王生看病凑钱卖的。
因为像这种重病人，刚入院后，什么都没做呢，就得先交至少10万块钱押金，看着几十几百万的钞票，到了医院里，都不经用。
可以想象，王一自己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被拖累。这样的家属我以前也见过，长期陪着兄弟姐妹看病的，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常常因此跟爱人、孩子发生争执。
他看了看我，仿佛意识到什么，连忙说：“我还行，有些路子，靠着朋友帮忙什么的，有收入。刘医生，钱不是问题，您千万别担心！”
他这是误会我了，我摆摆手告诉他，自己只是觉得他挺了不起，不仅前前后后操持着弟弟的病，还拿着钱养活了两家人。
他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挡了挡自己变红的眼睛，说：“自家兄弟，应该的！”
我没有再接话，只听他像是喃喃自语说着，这些年因为病得重，怕家里父母担心，所以王生逢年过节都不敢回家，还好有亲戚照顾。
他想着，能尽快把弟弟的病治好，这样也能早点给父母一个交待。
我告诉王一，因为王生的病情很重，所以我们想更多地了解患者家属的想法，才好安排后续的治疗。
王一很坚决，告诉我只要有办法就愿意试一试，毕竟王生的病情总反反复复的，不做手术也没什么出路。
后来，他又问我这次手术需要多少钱，我让他先预备着20-25万，多退少补。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点点头说，该做的检查就做，让我不用害怕，并且强调对于手术的风险他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需要他配合的地方，随时说。
记得那是冬天里为数不多，十分暖和的下午，我和王一告别时，空气里散发着一丝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有种蓬勃、重生的感觉。
经过一周多的精细调整，王生的状态改善了不少，在和麻醉科、心内科一起评估、讨论后，手术按计划进行。
手术并不好做，从8点开台，结束已经到了下午5点，其中，因为本身凝血功能就不好，止血就止了近3个小时。
术后，王生的心脏被打击得很严重，所以心功能很差，需要一直拿个小皮鞭狠狠抽它，才能保证它是清醒且运转的。术后给他注射的药物，就是这个小皮鞭。
王生的药物剂量很大，约莫是一般患者的3倍，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王生的心脏很辛苦，但也要它一定扛住小皮鞭的抽打才行。
我把王生推出手术室的时候，窗外整个天空都映照着夕阳蓬勃后的倦感，残晕逐渐退却，夜色尚未吞噬。
等我把病人术后的一切都安排好，在监护室门口，我见到了王一，他就像在村口站了一天，等着孩子归家的父亲。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王一更像是王生的父亲，他对王生的付出，并不单纯只是兄弟间的付出。
他说，父母岁数大了，身体和精神都经不住打击，弟媳妇没文化，什么事情都不太懂，就连签授权委托书的时候，夫妻的“妻”字，都是看了半天比划着写上去的。
所以，王一必须要去做个家长。
我嘱咐王一，手术做了只是第一关，后面能恢复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出得了监护室，还要看王生的造化。
王一握着我的手，连成句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低着头，转身，又在转回来，一个劲儿弯腰向我致谢。
王生的妻子就像丧失了站起来的力气，一直坐在旁边，上半身前倾着，流着眼泪，听着我和王一的谈话。
我安顿好他们，回去写完病历，对我来说，这段日子以来，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一半。
王生平稳地度过了术后的前2天，他的心脏功能恢复很快，药物也不断下调，术后第3天，就脱掉了呼吸机，晚饭时，就开始自主进食了。
夜里，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平静地睡觉，那时，连平时很烦躁的输液器、监护仪的声音，在我听来也悦耳不少。
术后第4天，我见到了王一，他看到我来监护室，便远远地跟我打招呼，而且改口喊我：“刘老弟！”
他整个人非常兴奋，迎上来拉住我，告诉我王生这两年来，终于在昨晚第一次睡了一个整觉，感觉弟弟一觉醒来就像重生了一样。
没等我交待清楚对异常指标的担心，王一就急着要请我喝酒吃饭，见我一直拒绝，他就也没再坚持。
凯撒说过，人不愿意看清全部事实，人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部分。
大概是手术太顺利，王一、王生兄弟俩仿佛都只听到了“手术顺利”，却忽略了“心功能还是差，不要掉以轻心”的事实。
王生术后第5天的清晨，我接到了护士的电话，王生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放下材料，立马赶回了病房，快步走向王生的床位。
只见他半靠在摇高了的床头，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而下，喘气声短而急促，眼睛瞪得大大的，透着焦虑，也透着惶恐。
面前的简易餐桌上摆着半碗粥，还有一个空空的餐盒。
王生的爱人站在旁边，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着他头上的汗，紧皱着眉头却说不出一句话，而王一在一旁握着手，脚步不听使唤一样的左右摇摆。
旁边的监护仪发出刺耳的报警声，血压、心率的指标不停的闪着：血压76/45mmHg；心率170bpm——一个远低于、一个远高于正常标准。
见我来了，王一的眼睛立马放光，迎上来问我说，王生早上还好好的，吃了早餐就开始不舒服，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我没理会他，摸了摸王生的脚，湿冷湿冷的，看了看指标，和我预测的差不多：王生心衰了。
我问王生早上吃了些什么，才知道他竟然吃了两个大包子、一碗粥，还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
王一一边回忆王生的早餐，一边说：“他觉得饿，我以为是好事儿……”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上来了，冲着王一喊：“我昨天怎么交代的？少食多餐！一次吃这么多，心脏怎么受得了！”
王一站在一旁，低头不敢看我，小声说抱歉，他以为术后应该增加点营养，就给弟弟多准备了些吃的。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说完，我意识到自己情绪有些失控，又平复了一下。
我给王生用了抗心衰的药，并告诉王一，先观察3小时，如果效果不好，还得转回重症监护室处理。
安排好这些，我就去赶着做下一台手术了。术后，我又立马朝监护室走去。
王一在门口焦急踱着步子，见我过来正要和我说话，我摆摆手止住了他，“我先进去看看再说“。
他不再吭声，停在那儿看着我从他身边走过去。
监护室里，王生很安静地侧躺在那儿，看起来稳定了不少。
我跟管床护士交接了一下情况，护士告诉我，王生泵了利尿的药，尿出来了，人明显好多了。
两天，王生尿了3.5升，心衰症状大有缓解，稳定以后，我们让王生回到普通病房。
王一站在床边，当着我和王生的面，举着手，像发誓一样，大声说：“我就算渴死你，我也不敢这么惯着你了！“
看着他的样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王生的情况稳定，我准备去手术，出门前，护士跑过来告诉我，王生今天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色素很高，血液粘稠，问我要怎么处理。
我刚想放下的心又悬到嗓子眼，多半是因为这两天利尿药用得多了些，加上王生本身的血色素就高，一下子血液浓缩了，这很容易导致血栓。
这下子可好，扛过了心衰，又要抗血栓。
本想着给他放放血，但主任说王生的心功能太弱，放血一是危险，二是放血量不好把控，只好继续调整药物，再多给王生输些液体，还得让他多喝水才好。
第二天一早，常规查房，我见到躺在病床上的王生，他显得很不自然。
他告诉我，自己的右腿疼，说罢，挽起裤腿让我看。
王生的右腿颜色有些苍白，我摸了一下，腿是凉的，并且两只脚温度也不一样，我把他的裤子往上翻了翻，才看到他右腿膝盖附近有一小片淤青。
王生告诉我，昨晚9点多他感觉到腿疼，一开始以为是躺了好多天，腿疼很正常，忍忍就能过去，结果没想到疼到现在。
我和主任四目相对，这可不是好兆头。主任让我做个超声检查看看血管，我快步走出病房，正撞见王一买饭回来。
他本来很高兴地要和我打招呼，看我脸色不对，突然很慌张地说：“这次我真没给他喝水！昨晚护士交代了让我们多给他喝点，我都给制止了！”
我看看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知道他是为弟弟好，也不好责怪他。
顿了好一阵子，才让他一会儿带着王生去做个超声，等拿到结果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我刚离开，就听见后面传来一句：“这是又咋了？”
看着超声结果，我的心沉了下去。
由于血液太粘稠，在大血管里瘀滞了，造成阻塞，以至于离得心脏远的血管，没有血流通过，再远处的组织因此而缺乏供血和氧气。
时间一长，这些组织就慢慢死亡了——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紧急会诊后，外周血管科的医生初步判断说，应该还有机会给王生做介入治疗，把栓塞的血管取出来就好。
主任让我抓紧准备，务必争分夺秒。
我把王一叫到了办公室，外周血管科的同事把所有情况详细给他说清楚后，让他尽快做决定，再晚怕是没有机会了。
王一听了，连忙问：“您说没机会是指什么？”
外周血管科的同事告诉他，如果手术做晚了，栓塞太严重，就只能给王生截肢，来保住他的命。
空气瞬间凝固了。办公室能清清楚楚地听到电脑散热器的轰鸣，以及钟表的滴答声。
我感觉王一此刻是茫然的，他的眼神有着瞬间的空洞，但他很快定了定神说：“那等什么？抓紧手术吧！”
他签完字后站起身来，对着我俩各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两位，拜托了！“
看着护士们忙东忙西，王生很惶恐，一直在问王一究竟发生了什么。王一一边忙着帮护士收拾，一边安慰王生。
他轻轻地捋了捋弟弟的背，告诉他没什么大事儿，只不过是因为卧床久了，血管里的血液凝固了，做个小手术，从腿上伸个管子，把血块掏出来就好了。
听了这话，王生才显得踏实下来，他自己慢慢移到了转运床上，但眼神仍然飘忽，我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犹豫和挣扎。
我看着站在一旁的王一，他不断地安慰着弟弟，重复着那句：“没关系，小手术，一会就回来了。”
说完，他冲我生硬地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能感觉到他心底同样有诸多惶恐与不安。
我想起手术前那个春意盎然的下午，他告诉我，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早就习惯在弟弟面前变着法地鼓励、安慰，有时候为了让弟弟安心，甚至会用一些小小的谎言来欺骗弟弟。
而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由他自己承担。
来北京前的那段时间，王一跟我说他总做噩梦，像魔怔似的，不断梦见王生去急诊心衰抢救的样子。
他看着弟弟不停地喘，人都快喘不动了，肋骨看得清清楚楚，吓得他突然醒了，夜里在床上坐着不敢再睡，就这么熬了一宿又一宿。
虽然有时候，他能感觉到弟弟清楚自己的病情，每次住院，他也能感受到弟弟的痛苦，但他也知道，弟弟当着自己面，总会尽量显得坚强些。
这种心照不宣的彼此隐瞒，总让我心里忍不住地难受。
直到患者接送处的自动门缓缓关上，王生进了手术室，一瞬间世界仿佛就安静了下来。
我在家属等候区门口站了一会，趁着这个机会和王一仔细说了王生的情况。
王生感叹着，看个病就像是走迷宫，到处都是陷阱，避无可避。我告诉他，重病人大多都是这样，不是这里容易出问题，就是那边惹是生非。
说着说着，王一突然就沉默了，盯着脚底发呆。我能感觉到，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男人顶着多大的压力。
他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直以来都挡在弟弟的面前，不仅不停地帮弟弟稀释着压力和负能量，还要不断地压迫自己，转回头，再继续给身边的人信心和勇气。
他可能真的太累了。
我正想着该如何安慰一下这个疲惫不堪的兄长时，接送处的门开了，术间护士找到我，告诉我血管科的张主任叫我进去。
我看着护士的眼睛，心里突然升腾出厚重的不安。我们缓缓走进手术室，路上，她小声嘀咕着说，张主任说王生的情况不乐观。
见到张主任后，他单刀直入，告诉我王生的右腿缺血时间太久，已经出现了坏死的征象，恐怕没办法介入取栓，唯一的方式只有截肢。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张主任嘱咐我，一定要跟王生的家属多沟通一下，毕竟王生刚经历了心脏上的大手术，不知道家人是否还能接受，再去冒一个可能更大的风险，来截肢保命。
术间到家属等候区的路程显得尤其遥远，一路上我脑海中总是在浮现王一的各种表情与反应，至于张主任和我说了多少，我好像都没有听进脑中，只是应付着答应着。
“王生的家属在吗？”
我看到王一举着手小跑着过来，很客气地和张主任打招呼。兴许是看我眼神凝重，王一木然地望着我们，似乎也感觉到些许不对。
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张主任把情况跟王一解释清楚，问他怎么考虑接下来的治疗。
“截肢？”
我看到王一的眼神一下子就空洞了。仿佛有种想流泪，但是无从流起的感觉。
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双手交叉握着，能明显的看到手背被抠进去的手指掐出的一道道凹痕，而手指也被硬硬的压成了紫色。
他好像在颤抖，从躯体，到下肢，是那种没有规律、无意识的、随处的颤抖。
身后，王生的爱人才从远处慢慢挪过来：“哥，咋地了？我刚听说……”
“没事啊，弟妹，没事，我们再让医生想想办法。”说罢，他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眼睛充满期望。
良久，张主任摇摇头，告诉他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王一顿了顿，说要跟王生的妻子商量一下。张主任同意，提醒他不要拖延太久。王一点点头，拉着我，问我是不是能等他一会儿，我向张主任示意后，留在了门口。
我离王一他们还有一段距离，没怎么听清他们具体的考量，只听到没一会儿，王生的妻子就开始哭，王一也跟着掉眼泪。这是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见他掉眼泪。
从来，王一都是他们家最乐观、开朗的那个人。
后来，王一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感觉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但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平复了好一会，他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颤抖着，缓缓地伸出两个手指，嘴巴一张一合，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两年了，刘医生，两年了……”
刚说完这句话，他的眼泪又夺眶而出。他呜咽着对我说，就在昨天，他还以为，一切就结束了，什么都会好的。
王生的部分病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眼前浮现出那一摞厚厚的，来自各个医院的病历，以及他抱着那摞病历在主任门诊憨厚的笑容。
没有人能说清，在那个笑容背后，有多少煎熬、难眠的夜晚。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看到曙光之时，一巴掌，把你拍向万丈深渊。
最后，王一紧紧地抱着头，指尖仿佛要陷进头皮里，我听他一字一句说：“我们不治了。他不能截肢。”
王生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喘气费劲，我见他血压也开始波动，高压只有80，心想，病情肯定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和王生的家人们协商后，我联系了救护车，王一想把弟弟带回老家，说这也算是王生的最后归宿。
救护车刚到医院，我们就陪着王生一起出院了，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径自推着病床走向电梯。
王生却一直在左顾右看，满脸恐慌和疑惑，他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一直在问他家里人，为什么要出院，不是要再做一次手术吗？
王生的妻子只要一看见王生，就立马背过身去抹眼泪，我同样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后来干脆也背过身去，想把这一切景象留在看不见的地方。
床边，除了他的家属之外，还有我、一个护士、一个转运师傅，但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虽然我一直背对着王一和王生，但是通过声音，我能感觉到，王生正努力让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他侧躺着，还是没有停止询问，
久了，我听见王一低沉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别问了，你这情况不好了，要给你截肢。我没同意。你要截吗？”
低沉、决绝，满是无奈。
我仿佛听见王一心里在说：“我可以帮你隐瞒很多次真实的病情，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隐瞒一条丢失的腿和未知的以后。”
整个楼道安静极了，只剩下王生粗重的呼吸声，一下又一下，仿佛是在对降临在自己生命中的苦难，做着的最后的抗争。
几声粗重的喘息声划过，我听见王生说：“哦，这样啊……那肯定不行。那……不治了……我们回家吧。”
我悄悄回过头，看见他说罢往后一躺，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的方向，像是放弃，更像是解脱。
随后便再也没有了任何声音，空气里是可怕的宁静。
我就这样，看着一家人走进电梯，看着电梯的门安静而缓慢地关上。
一小时后，我接到了王一的短信：返家路上，王生去了。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王一，想起这个不断付出，最后一刻却选择放弃的兄长。
事后，我跟朋友聊起来，他说，王生的哥哥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当初就应该同意给王生截肢。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理解王一的决定，王生的手术风险很大，经济、精神的压力都担在王一身上。
他不是放弃了一次手术，而是在坚持了10年的无数次治疗之后，放弃了。这么多年，王生承担着身体上的痛苦，而王一则为他分担精神上的痛苦。
我可以想象，是否截肢的决定，王生本人也无法轻易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无论怎么样都是痛苦的，王一最后一次为弟弟分担了痛苦，以及这个选择之后的更多痛苦。
很多次，我路过医院楼前的小广场，还会想起坐在长椅上抽烟的王一，这是我印象里他唯一排解压力的时刻。
我们一起说了很久，很长很细的烟带从他嘴边飘着，他却一句也没有说起自己的难处。
可能很多人会和刘开心的朋友一样，觉得王一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哥哥，无法理解他最后放弃给弟弟截肢的决定。
但我想，其实在我们身边，不少人都无意中扮演过王一的角色。
他们不是不负责，相反，他们是习惯了保护家人，总在面对困难、危险、失败的时候，独自承担下一切，对家人报喜不报忧。
他们的家人因此减少了许多担惊受怕的时刻。
刘开心至今还会想起王一，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人，远离家乡在北京工作，也对家人报喜不报忧。
他知道，很多人也是这样。
你是否会想起了身边那个对你报喜不报忧的人。
或者，你就是那个人。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弹簧 马修
插图：徐六耳
本文照片来源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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