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最近看见一个说法，让一对夫妻离婚的最快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同一个公司当同事。
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原本一个人的工作很容易变成夫妻俩人的共同工作。
有奖励时，俩人是竞争关系，而一旦其中一个出错，风险不但不能分摊，还会在每个人身上加倍。
不久前，我认识了一对医生夫妻，妻子在血液科，丈夫在ICU，他们不只在同一家医院，还接管了同一个患者——
那是个白血病晚期的女孩，连化疗都对她毫无作用。
为了救下这个女孩，妻子决定试一试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技术。
在此之前，这个偏僻小城市所有血液科医生，没人做过这种尝试。
她甚至还拉丈夫一起，把ICU的治疗手法，用在这个一脚踏进鬼门关的女孩身上。
夫妻间共同承担的风险，在那一瞬间，被拉到最大。
我和丈夫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同一家医院。
和别的夫妻不太一样，别人算的是结婚几周年，而我计量在一起的时间单位是，和他救过几位病人了？
我在血液科，他在ICU，医生之间，不同科室隔行如隔山。
他的病人血液系统出现问题，我会帮助他判断。
我的病人呼吸循环一旦受阻，他会指导我操作。
小芦是唯一那个，他不放心让我去救的病人。
小芦来的时候是2018年的年关，年底病人多，护理站打来电话，说来了一个病人，让我去处理。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静静地坐在病床上，旁边坐着一位中年女人，床上清清爽爽，明显住院经验丰富。
见我走过去，中年女人立马站起来，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摞厚厚的病历递给我。
我接过病历快速扫了一眼——小芦，省城某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过，但复发了。
短短几行字，差不多给这个女孩判了死刑。
小芦还没说话，她妈妈直接说，复发以后，省里医院的医生让她们回当地治。而小芦只是看着我轻轻点头，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全程保持沉默。
眼前小芦妈妈紧接着还要说什么，我害怕她说得太多，给小芦心理压力，赶紧把她领出病房，请到医办室。
复发，没钱，回当地治，病人知道全部病情，态度不明朗。
我生怕这又是一场死局。
两年前，小芦在我们这个高考大省，以百分之五的概率顺利考上了985。
命运重新洗牌，上大学后，小芦得了白血病。
正常人的骨髓，里面都是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它们就像是庄稼种子，撒在地里，有的长成红细胞，有的长成白细胞，有的长成血小板。
白血病就是有一些种子发生突变，长出来的不是庄稼，成了杂草。它长得比庄稼快，抢占土地，白血病细胞多了，好的细胞就没处长了。
小芦得的是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她骨髓里到处疯长的就是这种杂草。
这种白血病只有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希望造出新血，获得治愈。
但小芦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移植时机。她在前几次化疗后没有尽快移植，现在白血病复发，骨髓里杂草丛生，成了废弃的荒地，造血功能停摆。
我和小芦妈妈说，现在还有一条路，再化疗几次，把骨髓里的白血病细胞数量打下来一点，咱们可以考虑强行移植。
没想到她妈妈一听到移植就表示拒绝，她急切地解释道：“俺妮儿从一得病，就自己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病情我们一直都没瞒着她，好多主意都是和她商量之后拿的。”
小芦的路，是自己选的，她太懂事了，宁可选择死。
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她最大的主意就是坚决不做移植。
她上边有姐姐，下边有弟弟，家里经济条件很一般。但小芦一确诊，爸爸就开始筹钱，她姐姐、弟弟也积极准备去做配型，打算给自己的姐妹移植。
她可能嫌移植花费高，从一开始就拒绝移植，也拦着姐姐、弟弟去做配型。
“配型的话她姐和她弟也没多大痛苦，就是抽点血，采干也没有什么风险，就是打点刺激因子”，我不解，这么好的配型条件，怎么连配型都不做一下呢？
小芦妈妈也没办法，说孩子就是不想让姐姐、弟弟冒一丁点风险，自己病了，可还要给他们留一条后路。
移植三十万起，化疗才一万起，虽然知道可能复发，小芦还是只做化疗。
就只是化疗，前前后后也花了10多万，家底快被掏空。
得病之后，小芦一直都积极配合化疗，“恶心、吐、吃不下饭、掉头发、发烧、各种难受，但从来不言语”，妈妈看着女儿渐渐在自己面前凋零。
还是化疗吧，小芦妈妈说着就要哭出来，我安慰她，别急，还有办法。
我和她妈妈一起回到病房，确认了小芦的意见，小芦说她上网查过了，还是想化疗一次试试，小芦语气平常，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立刻给小芦安排了检查，结果不容乐观：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占到了近80%。
我给小芦换了一种化疗方案，化验结果显示一有好的迹象，我就去病床前鼓励她：“细胞降了，注意别感染，坚持几天细胞长上去了就能回家了。”
入院以后，我很少看到小芦有情绪波动。我也有过青年男性患者，该崩溃还是照样崩溃。也许是小芦已经掩埋了自己的无助和绝望。
进行了一个周期，28天左右的化疗后，小芦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基本未降。
我有点担心小芦承受不了这个坏消息，只是告诉她比咱们期望的还差点儿。
这些话老病号一听就知道有所保留。小芦没说什么，但走出病房的时候，小芦妈妈跟了上来。
我跟她撂了实话，这个疗程的化疗没有效果，必须要考虑其他治疗方法。
虽然小芦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也没有明显的感染部位，但骨髓中白血病细胞持续居高不降，仍然会导致身体恶化。
最坏的结果是，二十岁的小芦可能会在三个月后死亡。
我得去找我丈夫一趟了。
小芦让我想起第一位和丈夫联手救治的病人。
这个病人也是临过年没几天来的，急性白血病，白细胞长得特别快，瘀滞在血管，堵住了肺。
病人喘上不来气，我给丈夫打电话，描述了病人的情况，问他：“你们收不收这个病人？”
丈夫当时给我的回答是收。
到了ICU，丈夫给他上呼吸机做插管，血直往外喷，没过两天，这个病人就去世了。我和丈夫很默契地没有再讨论这个病人，只是再有类似病人，我们会针对病情讨论更多。
我们都不希望相同的悲剧发生第二次。
晚上下班回家，我找出电脑里存着的最新诊疗指南又看了一遍，然后钻进厨房，和正在忙碌的丈夫说起了小芦的病历：
“青年女性，B急淋，化疗缓解后复发，给两疗程化疗都没缓解，也不打算做移植，你说我咋办呢？”
吃饭时间是我俩为数不多能凑一起的机会，往往用于讨论病情。
我们家孩子听到这些也感兴趣，关心起这病人到底要咋治，他小小年纪，桌上摆的绘本是《人体解剖图谱》、《微生物》、《寄生虫》。
而丈夫又是对我一通盘问：“这家人怎么样啊？治疗态度积极不？”
“经济情况怎么样？别治着治着，没钱跑了。”
“现在国外挺火的那个什么CART，她能做吗？”
我当初和小芦妈妈提出的备选方案里也有CART治疗，但她还是一口回绝，寄希望于化疗。但其实化疗多次后，小芦骨髓里疯长的杂草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耐药性，不再惧怕我们撒播的化疗药物。
2012年4月，一个美国女孩在经历了白血病两次复发后，就用CART治好了。
CART疗法，就是在女孩身体里培养一批“杀手细胞”，摸进她的骨髓，铲除这些杂草——先把病人体内有杀伤功能的T淋巴细胞采集、分离出来，在实验室，人为地给这些杀手细胞进行特训，专门杀伤坏细胞。
在体外，这些“杀手”细胞生长、扩增，到一定数目，再回输给病人。
受过培训的“杀手“细胞再次回到体内后，一边继续扩增，一边到处寻找坏细胞，找到后就一把抱住，消灭它们。
目前的CART疗法，可以用于治疗小芦患的这种B细胞型白血病。
之前省城的医生跟小芦提起过这个技术，费用要二三十万，当时她根本不敢考虑。况且，CART只在全国顶级的医院开展实验，我们省只有省级医院做过十几例。我们医院更是一例都没有。
但丈夫的建议提醒了我，小芦只有成为我们的第一例CART治疗患者，她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吃完晚饭，我还是熬了个夜，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做了详细的记录。
第二天早交班会上，我向全科医生汇报了小芦的病历。
我说这家人之前嫌贵，可现在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主任一听，提出可以跟生物公司申请减免，我们的第一例，怎么也得照顾照顾。
讨论结束，我填好了疑难病例讨论记录，如果日后有纠纷，这算是一种保护措施。
小芦的化疗已经结束，她和妈妈就在病房里不声不响，也很少主动来找我，静静等待我们去查房，接受属于自己的下一步方案。
一个早晨，小芦等来了我的告知。
我刻意用了递进的方式去强调：“我们地区、我们医院、我们科室之前并没有做过CART，如果你们同意做，将会是我们科、我们医院、我们地区的第一例，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我向她们保证，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协调一切可及的医疗资源，尽可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第二天我去查房的时候，只问了一个问题：“考虑好了吗？”
小芦和她妈妈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
回家后，我把小芦同意做CART的事情告诉了我老公。
我的语气开始上扬，说这两天就要准备制定CART治疗日程表了。
在我最兴奋的时候，他猝不及防给我浇了一盆凉水：“你打算给她做CART了？行不行啊你们？”
我和丈夫的性格天差地别。我做事总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他就会衡量之后再做判断。
血液科的病人需要医生不断给他们希望，即使治疗方案没那么有效，也还有纠正的机会，可ICU的医生永远奋战在生死第一线，下一个错误决策可能就会满盘皆输。
这么多年的默契，他泼我冷水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他总是希望我做事之前再多考虑一下。
那几天在家，无论是等饭还是吃饭，我耳朵没有清净过。他一遍又一遍念叨我，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别最后费力不讨好。
他提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小芦会同意，也没想到我们能把事攒起来。
我把指南打开，蹲电脑边上一条一条跟他分析可行性。
我言辞恳切，病人家里明确表示，哪也不去就在咱这治了，也不能眼睁睁看她死啊！
我让他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全科上下都很重视小芦，我跟我导师，还有别的做过CART的专家也都联系过了，有问题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虽然他总是泼我凉水，但家里往往是我主事儿，他没再多说，让我考虑周全，要跟病人家属交代好。
距离过年已不到一个月，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逐渐有了新年气息， CART治疗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我给小芦安排了各项相关检查，小芦的身体状况很好，几天后，按照计划好的日程表给她安排采细胞。
早晨交完班，我和护士陪她一起去单采血细胞。
小芦的血液顺着管子缓缓流到机器里，我们需要的杀手细胞被分离出来，收集到一个盛放血制品的专用袋子里。
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我边留意她的反应，边跟她说话解闷。小芦妈妈也加入了聊天，我才知道，小芦的专业是动漫设计。
小芦从小就不爱给人添麻烦，上了大学，力所能及的时候还要帮同学熬夜画图，小芦妈妈耿耿于怀：“孩子得白血病是不是跟老熬夜也有关系？”
工作人员把小芦的细胞带回实验室，制备杀手细胞，我们也继续按计划做其他相应治疗。
实验室不断传来好消息：小芦的细胞数量足、质量好，制备的杀手细胞也非常好，完全足够回输。
这说明即使面对小芦骨髓里占据百分之八十的顽固杂草，我们依然有数量优势，这场堆人大战正式吹响了号角。
预处理期间，小芦明显比之前要开朗了，化疗药物依然让她不好受，小芦不再是一声不吭地忍受，在查房的时候主动问我，今年能不能回家过年，她想家了。
这个被病痛折磨许久，从省城回到家门口，已经对治愈不抱什么希望的女孩，第一次期待回家过年。
但我只能安慰她，“别想那么多，能回家的时候自然就让回家了。”
因为我知道，CART治疗会引起一种致命的并发症——细胞因子风暴。
这种风暴，起源于“杀手”细胞释放的炎症因子。
“杀手”细胞是具有杀伤力的免疫细胞，在消灭异物的同时，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
我们无法阻止炎性因子的释放，所以处理细胞因子风暴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有用可以和炎症因子结合的特效药，或者可以消除杀手细胞的激素，压制各种症状。
说白了，就是该来的躲不过，我们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千方百计地帮他们挺过这一关。
治疗前，我和同事制定了各种应对方案，储备了足量的特效药——托珠单抗。
因为托珠单抗不是常用药，我算好用量，写了申请，请药剂科从厂家定来450毫克的托珠单抗，放在护理站的冰箱。
三年前，那个美国女孩在治疗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她在重症监护室里靠呼吸机熬过了两周。
CART细胞回输之后，我每天都提前半小时去上班，第一个查看小芦的情况。
交接班的时候，我也托同事多留意她的病情，小芦成为我们所有人都默认的固定关注对象。
前几天，我每天回家都跟老公通报小芦的情况，甚至带着点得瑟，看看，今天又没发烧，体温还正常着呢。
他提醒我，别高兴得太早。
我并不是特别在意，之前有一次，我考了驾照要买车，他让我先用旧车练技术，我不同意，非要买。他跟我上了两次路，然后就给我看车去了。
好像我决定的事情，最后就一定得做，他一般是先劝劝，还会协助我完成。
在我们都把她当保护对象时刻注意的时候，小芦也在默默观察着所有人。
只要不输液不占手，我经常看到她抓着铅笔在速写本上勾勾画画。
后来我去查房，护士去给她换液，她就塞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画，只是说送给我们，画上是专属的卡通头像。
老是有病人或者家属给我们送钱、送卡，如果当面拒绝不了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交到住院费里面，可小芦送的画大家都欣然接受了。
我换上了她给我画的头像，寥寥几笔，却很传神，所有人依然知道那是我。
风平浪静中，蝴蝶还是悄悄扇动了翅膀。
回输后的第7天，小芦体温开始升高，我给她做了化验，化验显示各项炎症因子指标开始上升，白细胞下降。
这表明杀手细胞进入小芦体内后，锁定了肿瘤细胞，正在小芦体内和肿瘤细胞进行殊死搏斗。而此时她的身体是最虚弱的时候，免疫力非常低。
因为免疫力太低，我们把她转移到有罩子的层流床里，降低严重感染的风险，让她注意个人卫生，吃高压锅蒸过的灭菌但没啥滋味的饭菜。
这时的小芦更加沉静了，隔着透明的罩子看她，小芦的轮廓略微变形，好像瘦了一圈，弱弱小小的。
第8天，小芦体温升高到39.5℃，她体内一种叫IL-6的炎症因子，相比治疗前升高了1386倍，我死死盯住这个数字。
炎症因子是参与炎症反应的各种细胞因子。在杀手细胞杀伤肿瘤细胞时，它就像传令兵，告诉更多的杀手细胞们，需要投入战斗了。其他杀手细胞收到传令兵的信号，就像打了鸡血，投入到战斗中。
适量的炎症因子会引起人体适度的炎症反应，可以提醒我们，喂喂，注意了，你有病了。
但现在小芦身体里的炎症因子濒临失控。越来越多的炎症因子，引起强烈的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越厉害，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更多，引起更强烈的炎症反应，如此循环，炎症因子来得又多又快。
细胞因子风暴已经出现，很快，小芦全身的细胞都会被波及。
我们必须更加严密地观察她的体征变化。
医护人员不可能随时陪在她身边，我嘱咐小芦妈妈，一定要注意小芦的体温情况，小芦有任何不适立刻告诉我。
小芦妈妈每小时用消过毒的温度计给小芦测一次体温，记录在每日清单的背面，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写满了数字，体温过高的几处被她圈了起来。
医办室总有人进进出出，小芦妈妈拿着纸，在医办室门口再三张望，确定我不是很忙，才走进来，小心翼翼地问我，孩子这个体温算不算正常。
我去病房的时候，看到小芦烧得软绵绵，还反过来安慰她妈，烧退了就好了。
小芦从来不当着自己妈妈的面说自己有多么难受，能忍就忍，也很少频繁地喊护士来处理情况。
我问她，有哪难受吗？她说还行，最多的时候说自己没劲、不想吃东西。她不夸大自己的痛苦，却让人更加心疼。
每次看到小芦在忍，我就忍不住想去体会她的感受。
发烧，骨髓抑制，炎症因子还那么高，单拎出哪个来都够受的，更不要说叠加在一起了。
我不断地查资料，给在省里医院工作的导师打电话，给外省做过CART的专家打电话，请教解决办法。
专家们建议体温控制不住时，就用特效药，实在控制不了，就只能用激素。
听到他们在那边讲到死亡的失败病例，我心里一沉。
接下来的两天，小芦的体温飙到了41.0℃，口服退热药物、物理降温都没用，我让护士给她用了足量的特效药。
用了药以后，小芦的体温短暂下降后，又再次回升。小芦的凝血功能和肝肾功能都出现了异常，心电监护显示心率加快、血压偏低、血氧饱合度一直在往下掉。
炎性因子又翻了十倍，达到了11876倍，小芦彻底困在了细胞因子风暴中，血压下降，多器官衰竭，呼吸窘迫，死亡的进度被无限拉快。
小芦妈妈的眼泪越抹越多。
令人绝望的是，给她注射了少量激素以后，体温依然没有下降的趋势。小芦的脸烧得通红，她体内的炎性因子已经失去了控制。
层流床里的小芦带着氧气面罩，经常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睡觉，还是因为痛苦在忍耐。
机器一直往外吹风，她含糊地和我说一两句话，得把帘子扒开一条缝才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声响。帘子里的她像是被卷入平行时空，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厮杀。
要不是床头的心电监护仪显示她的呼吸、心率、血压还算平稳，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还活着。
我心一横，大不了就再用激素，保命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芦已经出现相当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是用药抑制杀手细胞在体内的增殖，但这样会影响疗效，增加白血病复发风险。另外一个是赶紧另寻其他办法。
可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思路，除了用激素，我想不到任何办法。
小芦高烧不退的第二天中午，我约老公一起去医院食堂吃饭。我满脑子都是小芦的情况，尝不出来什么饭味儿。
和在家里的讨论一样，我又一次讲起小芦的最新病情：“她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高热不退，托珠单抗、激素都给了，效果不明显，IL-6持续升高，比基线高了1万多倍。”
看着对面夹菜的老公，我又是一声叹息：“查文献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文献里高出五六千倍的病人都死了，怎么办啊？”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有些话我根本不敢和小芦妈妈说。
我告诉她，这关也许要靠小芦自己挺过去。
我不想小芦就这么死了，可我确实不想给她用激素，复发的话那不是白费劲了吗？
他边吃饭，边认真听我说完，缓缓地说：“你天天跟我叨叨她的事，我也仔细想了想，查了查，要不要考虑连续血液净化治疗？直接把血液里的炎症因子过滤出去，应该就降下来了吧？”
作为一名擅长用药的血液科医生，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操作的反应是：简单粗暴。
血液净化治疗，就是将病人的血液引出体外，经过仪器，清除掉血液中的毒素废物，再输回病人体内。
血液净化早期主要用于重症肾衰竭患者，后来ICU病房里很多严重感染的病人也会出现细胞因子风暴，这时候，丈夫会给他们上血液净化。
丈夫一开始并不清楚小芦的细胞因子风暴因何而起，但听我总是在家提起，他就想起自己之前那些感染的患者，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血液净化。
这是ICU医生的拿手戏，却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一心只想用药灭掉炎性因子。
我觉得有戏。我随便扒拉了两口饭，要先撤，他看我手忙脚乱，又忍不住说：“至于吗？把饭吃完再走也来得及。”
把他丢食堂，我跑回科室查文献，组织我们科和重症科讨论，大家都觉得是个不错的思路，主任给我提了一把劲：“想到就赶紧去做！”
对于CART治疗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文献显示，没有任何人用过血液净化这种方案，这招确实很险。
我们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从原理上分析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不会影响小芦体内的杀手细胞。
我赶到病房，小芦妈妈就坐在床边守着小芦。
我告诉她，现在有个新方案，可以把小芦转到ICU做血液净化治疗，直接把血里的炎症因子滤出去。
我安抚她，“这种方法虽然在咱这种情况上没人用过，但在类似的需要把血里的坏东西去除的病人身上，应用的挺多的。“
小芦妈妈打了几个电话以后，含着泪感谢我，说ICU花费高，孩子爸爸已经去筹钱了。
做家长的前怕狼后怕虎，他们最怕的也是小芦复发，功亏一篑。
我跟丈夫打电话，让他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赶紧查文献，看看具体用哪种方式清除炎性因子。
丈夫说他早都查好了，他已经在脑海里毙掉常规方案，找到了最优方案。
丈夫说，常规方案是让小芦的血液流到一个筛子里，透过筛子眼漏下去的物质就能被清除。
小芦现在体内明显升高的是以IL-6为主的炎症因子，如果把小芦体内的炎性因子作为目标物质去清除，筛子眼和炎性因子的大小差不多，很多都卡着下不去，一次就只能清除血液中的0.7%-5%的炎性因子。
现在小芦病情危重，时间紧迫，根本等不起，我们想要的清除效果是百分之百，得用最快的速度把她血液内的炎症因子降下来。
必须转换思路，甚至得用相反的方法——用眼儿更大的筛子，把好的细胞捞出来，其他的物质统统扔掉，包括炎性因子。
丈夫想到了血浆置换用的血浆分离器，它的筛子眼就大得多。
（在血浆分离器里，大筛眼的滤网可以兜住血细胞，让炎性因子和血浆漏下去）
像是为了让我更放心，他给我解释了血浆置换的原理，我连连夸他靠谱，是我的好战友。
我让主任和ICU那边打好招呼，又快速打印了一张空白的转诊单，来不及填，直接夹到小芦的病历里。
和下午值班的同事做了交接，拜托她务必尽快、安全地将小芦转入ICU。
在脑子里反复梳理好几遍，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没有漏洞之后，我才下班回家睡觉，准备一会儿来上夜班。
一觉醒来，将近五点，天都快黑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转过去没？怎么样啊？”
“放心，活着呢。”
很多我和丈夫各自的病人，最后都成了我们两个的病人，经验可以共享，但风险并不能两人分摊，而是在每个人身上加倍。
所以我每次要往他们科转病人的时候，丈夫都要先跟我仔细确认病人的经济情况，家属态度，存不存在纠纷的隐患。
不是每个病人他都会收，转科的证据也一定要留存好，我知道他在保护他们科室，也在保护我们两个人。
如果出事，两个人都可能受牵连，这个小家庭会不会倒塌，我们的儿子怎么办？
但这次，我来不及写转诊单，丈夫也来不及仔细盘问我，那张跟着小芦一起抵达ICU的空白转诊单，他默默填好了，时间不允许我们考虑这么多，别人的妈妈已经把女儿的命押到了我们手上。
ICU亮如白昼，丈夫在电话里让我放心，我同事亲自把小芦护送到了ICU，他已经给置管、约血浆了，很快就能做上血液净化治疗。
我嘱咐丈夫，要记得按我之前复查指标的频率给小芦送化验，“上午下午各查一次，结果出来了赶紧跟我说，有什么病情变化或者处理不了的赶紧给我打电话。”
他嫌我唠叨，说对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又连忙拍马屁安抚他，起来随便做了点吃的，就去医院去上夜班了。
同事知道我紧张小芦，交班的时候和我讲了小芦转院的经过。
ICU跟我们在不同院区，由于高烧，加大氧流量后，小芦的氧饱和度还是偏低。同事找120要了辆车，又担心随车的医生不了解她情况，自己跟车把小芦送了过去。
我代替小芦和她妈妈跟同事道谢。
我虽然嘴上没和丈夫说谢谢，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应该做的。
我习惯了他对我的好，也习惯了他对病人的好，而且我俩认识18年了，我坚信他可以做到那个程度，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我不想去打破。
我走到小芦曾经住的病床前，床上的物品已经更换成新的，罩子也已经被护士妹妹做好消杀。
几个小时前，小芦还躺在层流罩里双眼紧闭，生死未卜，我给了她一次机会，却让她离死亡更近了一步。离开这张病床，就是争取到了一次新的转机。
病房还有二十多个病人准备在医院过年，基本上每个屋都住着人，加上陪床家属，整个病区热热闹闹的。
我想起小芦就躺在这张病床上，跟我说她想回家过年。这一刻，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小芦能在ICU能转危为安，尽快再住进这张床。
晚上八点，进了ICU的小芦，接受的是与血液科完全不同的治疗手段。
一根穿刺针被放置进小芦的股静脉，针尾连着中性笔粗细的管道，管道连着一台庞大的机器，用于血浆置换，目的是把掀起风暴的元凶——炎性因子筛出来。
小芦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浆就是细胞因子风暴的战场。
深陷因子风暴的血细胞和杀手细胞由于体积大，可以被滤网捞起来，解脱跟炎性因子的缠斗，就像饺子被捞出了锅。
个头小的炎性因子连同血浆就像饺子汤一样被倒掉。被捞回来的细胞回输到小芦体内，再同时输入新的等量血浆到小芦的血管，就这样完成一次血浆置换。
机器先后开了四五个小时，小芦双眼紧闭，她的血管像是从身体中探出，攀到了机器上。血液裹挟着炎性因子从她的身体里流出、分离、回输，顺着每一寸管道不间断流动。
小芦换了两次血浆。
丈夫基本上实时通过电话向我汇报小芦的病情变化，有时候是我打过去，有时候是他主动给我打过来。丈夫在电话里告诉我，做过一次血液净化治疗后，小芦体温降到38.0℃。
细胞因子风暴控制住了，我知道她能活下来了。
我必须时刻掌握小芦的动态才能安心，等待的时间里，要么上丈夫的账号看化验结果，要么直接打电话问化验结果。
大年三十的上午十点，血浆置换13小时后，小芦体温降到正常。又做了一次血液净化治疗后，她的精神、意识状态逐渐转好，眼球震颤消失，血压、血氧饱合度恢复正常；
42小时后，正月初一下午，化验结果回报显示，飙到基准值一万倍的炎症因子指标基本降至正常。
我每天去ICU看望小芦，都能遇到她妈妈。小芦好转得太快了，以至于她妈妈觉得是在做梦，不能相信垂死的女儿能这么快活过来。
在ICU住了3天，小芦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化验凝血、肝肾功能等各项指标都有明显改善。按照CART治疗的计划，该复查骨髓象了。
交完班、查完房，拿上骨髓穿刺包，我就跑ICU去了。
小芦在治疗过程中对医生和护士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有回应，所有人对她的印象都是顽强、有礼貌。
ICU的护士见到我就开始表扬小芦，高烧40度连续烧那么多天，都快有精神症状了，护士给她抽个血，她还迷迷糊糊地跟护士说谢谢。
我内心有点小自豪，穿戴好进去，我让丈夫给我打下手，给小芦做骨髓穿刺。
小芦躺在病床上，见到我很高兴，问我是不是能转回去了？
我告诉她，骨穿后很快就能转回去了，又多嘴问了一句：“是不是在这住的不开心啊？”顺便瞪了丈夫一眼，我的人你竟然敢不好好照顾。
他举着推骨髓片用的小玻璃片认真推片，对我的瞪一眼视而不见。
小芦没能回家过年，她的除夕夜是在ICU过的。
ICU的病人基本上都没有白天黑夜，昼夜颠倒，因为她是病房里唯一清醒的人，护士特意拉开窗帘让她看看窗外的烟花，小芦很感激护士。
我知道，小芦是想妈妈了。
我回到科室没多久，ICU通知我们科的护士，小芦一会儿转回去，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主管她的护士妹妹特意跑过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告诉她当然是真的，让她赶紧把层流床备好。我刚查过化验结果，小芦现在血象还有点低，免疫力低下，要小心防止感染。
大年初二，小芦转回我们科，住在之前那张层流床里。细心的护士妹妹给床头贴了福字，还挂了一个小小的中国结。
值班的所有同事都抽了时间去她床边看望她，小芦虽然还很虚弱，但精神很好。
罩子上边的机器一直往外吹风，呜隆呜隆响，正常人说话都得大点声，小芦声音很小，我远远看见同事们都趴在罩子旁边使劲听。
小芦很快又见到了我丈夫。
之前因为小芦的凝血功能没有完全恢复，被放置进她身体，用于血浆置换的股静脉穿刺管一直没取下来。
回来两天后复查显示凝血恢复正常，可以取下来了，那个管子比较粗，还缝了两针固定在皮肤上，科室的护士妹妹却不敢下手。
我又利用“便利”条件，让在家休班的丈夫来给我干活。小芦和她妈妈特别过意不去，非要把家里人送来的、过年炒的一大袋子花生送给我们。
骨髓穿刺结果显示小芦的骨髓被打空，里面基本上什么细胞都没有了，我们给她加强支持治疗，打上了“升白针”“升血小板针”，让小芦加强营养，多吃多喝。
恢复期的治疗顺利进行，小芦的各项指标越来越正常，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
不久后，小芦从层流床里搬出来，先是在床边适当活动，恢复体力，慢慢扩大活动范围，逐渐能在病房楼道里溜达了。
28天后，我再次给小芦做了骨穿。复查骨髓象显示：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变转阴，杂草没再长出来，小芦出院回家了，走的时候，小芦笑得很开心。
小芦是幸运的，凶险的细胞因子风暴没有击垮她，反而可能也是因为细胞因子风暴的强烈，反映出杀手细胞圆满完成任务，杀伤彻底，那些杂草连残枝败叶都没能留下。
小芦的骨髓造出了健康的新血，在她体内汩汩流动，使得她后期即使没有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也没有复发。
经历了一次席卷全身的风暴之后，她的血液系统焕然一新，白血病细胞几乎绝迹。我常常和同事说，觉得她就像涅槃重生。
小芦出院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她和妈妈一样，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教小朋友画画。
四年里，我又做了几例CART治疗，但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每次复查完，小芦都在微信上把检查结果发给我，二十多项指标的数字每次都有细微的差别，我快速浏览：血象正常，骨髓像持续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变持续阴性。
再保持一年，就可以认为白血病治愈了，我每次都第一时间告诉丈夫小芦的检查结果。
就好像有个开关，2018年之后的每一个春节期间，也没准是哪一天，我俩也没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着，就会突然想起她。
即使当时对方不在身边，也会等到在一起的时候，和对方一起感慨小芦又活过了一年。
我从没有见过丈夫在ICU抢救的样子，也因为太过熟悉，很难去展开想象。
去ICU给小芦做骨穿的时候，我看到小芦氧气罩已经被撤掉，清醒地躺在那里，监护仪上的数字一切正常，我知道了ICU的医护在她身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那个时刻，我好像看到丈夫就站在我身边，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都并肩站在了一起。
病人治愈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纪念日。
在故事结束后，胡美蓝医生特地告诉我，原本医院没有炎症因子相关检测，但它对小芦的病至关重要。
检验科专门安排了一个检验师，引进了相关的检验试剂盒。可以说，这项检查，就是为小芦一个人开的。
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很多“神医”的形象，靠着个人神乎其神的医术，奇迹般地拯救病人。
实际上，这些“奇迹”，不过是许多个普通医生和科室联和在一起产生的结果。
他们大多数只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和患者的交集，也仅仅是把一张检验单递交到出的瞬间。
但把小芦从死神手中拽回来的人里，不只有胡美蓝夫妇，也有这些人的名字。
这也是胡美蓝医生记录下这个故事的原因。
她希望大家知道，每当一个奇迹发生时，不过都是在证明，有无数个普通人曾为此拼尽全力。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猴皮筋 小旋风
插图：徐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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