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捕手发布的是口述真实故事
【陈拙老友记】系列是陈拙和他的朋友们
基于真实经历进行的记录式写作
以达到给人生续命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几乎人人都设想过自己的死亡。
在能想象的死法中，我最害怕的是烧死。我特地查过，活人被烧死的话，大概要经过15分钟，期间大脑一直是清醒的，能够感知到痛感，过程堪比千刀万剐。
更怕的是，即使从火灾中幸存下来，也要经历极度的痛苦和恐惧。这种时候，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反倒好受些。甚至，计划明确的自杀都可能是令人坦然的。
今天的故事里，烧伤科的重症病房不仅装了防盗网，还撤走所有的锐器，不大的双人间如同牢房一般。
这是一个工作3年的年轻医生的亲身经历。他临时接手了一位重度烧伤患者。这个患者差点自杀成功，且面临太多困境：重度烧伤、家庭贫困、亲戚主张放弃。
王医生一直觉得，这个患者活不下来，毕竟从医这些年，真正能陪患者闯出一条活路的家庭，少到极点。
然而他没想到，患者的妻子和母亲，两个女人陪他一路挺了过来。
事件名称：铁窗病房
事件编号：医院奇闻录12
亲历者：王鱼肠
事件时间：2018年2月
记录时间：2019年7月
铁窗病房
王鱼肠/文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
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但当家属看到第一天就花掉了5000元，以后还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的时候，他们找我商量，能不能拉患者出院。
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
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
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霍明舅舅说要商量。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
人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没了，这个家也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
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我希望霍明活下去，毕竟，他是我和同事冒风险救回来的。
2018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我们这所小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
烧伤科平均一年只接纳300名患者就诊，且大多不是重度伤员，爆炸发生太突然，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上午11点，烧伤科的走廊上一片混乱。我走进科里，急诊医生朝我跑来，“霍明，男，46岁……马上通知麻醉师来插管。”
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
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还好，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当初在烧伤科轮岗完，主任让我在普外和烧伤二选一，我果断选了普外。
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
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老李不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的过程中死亡的。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操蛋的话。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
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
一会儿的功夫，我的额头、袖子、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霍明左手的手指已经完全被烧融，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保护这5根手指的功能。
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
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少很多。
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
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母亲的声音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于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
第一关，保住命；
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
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
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
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
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人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
吵闹的家属们安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
在我们医院，60%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后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来精神科开药。
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
霍明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识背景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
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
我不敢想下去。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
他住的重度烧伤病房只能容纳两个患者，里面除了配有消毒仪器、急救药物，最特殊的是——没有任何锐器，还安装了防盗窗。
这里几乎是我们医院的“牢房”。
防盗窗不为防贼，锐器也不止是担心意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有行动力的患者自杀。
患者在医院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的痛苦、逐渐减弱的求生意志。当然，还有钱。
不久前，烧伤科一个患者忍受不了术后的疼痛，趁家属半夜熟睡，从窗户跳了下去。从此以后，重度烧伤者的病房就有了“铁窗”。
我走进“牢房”，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
看到我进来，霍明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
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我猜她是怕收钱，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
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 手不停地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
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
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你安静点，医生主任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妻子不断安慰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我们是民营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CT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是感冒；对烧伤患者，就是气管损伤。
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11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来到病房，就听到霍明说，“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我死了，都高兴。”
我以为是家属说了什么话，让霍明受到了刺激，却见到他的母亲一边擦泪，一边急得来回走动；妻子陪伴在霍明身边，也在用尽所有积极的词汇安抚他。
后来我了解到，霍明如此激动，是因为那天堂哥在和别人视频聊天时，不小心让霍明看到了自己被烧伤的样子。
另外，他拔管的另一个诱因，也可能是因为钱。
的确，进了医院，钱不像钱，像纸。他妻子曾经私下找我，“王医生，能省掉的药咱就不用。行吗？”
她把亲戚都借遍了，乡下的小卖铺也在转手，可治疗费还是凑不够。
霍明换药的材料费、预防感染的进口抗菌药物、营养液、重度病床费，每天要花几千元。虽然我给他减少了一些辅助药物，但还是杯水车薪。危及生命的烧伤治疗复杂，也不能什么药物都停。
霍明拖欠了一两万的费用，护士去催了几次，我也找过他的妻子，“如果再拖欠，估计会慢慢停药了。”
霍明的治疗费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不仅治病的钱没着落，他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住院不到一个月，他母亲和妻子的早饭就是粥加免费咸菜，中午在食堂打8块钱快餐。再往后，她们开始自带萝卜拌饭。
霍明母亲一个人看护时，干脆连中饭都不吃。我和护士看不过去，送了她饼干和面包凑合。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想过放弃霍明。
她们自己苦，但对霍明极上心。有一次我说要给霍明喂肉汤，最好天天喝。她们自己天天吃素菜，但一顿都没给霍明落下。
霍明这次成功拔掉了管子，也是因为母亲心疼儿子难受，松开了绑住他的布条。
主任凌晨被折腾来医院，很生气：“一个重度烧伤，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患者，你们看不住？你们要是什么都想依赖医生护士，还是明早转院吧，这里庙小伺候不了。”
霍明的母亲想跪下，被护士一把扶住：“都怪我。他一直喊手脚难受，我真没想到他会拔管子，寻短见啊！”
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主任：“只有这家医院会救我们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以后都听话。求你救救我的小孩吧！”
主任不好继续发火，但私下吩咐我：我们是在对霍明尽人道主义救助，如果再出事，就直接让他们转院吧。
这个时候，除了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人相信他能走出来。
霍明住院期间，我曾经建议他妻子网上众筹，并表示愿意帮忙，没想到，被他妻子拒绝了。我之前见过太多令人失望的选择，有一瞬间怀疑，她是不是也要放弃自己的丈夫了？毕竟霍明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但我很快决定相信霍明的妻子，这些天来，我看得出，她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如果她都无法相信，我还能相信谁的家属呢？
一个礼拜后，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一起会诊霍明。原来，主任院长已经得到市里的通知：政府向各家医院承诺，承担爆竹厂受害者的治疗费。
霍明妻子拒绝上网众筹，原来是担心把事情闹大，影响了政府的资助。
医院想尽快治好霍明，展示民营医院也有公立医院那样的实力。
医药费有了着落，病情也有缓解，霍明变得越来越配合了。
有一阵子，霍明是我手上最麻烦的患者。换药时只要把他的绷带拆开，他就嚎叫。我只能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比别人温柔十倍的语气来哄他。给他换药，有时候比给小孩换药还要累。
更让我觉得头疼的是，他经常故意扯掉监护仪的电极片。护士怎么解释都没用，霍明只是喊痛，装作听不见。
烧伤病人心态特殊，霍明的奇怪行为不是个案，不仅折腾医生护士，也在消耗家属的耐心。
这一次，专家会诊，大家认为霍明病情比较乐观。4天后，CT显示霍明双侧肺部和支气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在主任的指导下给霍明进行堵管试验，为了检测霍明拔除置管后，是否会呼吸困难。观察两天，一切如常，他终于可以拔管了。
我跟霍明嘱咐：“尽量少说话，雾化不能停，食物要多吃有营养的。”
霍明不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一切都在好起来。
霍明住院三个月后，有一次，我去病房看他。正赶上霍明旁边的病友和自己的家人起了摩擦。
隔壁床的病友烧伤程度较轻，但家属早就失去了耐心。那个患者呼吸道受损，咽不下去家属准备的米饭，想吃点粥。病友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去哪里给你弄稀饭，你这打短命的。”
烧伤病人的护理极需耐心，这个家属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还是霍明的妻子在一旁劝说，告诉病友的家属，自己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卖稀饭的小店，味道不错，可以带她去。病友的家属没好意思继续骂下去。
我见过很多烧伤患者的家属，最多坚持一个月，就要喊护工帮忙，很少有霍明妻子这样，亲自照顾了三个月，还非常耐心的。
我愈发觉得霍明妻子对霍明的重要。她从来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就像才来医院照顾了几天。
别的患者插上尿管，不到一个星期，管子表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污垢，可霍明的尿管，肉眼看都是干净的，要不是怕有尿路感染，他的尿管都不用换。
好几次值夜班，凌晨两三点，我还能看到霍明妻子跟他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语气很温柔。
他们聊生活里的趣事，给霍明打气。霍明妻子还常举着手机，给他看女儿在大学的视频、照片。怕影响女儿的学业，霍明妻子还没把丈夫的伤告诉女儿。
霍明的状态在好转。
我终于越来越确定，霍明的妻子不会放弃他。
有一回，我和老李给霍明换完药，他笑着对我们说最近天气热，从老家带了西瓜，问我们吃不吃？
我有些惊讶，能够想吃东西，意味着他真的活过来了。
他开始和我聊天，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霍明甚至会调侃自己，说以后走夜路都不怕抢劫了！
我看他笑起来，脸上被烧得坑坑洼洼，像个鬼脸，却在上面看到了活的希望。
在霍明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妻子在承受着什么。
有一次我值夜班，霍明妻子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还拿出家里的合影给我看。
那时候霍明还年轻，怀里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妻子站在身旁，他笑得不晓得有多开心。
霍明原来的面相给人聪明却本分的感觉，头发乌黑，眼睛滚圆，是很耐看的男人。
“你看他以前长得多聪明啊”。 霍明妻子对我说。
被烧伤后，他头发都没了，整个脸肿得滚圆，眼睛只剩一条缝，和之前判若两人了。
一直以来，我感觉到的都是霍明妻子的坚强，除了当初在急救室外，她看起来弱小和无助，之后霍明的治疗中，一些问话，第一个回答我的都是她；她也会主动问我问题，比如：霍明这块创面有点红，这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直到这天，拿着过去的照片，她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我心里落差是很大的。”这些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
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和乐观，是强撑着走下来的。
她照顾丈夫和婆婆，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还在费心瞒着女儿。
她扛起了很多。
但多亏了妻子和母亲的陪伴，霍明的病情才逐渐稳定，连心电监护仪都撤了，护理级别也从特级护理改成二级。
对我来说，只要看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比听到任何感谢的话都要开心。
但后面发生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我的疏忽，竟将霍明再次推到了死亡边缘。
那天早上查房，我发现霍明神情恍惚，嘴唇干皱苍白。
虽然这几天给他喝了很多汤水，但没什么用，他的尿量反而在减少。从头天白天到现在就一小瓶，才300毫升。
我连忙给霍明查体听诊，心脏和肺部都还好，不像衰竭。他的脚肿得厉害，妻子说自从把绑带撤掉，他们就没怎么关注脚了。
霍明的低哑声音响起：“王医生，一开始我也没在意，这四五天才感觉越来越肿。”
我叫护士给霍明急诊查生化全套，测血压，发现血压偏低，有可能是体内失血。我赶紧让护士给霍明上心电监护仪，吸氧。
霍明体内缺氧，尽管还没到重度缺氧的标准，但这情况持续下去，他可能很快就死在病床上。
看到霍明的血常规结果，我大吃一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重度贫血。我十分不解，这段时间他没有表现出贫血症状。
主任发现护胃药只用了三天，他质问我：“为什么不用久一点？”
“当初我考虑霍明没有恶心呕吐等应激性溃疡症状，也没有胃病史，家属那时也没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私下找我想少开点药减轻负担，我就把护胃药物停了。”
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这应该是当初应激性的溃疡导致的慢性贫血，今天低血容量休克，引发了肾衰竭。
我心中一震，来不及道歉，主任已经在指示我急救了。
霍明闭着眼睛，萎靡地问：“王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不会，“你还有希望！”
霍明看了看妻子，又转了一点点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在外面拄着拐杖踱步的母亲。最后，他朝我微弱地点头，不说话了。
妻子站在病床边，一只手紧握着霍明，另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拭他的脸，湿润嘴巴。
我注意到她可能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张开口。
她没再给霍明擦脸，而是把热毛巾举起来，盖着自己的脸。她不想让霍明看到自己流泪，更不想让自己呜咽的声音漏出来。
当天下午，霍明的病情突然加重。肾脏、心脏、胃部都出现严重问题，有了休克症状。
主任决定让霍明转院，去省烧伤医院抢救。主任跟家属说：“只有转院，才可能救霍明一命。你们尽快讨论，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霍明母亲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连问主任三遍：“去省里霍明就可以活吗？”
主任说有50%的机会能救活，“但如果留在这里，只能等1%的奇迹。”
“要不算了吧。以前一百四五十斤的人，一天吃5碗饭。你看现在，身上哪还有一块好肉。”霍明舅舅声音悲切，“让他这样子继续煎熬，还不如早点安安乐乐地走掉。”
堂哥也在劝霍明妻子放弃：“政府补贴的是治疗钱，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钱，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以后你和婶子，侄女怎么办？”
霍明母亲生气了，老太太挥舞着拐杖去打他们的腿。办公室里，霍明的家属互相推搡着，大家用方言争吵起来。
有女人对霍明妻子说：“你就听我的话，就在这听天由命，看霍明能不能挺过来。”
我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我只对霍明的妻子、母亲以及堂哥有印象，其他人这几个月都没怎么来过，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却一个个冲前前，仿佛自己付出了很多。
霍明妻子一直平静地听完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走到主任桌前宣布：
“我和霍明去省里。”
直到这一步，她依然选择不放弃。
霍明的妻子长得矮小，挤在人群中甚至毫无存在感。但此时，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力量。
当天下午，我把材料带好，坐上救护车送霍明去省烧伤医院。
我经历过很多次送患者转院，面对霍明时，我有一种心酸的情绪弥漫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霍明和他的妻子、母亲，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对重度烧伤患者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悲观。
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开始变好的时候，我却伤害了他们。
我心里有愧，不敢和霍明妻子交流。
我把精力都放到了霍明身上。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手掐他的手臂、脸蛋，一手给他抓好氧气袋，希望他不要昏睡过去，哪怕是胡言乱语几句，都是希望。
一路上，妻子和母亲握着霍明的双手不放，他妻子的眼眶红红的，但依然保持着平静。
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家属的恳求，停止护胃的药；如果留意霍明吃饭没胃口，及时给他复查胃镜；如果我复查他的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时候，不觉得轻度异常是重度烧伤的生理改变；如果我可以多注意一下他的并发症……
很多事情，没有如果。
到达省医院，与霍明告别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推车旁，霍明的妻子拿着生活用品，呆呆地听接班医生的指示。
我不敢再看下去。救护车司机在外面喊我上车，我只能疲惫地坐上救护车原路返回。
后来，我也曾打过电话随诊，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没人回应了。我想，霍明大概没抗住，已经走了。
几个月后，我从烧伤回到普外科。
对于患者繁多，嘈杂的烧伤科，我没有什么留恋。只是每次接待患者，我总会想起霍明，想起他妻子和母亲泪流满面，孤立无援地站在病房外的情景。
我会再审视自己的诊断和治疗，不想让自己再次体验那种遗憾、内疚、后悔。
一天上班，我接到一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话，“您好，王医生，我是霍明的家属，我们要出院了，要到您这拿材料报销，明天您有空吗？”
我猛地一惊，急忙问：“霍明好了？”
一个气质恬静的女孩来到办公室。她单眼皮鹅蛋脸，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霍明。
当初抢救霍明时，我曾在他手机锁屏页面上见过这女孩。她就是霍明的女儿。
她说，她父亲现在已经回到宜黄老家休养去了，她留下来处理报销的事。我把抽屉里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她，嘱咐她千万不能弄丢。
办公室里很安静，我给女孩倒了杯茶，请她坐下，以随诊的理由询问霍明是怎么闯过这最后一关的。
她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叹了口气，“我爸真的吃了很多苦，在那边住了几天ICU，病危通知书下了一叠。”
霍明病情逐渐稳定，他女儿办了休学照顾他。从禁食、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一步步康复。
省医院看霍明恢复得蛮好，还给他了植皮，“你要是看到我爸的手掌和头，肯定会觉得判若两人。”
她越说越兴奋，一次性水杯都被她的手压皱了。
霍明出院时，医生说他整形的禁忌症不明显，还有整形的希望。如果在家调养得不错，身体有100多斤，就可以做微整手术。
“我爸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那天午饭都多吃了一碗。”
爆竹厂烧伤的工人由政府提供免费救治，还会得到一笔补偿用于整形。为了他们重新择业，还有人教他们养蚕。霍明正在努力学习养蚕的知识。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可能我爸早就走了。”
那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把抱歉说出口。但我决定，下次去看霍明时，要亲口对他说出那句“对不起”。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吹在我的身上，脸和脖颈上有点发热。我忽然想起一句话：“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
在王医生工作的烧伤科，60%的重度烧伤病人都会死去，他看着病人和家属做出的选择，渐渐对人性失去信心。
人们渡过了第一道难关，也会在第二、第三关坚持不下去。
给霍明沉重打击的，除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更多的是他的自我认知——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
这是一种“丧失性事件”。烧伤过后，霍明面目全非，人在失去重要的事物后，短时间内无法接受，很容易把自己逼到死角。
但家人的存在让他发现，失去的东西虽然重要，却不是生活的全部。
王医生遇到过很多重度烧伤病人，很少人走出来，但霍明的事情之后，他不再那么悲观。
人活着总在遭遇“失去”。有的失去意义重大，成了无法越过的障碍，但一直回味失去，才是最大的失去。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牛大碗 老腰花
插图：崔大妞儿
▼
更多“医院奇闻录”故事
“天才捕手”征集故事线索，也接受投稿。一经采用，根据故事质量提供每千字400-1000元的稿酬，邮箱：storyhunting@163.com。
捕捉最带劲的亲身经历
▬ ▬ ▬ ▬ ▬ ● ▬ ▬ ▬ ▬ ▬
STORY HUNTING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