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美防疫现状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病毒很不一般,各种迹象表明它是有“智商”的,因为它不光杀人,还要诛心;不光要摧毁人类的免疫系统,还要摧毁我们的心理防线,打脸属性点满。

疫情爆发之初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武汉有着中国唯一、亚洲最大的P4级病毒研究所,如果武汉搞不定这种病毒,那没有别的地方能搞定。当时我记得这条微博为下面的热评是:“病毒啊病毒,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武汉,看我们P4所的大牛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看着特别开心,乐颠颠的点了个赞,结果呢,这病毒所原来是个夫妻店,所长还不是专门搞这个方向科研的,啪啪啪打脸。
 
都到了抗疫后期了,那时候流传着一个段子,说现在全国来看监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从爆发之初隔离到现在,人员也没啥流动性,这些人因祸得福了啊。结果一天之内,山东浙江湖北三地监狱同时爆雷,又是啪啪啪打脸。当时看傻我了,这就是个段子啊,病毒老哥你真要这么较真吗???连我们调侃一下都不放过,我们再也不敢了成不成?
《三体》那句话里说的太好: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这次病毒真是通过无数次打脸和杀人诛心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尤其是像我这种生长在“和平与发展”年代的90后,没经历过战争没经历过经济危机,连冷战都没经历过,觉得生活就该如此一帆风顺,世界就该如此人畜无害,这次病毒席卷全球,结结实实的给我们上了一课。当然,我们国家的人民还算觉悟最高的一批,很快就全民戴口罩、配合隔离、避免外出;而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则是真真正正的展示出来他们骨子里的傲慢,当然肯定也不会被“打脸型病毒”放过。
 
中国人民已经跟病毒肉搏了两个月了,无论正面经验负面经验攒了一卡车,然而西方在面临病毒的初期依然仿佛一只一无所知的小白兔。上月中旬,英国还照常举办了数千人参加的马拉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拉松打出的公益标语是:“救救孩子”。

很快大英帝国的孩子们就要被群体免疫所筛选了。还有这种新闻:“坚持参加新冠肺炎过世亲人葬礼,英国一家17人感染新冠”。你说这个发生在愚昧的旧社会我相信,但是它结结实实的发生在21世纪的发达国家,他们基本的卫生知识教育都没有吗?谁能想到短短一百年过去,愚昧和文明的双方互换了。

美国球星戈贝尔是个超过两米的壮汉,一看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病毒。在新闻发布会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对病毒的蔑视,故意用手把身前的话筒摸了一个遍。结果打脸型病毒永不缺席,第二天戈贝尔就出现症状,很快被诊断为新冠,也是第一个确诊的NBA球星。对于这种行为只能说自作自受。

现在美国确诊病例世界第一,与美国人民“自由”的精神密不可分。漫威超级英雄黄蜂女的饰演者在社交网络上表示自己拒绝隔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重要。人家都已经这么大义凛然了,我们还有啥好说的呢?

为了践行自己的“权利”,美国人民坚持拒绝隔离坚持享受假期,给纸醉金迷的享乐主义包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外皮,本质还是好日子过得太久了,惯出毛病来了。



还有更神奇的事情,有些发达国家的优越子民在“践行权利”的道路上已经越来越走火入魔了,开始变成了一种匪夷所思的邪教式实践。疫情蔓延之初西方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股“舔马桶”的流行活动,这个活动的初衷非常无厘头:舔马桶是我的权利,谁也无法阻止我舔马桶,所以我要舔马桶。
可见普世价值这种东西不但忽悠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也把自己的人民忽悠瘸了。个人权利当然是好的,自由当然是好的,理论上的普世价值也是好的,但是你这样玩不就是走火入魔了么?西方少数几个正常人如脱口秀主持人崔娃大声疾呼:别作了傻X们,没人在乎你们F**KING RIGHTS。多一句嘴,崔娃是南非移民,童年时经历过南非种族隔离的时代,生父抛弃了他,继父又长期家暴母亲,是正儿八经过过苦日子的人,所以他在这次疫情中表现的无敌正常。

然而打脸型病毒从不缺席,一位参加舔马桶活动的精神小伙很快被确诊为新冠。


当时我们的专家们科普新冠病毒会“粪口传播”的时候,大家还热衷编一些段子:为啥担心粪口传播,不会真的有人会吃屎吧?其实名词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去看看真正的科学定义,这就是开个玩笑。结果这就是开个玩笑,病毒大爷也不放过,它就是要教育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太想当然,真TMD的有一大群人脑瘫到去舔马桶,真的是用心良苦。能被教育的人自然就被教育了,不能被教育的人就被进化论淘汰了。
说到“打脸型病毒”的威力,怎么能少得了我国一大土特产——野生公知。去年八月,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表示:弱小不一定挨打,落后也不一定挨打,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并用永久中立国瑞士举例。这就是标准的汉奸言论,根源在意图否定我国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并且为殖民者的侵略战争洗地,认为是受害一方“讨打”。

事实上讨打的不一定是我们,但吴教授已经被求锤得锤“讨打”了一番。欧洲疫情爆发,“一叶孤舟”瑞士接连被德意等国扣留物资,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彼时英国提出了所谓的“群体防御策略”,被《三联生活周刊》吹嘘为“基于现有的病毒学知识做出的科学调整”:

然而“群体防疫策略”被数百位英国科学家口诛笔伐,英国政府也早早放弃这一策略,不知道早期鼓吹这一政策的诸多媒体和公知作何感想?难不成要吹一吹西方政府从善如流知错能改?那就要看他们的脸皮有多厚了。
 


这里自然也少不了大象公会。“大象公会”在二月份发表文章《美国出现疫情会比中国处理得好吗?》开头就果断的下了一个结论——“但没人能隐瞒疫情。”

然而事实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朗普的铁杆亲信、共和党人理查德·伯尔曾在2月中上旬,即美国疫情暴发、股市崩溃前,一边对公众表示美国的疫情可防可控,一边却抛掉了大量的股票。而且不是他自己抛售,还秘密通知了他自己的一大批金主们,告诉他疫情会很严重,早点抛售离场。

大象公会还表示“或许,彼此独立、没有隶属关系正是答案所在。”

然而我们看美国疫情下各州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表现,很难认同这一观点。联邦政府并没有发挥起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配置的作用,反而各州与联邦政府矛盾重重,几个初期爆发疫情的大州也没能很好的阻止对外扩散,各州各市政令不一,就连封城这种事都没有统一协调(几乎等于没封)。相比而言,我们短时间内全国驰援湖北,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全国配合封省封城,很快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还有前期鼓吹所谓西方“吹哨人”制度的各路媒体,不知道有没有替罗斯福号舰长击鼓鸣冤?

“打脸型病毒”的巅峰之作、最佳捧哏,还当属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回顾一下疫情期间川大总统的种种发言,堪称一部打脸教科书。最经典的就是那句话:“没有人比我更懂新冠病毒了”。
 
2月2日,“我们几乎抑制住了来自中国的病毒。”彼时,美国早早已经实行了对中国人的入境禁令。

2月10日,“到了四月份,病毒就会被天气热死。”“理论上讲,等到天气暖和,它就会奇迹性地消失。”

2月25日,“疫苗就快出来了。”然而当时参加节目的美国卫生专家曾试图反复告诉特朗普,疫苗距离投入使用至少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2月26日,“我们有15例确诊者,过几天这个数字就会减到0。”“没有任何必要恐慌。”

2月28日,“新冠病毒就是一个恶作剧。”
 


3月3日,“不仅有疫苗,还有治疗方法——确切的说,是治愈方法。”
 
3月4日,“不需要去医院找医生,他们就会好起来的”

……3月13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3月17日,“我早就知道这是个流行病了,大流行病——比别人都早。”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亚圣孟子有一个类似的更拔高的说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无论是西方政府还是民众,对于这次疫情的儿戏态度,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们优越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挫折和挑战。政府就不用说了,他们选出来的曾经是一堆不会做事的“程心式”的圣母政客,最近特朗普这样的口无遮拦的老流氓开始流行。对于民众来说,享受着发达国家优越的社保与福利,往往不用工作也能过上一定基准的生活,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蜜罐里把脑子泡坏了。
 
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费拉化”。“费拉”这一概念源自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是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概念,但是在亚文化圈“费拉”一词非常火。“费拉化”的具体含义大家不用深究,就可以理解为“变菜了”。其实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就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与“费拉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原子化时代,人类不再有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也就没有共同体所涵育的勇敢和信任——于是一切便都“变菜了”。费拉个体不是生活在历史中或共同体中的个体,而是孤立的个体、无聊的个体、等死的个体。我们现在就处在原子化的时代,而“费拉特性”则是原子化个人的鲜明特征。
 
正如上文所说,看一看中国人民在疫情中的表现和发达国家接连不断爆出的作死新闻,谁能想到短短一百年过去,愚昧和文明的双方互换了?
 
这个变菜的根源,还是那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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