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总有些人变着法否定华夏历史，尤其是一些拥有海外留学经历、或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的人，写的一些所谓的研究资料言必称古希腊、古埃及，在交通史和航海研究中亦是如此，还不断对郑和舰队大航海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甚至还可以缩小郑和宝船的尺寸，说最多只有几十米长，了不起有个千吨级别。
然而，连花旗国高中的历史课本上都明明白白注明郑和宝船的长度超过了134米，哥伦布后来的小舢板也仅有22.9米，花旗国的历史书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一些公知学者却在拼命否认或质疑，岂不是很可笑？
1587年，西班牙绘制了一幅蒙特世界地图。
该地图此前发过多次，它是继坤图之后，又一幅可以证明大明舰队巡游世界的有力证据。
关于1587年蒙特地图：
大明舰队插三角红旗，有橹浆、不扬帆，下面标注有“Armafa del Ri della China”，意为“中国皇家舰队”。
大明舰船穿越南美洲南端的所谓“麦哲伦海峡”
大明舰船在巴西附近巡游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图曾在斯坦福大学的地图收藏中心网站展出，许多人看了以后不无感慨地表示，这与现行世界史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或许，加文孟席斯的《1421》才是真相。
关于坤图：
根据李兆良先生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关键部分成图时间，是在1428-1430年以前，而不是李之藻绘制的1602年，因为地图中承载的许多地理信息（包括美洲的信息）是来自于郑和1428年的大航海时代，这些信息可以锁定该图的年代，使其不可能是利玛窦来华之后。
现罗列如下：
1.榆木川：1424年之后
2.安南：1428年之后
3.日本的室町时代：1467年之前
4.罗马尼亚（奥斯曼之前）：1453年之前
5.黄河改道：1546年之前
6.称光天皇：1412-1428年之后
7.木岛开拓：1420年之后
8.西班牙上方通欧70年：1412-1426年之后
9.爱尔兰，坤图上称为“喜百尼亚”
10.英格兰，坤图上称为“谙厄利亚”
11.意大利，坤图上称为“意大里亚”
因此，从坤图上的信息点看，其成图年代为1428~1453年之间，结合郑和下西洋年代，可以再缩小坤图的成图年代。
既然，在那个年代，大明舰队巡游世界，仗剑经商，那么，对华夏这段波澜壮阔的大航海历史就不能只限于国内的部分资料，而应该将目光同时投向国际，看看大明舰队到过的地方，在那些地方留下的足迹、留下的遗民、留下的资料、留下的石碑、留下文化和技术影响。
仅仅国内这些资料和研究是不够的、是片面的。
500年前，葡萄牙人最先从海上崛起，那么，葡萄牙人会不会留下一些资料，而这些资料里会提到大明的舰队呢？
还真有。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巴罗斯于1563年出版过一本《亚洲旬年史之三（Terceira Decada de Asia）》，那时的葡萄牙人已经注意到郑和舰队，并经常与之在海上相遇了。
中国舰队从日出之地（东方）而来，沿着东非海岸至非洲莫桑比克，隔了好几代人以后，这些的事迹还在当地流传，并传播到了葡萄牙人的耳朵里，并对南洋、印度洋、西方后来的航海者产生过巨大影响。
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拉丁文版《日本遣欧使团》书中也有对中国航海和军事艺术的叙述。
因此，作者吴志良最后总结说，葡萄牙史料中大量关于郑和舰队的记载，基本符合事实分析，说明郑和大航海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葡萄牙及其他域外史料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来自巴西的一篇葡萄牙论文曾经指出：
“郑和舰队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群岛、加利福尼亚、墨西哥带去了第一批马匹，并教原住民养鸡。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亚马逊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钻石贸易为明朝舰队所创建并掌控。”
这一点与此前李兆良教授在研究澳洲、北美洲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论断相似：原住民不把火鸡称作当地的名称（Meleagris gallopavo），而跟随中国南方口音，将之称为火鸡 Furkee。
根据李兆良教授的考证，16世纪时，西方国家并无统一美国火鸡的命名，不知道火鸡的原产地，火鸡与土耳其毫无关系。
20世纪初，一位终生专门研究美国野火鸡的鸟类学家 Charles L . Jordan 亲自访问美国东部，东南部的原住民 Choctaws 、 Chickasaws 、 Creeks 、 Seminoles 、 Cherokees ，中南部的 Alabams 、 Conchattas 和西部的 Zunis ，他们叫火鸡为“ furkee ”或“ firkee ”，不随火鸡原产地的命名（ Mellhenny , Jordan and Shufeldt 1914,22)。
原来，不只是火鸡，就连养鸡技术都是大明舰队带过去的。这与西方殖民者的所作所为，真是大相径庭。
论文中的部分信息如下：在这些原始记录没有的航行中，郑和率领的船只会在巴托洛缪·迪亚斯通过非洲佛得角之前穿过好望角，亚速尔群岛，现在是葡萄牙领土，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和福克兰群岛。
前海军指挥官的书主要受到方法论弱点的质疑。
作者非同寻常的结论只有通过他的研究才能得到验证。
正是这些，才有可能吸引如此多的读者，否则他们永远不会翻开一本500页的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的海洋冒险和欧洲开发。
diz Robert Finlay , professor em é rito de Historia Mundial da Universidade de Arkansas,nos EUA.
欧洲大学协会、阿肯色大学世界史教授罗伯特·芬利如是说。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探险家、汉学家是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5月28日-1945年10月26日）。
此人是欧美公认的汉学界泰斗，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 ，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及中国。
1908年，他前往中国敦煌石窟探险，购买了大批敦煌文物，带回法国，今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
1914年，伯希和于《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
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 (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 )；
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记》；
1936年，又于却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等著名论文。
《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是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
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 ièvre)也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他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
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
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 30余国，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庞大舰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成为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
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撒马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
郑和下西洋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不仅许多历史地图集中，而且也在百科全书性著作中都有记述。其真实性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获得证实。
因为相关证据越来越多，从《明史》、《明实录》、舰队随员如马欢、费信和巩珍的亲生经历描述 ，再到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碑石刻资料、二手地图，相关的演义小说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也门的史料也证实了大明舰队曾到达过阿拉伯世界。
与之相比，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仅有当事人的孤证。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非洲并发现了美洲。
中国人很早就已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比如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资料显示，中国人在宋元之际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 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 。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 l le) 距达尔文要塞(Fort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 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
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了美洲大陆。
事实证明，中国在大航海方面拥有异常的天赋，其领先世界的技术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罗盒（罗盘）、指南针、过洋牵星术、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蒸汽动力、经纬度（定位）、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大明舰队巡游世界，但并不谋求入侵、掠夺和殖民扩张，而是教化万民，是文明传播的使者，是正义的力量，更是和平的使者。
明朝向海外各朝贡国颁发官方历书《大通历》。没有立法，海外诸国连基本的日期概念都搞不清楚，农耕也可能有好的收成。
除了本朝正在使用的误差极小的最新历法外，朝廷还授命郑和舰队向西洋各国赠送儒家伦理经典、医学和针灸、六经、智慧之书与诗词、传记等著作。
钱币与兵器原本来是朝廷严加控制的物品，但郑和舰队也在西洋广加赠赏，用以交换贡品。
此外，郑和舰队还带去了度量衡器具，官服、乐器、绘画以及书法用品。
从中不难看出，郑和出使，文化与文明方面的目的，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考虑。
此之谓“怀柔远人”也。
根据《史林》202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性质》一文的研究与分析，大明舰队巡弋世界各大洋，还具备如下性质：
中国与葡萄牙殖民者完全不同，既不寻求占地、也不追求黄金和奴隶，更不会贪婪地掠夺香料。
一般而言，郑和舰队最多也只是派出一些人手在某一港口从事一些贸易买卖，比如抛售于前一站采购的部分商品，——在非洲推销他们在古里市场上采购到的珍奇异物。
为了完成武装护航任务，郑和舰队有强大的作战兵力随行于海上，以形成制海权和由海向陆的军事力量投送，以便在航行途中打击海盗和有类似海盗行为的怀有敌意的政权。
根据《明史·郑和列传》记载，永乐三年首次下西洋，郑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齎金币，多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还有各型舰船208艘，其余几次兵力也多在27,000人以上。
宣德五年的第七次出航，船队人员总数为27,550人。
而《瀛涯胜览》中记载，舰队中有官员868名，军事人员26,800名，其中包括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名，百户403名。
都指挥官居正四品，指挥官为从四品，算高级军官，而正千户官居正五品，副千户官居从五品，属于中级军官。
按明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使，千人者为千户，百人者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郑和舰队中的作战人员数量接近现代军队一个军的规模。而这些将士都是从各卫所精心挑选的精锐，编入水师后，经过严格训练，最终成为海上劲旅，肩负起“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的重任。
郑和舰队巡游世界的过程中诱发了制海权和制海权作战。
出使西洋过程中要保持航路畅通、贸易畅通，必然要面对海盗组织和敌对势力，所以必须掌握制海权。
出使舰队曾在南海、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多地开展反海盗作战。
第三次下西洋期间，郑和舰队在北印度洋航线上的交通要地锡兰山（今日之斯里兰卡）进行了大规模登陆作战，以肃清附近海盗。
战役经过在明人严从简所著《殊域周咨录》中有记载：
永乐七年，郑和至锡兰。
国主贪暴，不辑睦邻国，数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国，国主骄倨不恭，令子纳款索金宝，不与，潜谋发兵数万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险，绝和归路。和觉之，拥众回舟，路已阻塞。
和与其下谋曰：“贼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军孤怯，无能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从兵二千，夜半，间道衔枚疾走抵城下，约闻炮则奋击，入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
九年，归南阙下。上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礼部询于所俘，国人举耶巴乃那贤。
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亦记录，更为详细：
今国王阿烈苦奈儿，锁里人也。
崇礼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
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药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
后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预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阻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
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
此条记录据刘迎胜考证出于明成祖敕书，可见此战过程堪称苦战。
此战也被刘迎胜称为“中国海军的首次大规模远洋登陆作战”。
根据上述史料来看，锡兰山之战爆发的原因，是国王“阿烈苦奈儿谋劫钱粮船只”，“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错在锡兰国王无疑，与海盗行为没有什么区别。
实施反击的也是郑和舟师中的登陆军事人员，体现了郑和随行军事力量的登陆作战和兵力投送能力。
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是暴君，与邻国不和，专打劫使臣商船，为害一方。郑和遵明成祖旨意，对亚烈苦奈儿进行赏赐，宣读诏书，劝诫不可欺寡凌弱，与各国应和睦相处。但亚烈苦奈儿不听，反派王子向郑和勒索更多金银宝物，被郑和拒绝后，亚烈苦奈儿出兵五万，伐木阻塞交通，准备切断郑和登岸使团归路，同时分兵去抢劫船队。
不过，亚烈苦奈儿部下有人泄露计谋，郑和遂把随同登岸的三千官兵拨出一千，令其隐秘地另择路径回船报信，配合船上官军迎击来犯之敌，而自率余下二千，夜袭王城，俘获亚烈苦奈儿及王室成员。
之后，郑和率兵准备守城作战，前去劫掠船队的锡兰兵撤回，会同国内其他军队合围王城。郑和坚守六日，在第七天凌晨率部押俘虏开门突围，伐木取道，且战且行五十余里，至黄昏才退到别罗里港口回船。
永乐九年六月郑和回国，将亚烈苦奈儿等送回北京。
显然，这三千兵卒无疑算是今日的两栖作战部队，——即海军陆战队。
随行船只中，除了专门的战船，还有相当数量的军用辅助船只，如粮船、水船和马船等等，有学者认为两栖作战部队便是由坐船和马船搭载。
在锡兰山之战和苏门答剌战役中，立功的应属这两种船上的“海军陆战”部队。
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舰队曾以武力慑服爪哇西王。
在明朝建立时，分立的爪哇东西两王同时与大明保持朝贡关系。
永乐四年六月底，郑和船队到爪哇，正值西王和东王互相攻伐，战事激烈。事后，东王战败被杀，西王夺得其地。
郑和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易市，却为西王兵所杀者一百七十人。
郑和闻讯大怒，即刻调兵遣将，兴师致讨，西王闻之颇为惧怕，遂遣使谢罪。明成祖严厉谴责了西王都马板，同时又采取宽容态度，决定停止“兴师致讨”，但要其“输黄金六万两，赎死者之命”。
可是，当郑和返国后，西王便对赔偿一事抛诸脑后，不予置办。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时再至爪哇交涉，西王都马板见势不妙，慑于大军压境，表示畏服，并于永乐六年十二月，遣使献黄金万两谢罪。
成祖宽免之。
由于明朝恩威并用，自此以后，爪哇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
第四次下西洋时，苏门答剌发生王位之争，郑和舰队还曾登陆，协助平定内乱。
永乐三年，首下西洋时郑和便为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举行了封王仪式。苏门答剌与大明结成宗藩关系后，借此顶住了爪哇的兼并图谋。
苏门答剌地处东西洋交通要冲，郑和舰队在该国设有远航基地和官厂，储存物资以便修造船舶。
根据《瀛涯胜览》记载：
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先被那孤儿花面王侵掠，战斗时身中药箭而死。有一子幼小（即锁丹罕难阿必镇），不能与父报仇。
其王永乐七年，效职进贡方物而沐天恩。
永乐十年，复至其国，其先王之子长成，阴与部领合谋弒义父渔翁，夺其位，管其国。
渔翁有嫡子名苏干剌，领众挈家逃去邻山，自立一寨，不时率众侵，复父仇。永乐十三年，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大（舟宗）宝船到彼，发兵擒获苏干剌，趋阙明正其罪。其王子感荷圣恩，常贡方物于朝廷。
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苏门答剌国》记载内容与此基本相同。
苏门答剌有西邻小国那孤儿剌，其王号“花面王”。
永乐五年苏门答剌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来华朝贡后不久，花面王发兵攻打苏门答剌。宰奴里阿必丁战死。
王子锁丹罕难阿必镇幼小，不能报仇，宰奴里阿必丁之妻发誓说有谁能代报杀夫之仇，收复失地，愿嫁给他，共治国家。
有渔夫一人出头杀敌报仇，于是被立为王，人称“老王”，锁丹罕难阿必镇长大后杀死老王，老王之子苏干剌率部争夺王位。
锁丹罕难阿必镇急欲得到明朝承认，于永乐十年派遣使者到中国，报告自己已即王位，请求正式封王，另一方面请明朝帮助平息苏干剌反叛。
郑和访问苏门答剌时，奉命援助锁丹罕难阿必镇。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郑和水师第三次下西洋。
船队抵达苏门答剌岛时，苏干剌怨恨郑和未赏赐自己，领兵数万邀杀官军，郑和率众及其国兵与战，苏干剌败走，追至南渤利国。
追歼苏干剌军的也是登陆部队，人数至少在三千人，至少有一位指挥领军作战。郑和活捉苏干剌及妻儿后，赐给锁丹罕难阿必镇印诰、彩币等物。
永乐十三年九月壬寅，郑和回京，将苏干剌等“归献阙下，诸番振服”。
……
安南国主黎氏对邻国奉行扩张政策，不接受明成祖的数次劝告，反而对占城大举进犯，并侵入广西思明府。
此举引起明成祖大为不满。
永乐四年四月，成祖派军从陆路讨伐安南，又以郑和舟师在安南近岸海域游弋，作战略配合。
郑和舰队于永乐三年冬或第二年初从五虎门启航，永乐四年六月三十日抵达爪哇，扣除从占城到爪哇的20天航行时间，再扣除从长乐到占城的时间，郑和舟师在安南占城沿海逗留之时，恰是明军进攻安南之日。
从世界近代海权史的角度来看，郑和海洋经略活动在那个时代属于太超前了。海权分为军事和经济两大部分，郑和舰队海洋活动的军事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经济部分。
正因为郑和舰队经略海洋之举，作为文化使者，将文明的种子播向世界各地，有学者经过研究比较认为，西方所谓的天主教、新教十字军，乃至后来的北约军制，最初几乎都是照搬了郑和舰队的军制，从神主到军旗、军令的设计，无一不是明朝模式，处处透着明朝文化元素的影子。
不仅如此，就连现代国际海事的航行规则与信号，欧盟、北约国家的国旗、国徽，以及海军建制、军旗、信号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以郑和舰队的建制模式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如果深入研究其发展脉络，仍能发现其中潜藏的痕迹。
实际上，西方早期使用的所谓拉丁语，就是直接翻译自明朝用词，例如：
官，堂官，锚定汉语词意后，音译为拉丁语，便是 quad quid quo qui。
而英语的官，则是 gua guad。
拉丁语中的习惯用语 quid pro quo，其实就是“谢谢青天大老爷”，现在解释为恩赐、回报。
哈利波特的所谓“quadball，quad” 实则指的是青天，又或是堂官。
鲜为人知的是，明朝的锦衣卫有一项秘密传统，即戍边或出海。
曾有人在清朝的满文秘档和教会记录、以及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中翻到过一些蛛丝马迹，说是锦衣卫出海最远的，会到阿拉斯加、鬼岛（纽约岛），地中海的黄鱼岛（意大利撒丁岛），还有欧洲的婆林日岛（威尔士下方，属英格兰）。
南京条约之后，上海墨海图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传教士们陆续退休回国时，每个人带走的华夏原版古籍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其中一个家伙更是搜罗走了整整两万本华夏典籍，他死后将这些全部捐献给了牛津大学的图书馆。
今日，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即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则以历史悠久、馆藏丰富而闻名于世。该馆藏有大量中国珍贵古籍，甚至是存世孤本，其中宝卷便有近30种。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1602年正式建立于伦敦西北的牛津。但其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
其馆藏数量仅次于号称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大英图书馆，藏书约650万册，其中包含现代人文、期刊、自然科学、稀有书籍等，包含东、西方手抄本16万册，摇篮本约6500册，另有现刊5万余种，地图约117万件．数量庞大，珍藏无数，是世界上收藏书籍和手稿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此外，牛津大学还拥有全英最大型的大学图书馆系统，系统包含了100所图书馆，馆藏量合计逾1100万册，时至今日该数字仍在不断增长。根据1611年英国书业公所的规定，英国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图书都必须免费提供一册给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至今如此。
馆内藏书只能阅览，不能外借，对女王也不例外。
对外，牛津大学的图书馆统一称为Boleian Libraries（钱钟书当年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自称饱蠹楼）；对内，有大学公共图书馆和学院独立图书馆之分。其中，大学公共图书馆又称为The Boleian Library，学院独立图书馆又称为College Libraries。
Boleian Libraries 牛津大学公共图书馆（地址：Broad Street, Oxford OX1 3BG）
有在英国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里翻翻，说不定也能翻到些什么。
鉴于他们没有古老的历史，早期都是很原始的野蛮部落，靠着东方的文明科技得以壮大，并通过血腥的海盗生意和肮脏的殖民掠夺累积财富，华夏人应该认识其本质。
时至今日，既然他们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而列强美名源于帝国主义霸权和其文化霸权，那么继续被动或主动认可四大列强的美名（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也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非常赞同网友的提法：
英国：可以恢复其原来的中性译名，即上述坤图中的“谙厄利亚”、又或“不列颠”。由于其曾向华夏大量输入鸦片，还引发了鸦片战争，故可简称其为“罂国”；
美国：恢复其原来译名“墨国”，又或“亚墨利加”、花旗国；
法国：其国与华夏倡导的法之美名无关，恢复其本来译名“拂郎察”即可。
德国：其国名单词曰Deutschland，音译为“刀齿轮国”，尚制造，简称“刀国”。
根据其历史表现来看，二战中是侵略主谋、曾为八国联军一员，对华实施侵略，参加科索沃战争、对南斯拉夫人进行过屠戮，所以毫无“德行”可言，不应称呼其为道德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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