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年1月19日－1857年9月5日）在《外国音乐流传中国史》（又名《外族流行音乐传入中国史》）中记载了一件事：
“明万历八年，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献其国乐器……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钢炼之为弦，齐有柱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
《续文献通考》 卷110中也有类似记载：
“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木柜）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乎外，鼓（按击）其端而自应。”
再翻查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所谓的利玛窦札记），发现利玛窦在书中记述了向万历皇帝朱翊钧进献“西洋雅琴”（又名“铁弦琴”，72弦）一事。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i-ouRicci，1552年—1610年）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
1600年，利玛窦在澳门为再度进京觐见明神宗做准备。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为其筹措置办礼物，其中定制了几架风琴，但因制作拖得太久而未能作为礼物带走。
在哪里定制？
必应该是在澳门当地或附近定制，不可能劳师动众从欧洲定制，因为交通不便，路上往来时间太长，否则根本赶不上日程。
1601年1月24日(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一行第二次抵达北京，终于如愿以偿见到明神宗，并向其进献礼物。
利玛窦呈上的《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奏疏如下：
“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镀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万历二十八年题具。”
（详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第282～283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
此奏疏后附有贡品清单，其第九款为“大西洋琴壹张”。
据说，这张琴原是传教士们自用物品，当利玛窦行至天津，前来引见的宫廷太监马堂当场相中此物，要求纳入贡品之列。
实际上，这就是七十二弦（击弦）古钢琴。
“柱”指钢琴上的“键”，按一“柱”（键），即可发出一音。
另一位传教士庞迪我，当场用这架钢琴进行了现场表演，明神宗龙颜大悦，于是下旨令礼部教坊司派遣四名演奏弦乐的太监跟随传教士庞迪我学习钢琴。
由此，利玛窦得意洋洋将此事记录在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而这四名太监也成了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学习钢琴的中国人。
可以说，让利玛窦沾沾自喜的西琴是神州大地上最早出现的钢琴。
可是，静下来心来仔细一琢磨，这故事的版本怎么有点眼熟呢？
千里镜是如此，蒸汽机也是如此。
西人为什么总是自相矛盾呢？
按照现行西史的流行说法，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年3月21日-1750年7月28日）才是钢琴之父啊，怎么中国又提前出现钢琴了？
就算按照西方修撰过后的钢琴史，那也不至于提前一百多年啊。
1709年，在意大利北部佛罗伦萨地区，乐器制造家克斯托福里发明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钢琴，首次采用有击弦小槌的键盘装置，使钢琴产生了延续很久、强度不同的音响。这种钢琴就是现代钢琴的基础。
19世纪初，钢琴被广泛使用。
1821年，法国埃拉尔改进了打弦机的结构，使钢琴在演奏中可以迅速重复地击弦发音，从而可以演奏技巧复杂的作品。此后，又经过许多乐器制造家和音乐家的努力，到1855年，钢琴得到了显著的改良。
……
瞧见了没？
意大利1709年才由“克斯托福里发明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钢琴，首次采用有击弦小槌的键盘装置”，而利玛窦入京进献钢琴是1601年，意大利钢琴都没有诞生，利玛窦进献的钢琴从何而来？
既然不可能是从国外带过来的，那唯一的答案只能是在中国想办法搞到的。
也就是说，世界最早的钢琴其实源自中国。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此前朱载堉的新法密率横空出世，刚刚解决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乐曲转调问题。
朱载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解决律学中“返宫”难题的人，他发明了“新法密律”，即后世所称之十二平均律（也称十二等程律）。
研究音高与音程关系的学问叫音律学，是一门属于音响学、音乐、声学、数学与音乐学的交缘学科，这东西对乐器的制造与演奏至关重要。在明代以前，华夏律制有三分损益律、钟律、琴律，西方据说有五度相生律和纯律。
但是，无论是东方律制，还是西方律制，都一个共同的最大缺点，——即按照这两种律制制作的乐器始终难以解决演奏过程中的乐曲转调问题，而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新法密律的推导公式是一组等比数列的公比数，绝大部分人看了都会头疼。
其中，最大的数学难题是要开2的12次方根。
昆羽继圣，公众号：昆羽继圣律圣朱载堉狂点数学技能，定下世界标准音调：没有我，西方能有标准乐器和乐理？没有我，巴赫能发明钢琴？你们还想听钢琴曲？
钢琴一个八度是七个白键和五个黑键，这十二个音就体现了十二平均律。简单而言，就是把两个do之间平均分了十二份，每份就是一个半音，这些音可不是凭空乱哼出来的，而是用算盘计算出来的：每个音的频率为前一个音的2开12次方，即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倍。
西人想得太过简单，以为音乐就是音乐，谁都可以搞搞，殊不知，音乐的基础是数学。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数学，怎么计算2开12次方？
朱载堉为了计算这个结果，独创发明了81档算盘，西人没有工具如何能计算？
梅森神父用什么工具计算？意大利的所谓乐器制造家克斯托福里连儿童启蒙教材都没学过，又不懂数学，如何计算？
明神宗之后的明朝皇帝对音乐兴味索然，利玛窦进献的这架古钢琴也受冷落，被存放入皇家仓库，积满了灰尘。直到崇祯即位后，这台钢琴才被入宫的传教士汤若望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清朝乾隆时期，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1718—1793，字若瑟）于1749年12月29日从洛里昂乘船出发赴华，1750年7月27日抵达广州，1751年8月22日进京。钱德明在中国呆了四十三年，对中国音乐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钱德明深受乾隆信任，是最后一任耶稣会会长，也是唯一一个深入研究中国音乐并且撰写了专著的西洋传教士。
当然，在他之前，还有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年，字寅公）等人也在音律方面也很精通，只是没有像他那样留下影响巨大的专著而已，并不是说其他传教士就没有剽窃过华夏音乐方面的典籍。
钱德明在中国虽然没有利玛窦那般大的名气，但在欧洲影响却不小，因为这个法国传教士是将《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
钱德明所著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将华夏的古典音乐和音乐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介绍到了西方。
钱德明的大作《中国古今音乐考》是参照谁的书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明代朱载堉的《律吕精义》和清代李光地的《古乐经传》。
如上所述，书中第一部分是中国音乐体系论。按照中国传统分类法，介绍了八类中国乐器，即“八音”：革、石、金、土、丝、木、竹、匏（鲍），分别代表乐器鼓、磬、钟、埙、琴、 管子、笙，以及古琴等。
书中对每种乐器的历史、制作和用法都有详细说明，并附有大量图例。
这是西方最早具有音乐图像学意义的中国乐器介绍。
书中第二部分由十三章构成，是关于乐律的论述。该部分探讨了中国律学理论，涉及华夏传统的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管律长度等等，对于中国古代乐律的计算、产生、生成，律的测算和检验、怎样将数值概念用于乐律确定，基本音如何循环等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探讨。
1769年，传教士钱德明从广州向法国寄回了他精心搜集各类中国乐器，以及他的诸多论稿和译著。他将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分装在三个很大的箱子中，并特意给收件人写了一封信：
“我已请求在广州的杨负责把第二和第三个箱子装在不同的船上，以使我付出了如此辛苦而写成的这部论著不会面临被丢失的危险。”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见他对于此事的重视程度。
经过钱德明等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音乐、中国的传统戏剧戏曲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时间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浪潮，不但包括“中国风物热”，还包括“中国思想热”。所谓的洛可可风格，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才形成的。
不过，由于钱德明不是中国人，对华夏文化存在一定的认知局限，因此书中也会难免出现一些错误。
但与钱德明因为认知局限导致的翻译错误相比，西方对于《古乐经传》的大肆篡改和扭曲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从中汲取元素，从而改头换面，弄出一堆属于自己冠名权的作品来。
李光地是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精通音律，《古乐经传》是他的心血之作。而《古乐经传》是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发现了早已失传的华夏古乐经见于《周礼》“大司乐章”中之后，依据大量文献资料，按照乐理、乐数、乐章、乐律、乐器、乐声、月舞、乐用顺序，辛辛苦苦分类辑录出来的成果。
古人认为，音乐关乎盛衰，所以格外重视音乐。
根据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就有了乐官，专职管理音乐事务，教育未成年子弟。至周代，华夏形成了完整的乐教体系，故《礼记·王制》云：
“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其中详细规定了乐教的具体措施、内容及所应达到的教学目标。
根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我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大学教育——音乐被称之为“六乐”，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所以，西方得到的是什么？
仅仅是普通的音乐？
不，还涵盖了华夏上古的宫廷雅乐，以及管弦乐队合奏的交响乐。
其实，不光如此，手风琴的诞生，也是基于中国乐器笙的发声原理。
笙的簧片发音原理对风琴、口琴、手风琴等欧洲风簧乐器的制造和改进具有促进作用，二者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颇为关键的人物，即法国传教士钱德明。
从1750-1793年，钱德明留居中国共计43年，他广泛收集各种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献、乐谱和乐器样品，并翻译和撰写了一些相关著作。
根据文献记载，钱德明曾于1777年将中国的笙带回法国，使得笙后来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中国乐器之一。
此后，西方乐器制造家开始研究笙的发音原理，并试着制造管风琴的簧片拉手，并进一步根据其提供图纸和制作方法仿制出了风琴、口琴和手风琴等一系列乐器，再加以改进。
根据陈建华主编的《音乐由来事典》记载：
“1822年，布施曼发明了手风琴，这种手风琴很快流传到奥地利。1829年，布施曼的手风琴在维也纳又经过奥地利人德密安加以改善，增加了伴奏和弦钮键并正式取名为手风琴。为此获得了发明专利权。1830年以后，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比利时手风琴已广泛流行。”
而余冰编著的《手风琴理论基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则记载：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批的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与手风琴有关的音乐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
自‘维新运动’以后，国内的新学堂普遍开展了‘乐歌课’。
1902年后，‘学堂乐歌’的兴起，使手风琴作为伴奏乐器用于中小学生的音乐课上。”
看到这里，还记得开篇提到利玛窦上疏时声称向明神宗进献了风琴吗？风琴哪儿来的？欧洲所谓的风琴是在钱德明把中国乐器和制作方法传回西方后才产生的，利玛窦时代，西方根本就没有风琴，怎么可能从欧洲定制？当然是在中国定制了！也就是说，定制了中国民间新出的物件，拿去北京进献给皇帝！
这里面用脚趾头想都猜得到，必定有中国教徒诸如徐光启、王徴之流的出谋划策。本来嘛，不金钱开道，不通过这些高官，怎么可能见得到明神宗？
堂堂华夏天子，岂是所见就能见的？
综上所述，中学西渐不仅出现在其他领域，也出现在了音乐与艺术领域。
其中，元、明、清三代是“中乐西传”的鼎盛时期。
与中国乐器、理论等一并西传的，还有戏曲和民歌。譬如，《赵氏孤儿》于18世纪传入欧洲；中国民歌《鲜花》《王大娘》《妈妈好明白》《十二重楼》等等，于19世纪传入西方。
上述几种曲目皆收录在清末比利时来华传教士阿里嗣与李提摩太夫人所著的《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一书中，这是继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之后,又一本系统性介绍中国音乐的外文出版物。
书中采用的乐器分类法取材于中国古代雅乐的八音，即是以制造乐器的材料来划分，有对梆鼓、笙和埙等乐器的具体描述。
1884年，比利时人阿理嗣出版了《中国音乐》，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乐器记述”部分，他介绍了中国的古琴谱，并按“八音”分类法介绍了47种中国乐器，其中包括古琴的介绍及其乐器图形。
正因为钱德明感受到了华夏音乐的伟大与神奇之处（有分三个层次，个人娱乐只是最低层级），他才特别指出：
“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晓和声学的民族，他们最广泛地吸取了这门科学的精华……
他们的和声学是包括在一个总括万物的‘和弦’中的，它存在于物质力量之间、精神力量之间、政治力量之间，存在于构成其宗教信仰与政府机构的一切无形的事物之间。
所谓声音的科学只不过是对于这一总括万物的和弦的展现形式。”
“中国人是（欧洲）大才子们所探索研究的音乐体系的真正创始人……这一体系问世之日便是他们部落制成立之时。”
而西方看钱德明，则是：
“钱德明有关中国人音乐的著作在18世纪下半叶就如同满月一般闪烁光芒。与它相比，这一时代的其他著作仅仅如同一闪即逝的小流星一般。”
所以，巴赫这个莎士比亚一样的人物真的可以被誉为“钢琴之父”？就算退一万步而言，他真的存在过，那他实至名归吗？还是一堆的欧洲大才子、音乐人不断从华夏音乐中去抄袭、去篡改，去改头换面？
明明源自华夏的中和邵乐交响曲，怎么就变成了西方独有的交响曲？而中国没有交响乐？
贝多芬，你等着，下一个就该扒扒你这个听力残障人士的光鲜外衣了，剽窃明太祖中和邵乐的乐章，连成名曲都一模一样，你居然也配世界音乐大师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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