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剥去耶稣会传教士宗教的外衣，人们惊异地发现《耶经》有云：
“魔鬼永远都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
今天的故事，从一本鲜为人知的古书《博物通书》开始说起。
不要小看这本书，它可不得了。
《博物通书》是第一本中文电磁学著作，也是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学科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不仅如此，它出现在西方一众电磁学领域大神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的前面，什么安倍、什么麦克斯韦等等，都在它之后。
而且，截至目前，这本《博物通书》在中国电气史上独占鳌头，占据了五个第一：
1、第一次系统提出了电磁学知识；
2、贵为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学科的第一本中文著作；
3、第一次创造了电气等至少13个汉语术语；
4、第一次介绍了电报机原理；
5、专门设计出了一套中文电码系统，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套汉字电码方案。
那么，如此牛气冲天的大作究竟是出自哪位威名赫赫的西方大神之手呢？
答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医，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5年4月5日—1893年7月20日）。
玛高温出生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纽约市人，据说是美国原住民（那就是印第安人），肄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是美国浸礼会来华第一人，也是来宁波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医生，并在宁波创办了《中外新报》。
您看，肄业、肄业，都没毕业，就急匆匆被美国那边派到中国来混了，毕业证都没有，就是医生了？还被西人大笔一改，摇身一变成了医学博士，啧啧。
此人最擅长的，其实仅仅只是白内障等外科手术而已。身为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自己妻子的病都治不好，自己的健康也成问题。可是，这样的人被各种西方媒体和报纸捧上了天。
没办法，当时的报纸、杂志绝大多数都是西人创办的。
1846年3月，玛高温在《浸信会传教士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宁波的长篇报告。编辑介绍称：“玛高温医生准备了以下关于中国宁波城的报告以及随附的草图。对于希望获得真实准确信息的人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
如下图所示：
Baptist就是『浸礼宗』。注重以全身浸入水中，为信仰的表示，信道全由个人自己意志的决定，父不能强其子，故不收未成年之童子进教，取绝对的民主制度，信徒一律平等，无阶级之分，会中执事，不过是一种职务，没有管辖权力。安息会，基督会，三一浸会虽亦注重浸礼，然并不属于本宗系统。
人家是带着任务（Mission）来的所谓医师，披着传教士外衣。
如果真是医学博士，遗照就应该注明，不会只写“医士”吧？
可就是这样，现在仍然有无数的资料、包括当地的地方志中仍旧冠之以“医学博士”头衔，将其极力美化，好像他与引出甲申教案、恶行累累的传教士苏慧廉、与恶贯满盈、狼子野心的传教士伯驾素不相识，从未相助过他们似的。
只讲传教士开办了几所学堂（培养西化思想的马前卒），救了几个人（以此来进行传教，扩大影响），办了多少报刊杂志（混淆视听，操控舆论，影响国策），出版翻译了多少本书籍（篡改历史，建造西方中心论，建立心理优势），不讲欺压平民、作威作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强买强卖、包庇纵容、杀人放火、强取豪夺等等屡屡发生的教案……
这样真的好吗？
1851年，《博物通书》在宁波出版问世后，当年5月西人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曾这样评论说：
“像玛高温《博物通书》这样的著作，无疑有助于使中国人了解电报及相关科学的原理与方法；谁也无法预知，玛高温这部著作所包含的信息会洒落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更不能预知它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可惜，这样一本书，当初在中国几乎完全绝迹。
十多年前，雷银照教授为考察专业术语“电气”的来源，四处搜寻此书而不得。在网上访问了中国多个图书馆，均未查到有关信息。后来又在网上访问了日本东京电机大学综合媒体中心、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长崎大学附属图书馆和香川大学图书馆，才查到它们都藏有《博物通书》的手抄本。
雷教授意识到：手抄本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最终证据，因为抄写人可能会舍弃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内容，或是会修正一些内容，有的地方还可能抄错。
2006年7月初，雷教授在“国学网站”上获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有一批特藏书籍，其中就有玛高温神父译述的《博物通书》。此后经过多次沟通，他们终于同意将线装书《博物通书》拆开、扫描，制作成便于阅读的电子版图书发了过去。
随后，经过几番周折，雷教授从湖南涟源的一位旧书收藏者手中好不容易才淘到原本。
近年，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在整理藏书时发布消息称，也发现了玛高温译述的《博物通书》。据说，天一阁所藏《博物通书》原为杭州人朱鼎煦先生的藏书。1979年，他的家属将10万余卷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天一阁，玛高温的《博物通书》就在其中。
我们来看看《博物通书》这本书。
在《博物通书》的序言中，玛高温通过引述儒家典籍，论证了中国"儒者"必须了解西方的科技成就。
《博物通书》共45页，前两页是英文。有网友分享在了网上，资料很珍贵。
后43页是中文，约10800个汉字，45幅插图，分为四个部分：
一、三言真诠共4页。
二、电气通标，6章，28页。
1. 引言
2. 电气玻璃器（摩擦起电、莱顿瓶储电、风筝引电）
3. 电气五金器（伏达电堆）
4. 吸铁石器（磁铁）
5. 电气连吸铁（电磁实验含直流电动机）
6. 电气通标（电报机及编码，永字八法基础上的编码方案）
三、1851年农历西历对照表，9页。
四、道光29年洋商至中国船数，1页。
综上所述，该书版本存世情况如下：
天一阁一本，
雷照银教授一本，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一本，
日本神户大学（9本手抄本）
说实话，看完这本书，但凡是个中国人，心里都不是个滋味，都会产生如下疑惑，而且是深深的疑惑：
1、一个传教的肄业医生，原住民，从生平履历来看，从未系统学习过物理和电磁内容，何德何能，居然比麦克斯韦等西方大神都厉害，竟然抢在他们前面搞懂了复杂的电磁学？
2、如果这本书真是玛高温从西方译述过来的，那么，敢问原作者是谁？原本在哪里，又是哪一本？作者是何履历，又是在哪一年写了这本书呢？他的家庭情况、教育经历、父母及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有吗？
3、倘若这本书真的出自西方，按照西方一贯的作风，不应该大书特书，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吗？那时，印刷出版报刊杂志都已经被传教士牢牢掌控了，为什么一点宣传的浪花都没有见到？
4、倘若这本书真的西方大作，应该早就进课堂、进教育领域了吧？再不济，也应该有专业人士阅读传颂、学习继承，并发扬下去吧？这才是正常的路径啊。
5、1851年时，安倍、麦克斯韦等大神尚未崛起，对这种高新技术，必定如饥似渴，各国也会视之为重宝，为何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会把超前的高新技术免费翻译过华夏，白白送给中国人？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的事？不怕技术泄露？不想着技术封锁、不想着申请专利来大捞一笔？？？
1831年11月，法拉第才刚刚向英国皇家学会报告电磁感应的实验结果，此等技术当时尚未公开，处于秘密阶段，在那个时代背景下，1851年在欧洲该技术都尚未扩散开来，欧洲都未传遍，怎么可能传到中国？况且，你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医生，凭什么获得欧洲此等机密？
6、通观《博物通书》一书，插画的标记竟然不是西文字母，而是“甲、乙、丙、丁”等中国的天干地支。
7、既然宣称是西方大作，为何《博物通书》中插图的人物是中国人模样、中国人的装束和打扮？不应该画成洋人的模样么？
8、将电磁称为为“气”，这是中国传统、且独有的对电磁的描述方式。
9、当看到第一套汉字电码时，就更震惊了。据说，这汉字电码方案是根据钟盘式电报机原理而设计出来的。在中国传统书法中，“永字八法”代表了汉字笔画的基本法则。因此，玛高温选取了“永字八法”中侧（点）、勒（横）、弩（竖）、趯 （钩）、策（提）、掠（撇）、啄（短撇)、磔（捺） 这8种基本笔画作为电码方案的根本依据，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拆解为这8种笔画。
先不论这货何来的高深物理知识，就单说语言，玛高温的中文这么好吗？好到这种逆天的程度了吗？
各位扪心自问，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们从小到大学习中文，中文还是母语，你有这个本事么？
这个外来的传教士究竟懂不懂中文？学了多久的汉语？
西方宣称玛高温本人精通中文，最为熟悉的是钟盘式电报（最熟悉的不应该是西医么？），所以他能搞出这套汉字电码系统。
等等，这本书不是说是玛高温翻译过来的么？
怎么突然又变成玛高温“”发明创造”了这里面的内容？
难道真的是，耶稣说有光，就突然有了光？！
……
不行，咱们中国人不能被这么糊弄，有些问题必须要查一查，必须要较真！
于是，笔者开始熬夜搜寻各方的资料，查教会的资料，查玛高温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查上海和宁波的地方志，查他的笔记，查各种论文资料和研究文献……
终于，经过多个日日夜夜的苦熬，玛高温的形象渐渐“丰满”了起来。
玛高温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秋从香港出发，于当年冬天抵达宁波。11月11日，在宁波创立了浸礼医局，即华美医院前身。
来宁波前，中文一窍不通。
如图，1842年在启程来中国前，玛高温在纽约周礼大学医学院发表了题为“传教伟业中一声的职责”的演讲，提出把行医作为传教的有效手段，因为医生“立刻就能使疑虑重重的异教徒明显感觉到其使命的仁善，即便不大懂患者的语言，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不懂他们的语言，福音牧师就啥也做不成。
“不懂中文”这一点在他的笔记中也得到了印证。刚到宁波时，他记录了自己的心声，说“言语是绝对的隔膜”，连聘请一个翻译都找不到，那时没有说英语的。
后来，玛高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只会一点点英文的周祖濂作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老师。1847年罗尔梯夫妇来宁波创办教会后，三个星期后，即同年11月21日，成功将周祖濂发展成为美国JD教新教之浸礼会教徒，如图所示。
这个周祖濂，据说就是上面这本书的作者“王治心”之妻的祖父)。周祖濂本是教玛高温医生中文的，已经受感一年多了。后来做传道士，并且著了一消罪集福真言小册，散布甚广。1849年又有高德来，他努力于翻译圣经。工作逐渐扩展到杭州以及金华湖州绍兴，成为华东教区，以杭州为中心。
按理说，好不容易才聘请到周祖廉作汉语教师，应该好好学习一番才是。但是，玛高温这一次却只在宁波停留了3个月。然后，就去印度孟加拉结婚去了！
3个月能把中文学成什么样，很精通？
直到1845年4月，玛高温才重新回到宁波。
这次应该好好学学汉语了吧？不过，玛高温忙着行医传教，忙着开办医院，忙着写文章发表在各大英文报刊杂志，忙着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总之，事情太多，事务繁忙，只能带着翻译到处走而已，真正坐下来学习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
一来二去，也就学了些简单的口语，还是宁波方言，不是官话。
1848年，玛高温因为夫人健康状况不佳，便离开了宁波，前往华南，希望离香港近一些。所以，从1848年-1854年，玛高温和妻子曾在厦门、香港和澳门等地暂住。直到1854年，玛高温才返回宁波，并于当年5月创办了《中外新报》。
1851年时，玛高温在宁波吗？好像不在啊！
既然不在宁波，那么此人又如何于1851年在宁波译著出版《博物通书》呢？
难道，这医生也学会了分身？！
这么一说，肯定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准备动手修改资料了……
玛高温如此不务正业，在妻子的病都治不好，还到处寻医问药的情况下，居然还于1852年在宁波编撰出版了《日食图说》（内容系测算1852年12月11日在北京、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等地所见日食情况），又于1853年在宁波编辑出版了《航海金针》，着重介绍海上台风知识，内有大幅插图，指示台风在中国海上流向，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沿海船民了解海上行船的科学知识，少受台风之害。
不得不说，真是一位百科全能式的医生，啥都会，还是资深专家。
玛高温真是神乎其神，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不是。
秘密就在于此人交际圈，搞了半天他也与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有着莫大的关联。
据考证，《博物通书》是华花圣经书房于1851年刊印的，该书又名《电气通标》。而且，有意思的是，华花圣经书房曾经将《博物通书》与《电气通标》并列，分别进行过刊印。
华花圣经书房背景资料：
西方出版物在近代浙江出版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尤以华花圣经书房久负盛誉。早在五口通商之前，宁波作为浙江海的重要港口，承担了南北每运中枢及对外外贸易的重要职能。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时被迫签训了《五口通商草程》，于波作为通商口岸，使得区美传教士纷全沓来。西万传教士为了便于亘传基督教义，需大童印制《耶经》，教云故而创设出版机构予以支持。
1844年，美国长老会率先在澳门设立教会印机构，成为首个在华刊圣经的据点。教会还专门从美国运送印刷设备，大量翻印宗教印刷品。在向“中华帝国异教徒”传教使命的感召下，长老会择取宁波作为传教据点。
1845年7月19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夫妇携帯印刷设备从澳门抵达宁波，将华花圣经书房从澳门迁往宁波。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非常热衷于出版书籍刊物，想以此来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教会宣传资料的出版外，传教士还创办了近代浙江的第一份期刊。
柯尔特（ Coulter ,1850年至1852年12月）对委员会的工作可谓是兢兢业业，他刊刻了不少西文书籍，为介绍西方文化来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852年12月12日，柯尔特病逝于宁波。
1854年，美国浸礼会玛高温（ D . J . Macgowen ）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该刊由华花圣经书房印刷，于1861年停刊，是浙江省第一份近代期刊。
华花圣经书房止于1860年12月，历时长达14年零3个月。在近15年的经营时间里，华花圣经书房共刊刻图书多达5176万余册，无论其印刷数量、册数，均仅次于上海，并远远高出广州、福州、厦门三地，12其中，1848年所刊书籍数量最多，达16.4万册，所刊页数多达399万页；以1859年所刊页数为最，多达739万页。
从发行数量上看，文化侵蚀、疯狂造假、疯狂篡改历史和资料，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这个华花圣经书房后来搬去了哪里？答案是：上海。
巧的是，玛高温后来也去了上海。资料显示：
1862年，玛高温返回美国参加南北战争，任联邦军医。
1867年，玛高温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行医。
但是，有趣的是，笔者竟然从天一阁那边的资料中发现，1865年，玛高温作为美国一家电报公司的代表来到上海。
按照西方的资料，1865年这个玛高温还在美国随军参战啊，怎么又分身来到了中国上海？
玛高温究竟是哪年离开美国并来到中国的，能不要这么矛盾吗？
1868年，玛高温加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边行医边译书。他与我国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金石识别》（12卷）、《地学浅释》（38卷）两部书译成刊印发行，率先介绍了近代矿物学、地质学和晶体学知识。
看看，这不务正业的医生又转行了，居然跨行又干起了地质学方面的大买卖！
注意，李善兰也被安排过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个地方做过“翻译”，把《数理格致》的内容托名给了奈端数理（即牛顿的《原理》一书）。
嗯，这水有点深。
1893年7月19日，七十九岁的玛高温病逝于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寓所。
既然玛高温与华蘅芳、江南制造总局有交集，那么他会不会认识李善兰、认识徐寿、认识王韬呢？
徐寿、王韬都是为墨海书馆效力，同为编辑，而且王韬是1848年就加入了墨海书馆，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翻译工作，比1851年早三年。后来，江南制造总局筹办时，徐寿、王韬就来到过来了，算是幕后创始员工，此二人怎么可能不认识玛高温？
而且，华蘅芳与徐寿十几岁时就熟识了，关系更不一般。王韬和徐寿都是落地秀才，他们全部在一门心思地为洋教士服务，篡改华夏典籍，伪造西方大作。
先说王韬。
十分凑巧的是，这个王韬居然反复提及“电气通标”，并在自己的两篇大作中留下了有关电气通标的论述。
王韬在《变法自强》中言：
“ 臺湾、福州 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
“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其有规恢情势，斟酌时宜，能据理法以折之者，虽未尝无人，而不知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
故知乎此，则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
又在回复郑观应的《易言》之“跋”中：
“同一邮递也，昔以传驛，今以电线通标，瞬息往还，恍如覿面。”
时间上虽然是1875年，看似晚于1851年，但由此证明，王韬肯定是知晓“电气通标”的，而他从1848年就开始搞物理翻译——把诸如格致草等华夏典籍拖名给西方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批科学译著，就出自王韬等人之手。
再来看看徐寿，这个人也是物理方面的专才。
很不简单呢！
你可能从未听过徐寿的大名，但这个人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先驱，是第一个在自然杂志《Nature》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
尽管，这篇文章看起来更像是一封来信，但此人在信中阐述的声学研究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
徐寿（1818.2.26-1884.9.24），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幼时丧父，母亲对其要求十分严格。徐寿自幼聪颖，不但饱读诗书，对于书中内容还颇有独特见解。徐寿所处的时代，科举考试依然是众多寒门学子上升的捷径，只是善于思辨的徐寿无法适应旧式的科举考试，以至于少负不羁之才的他甚至连秀才也没考中。
但人不貌相，落第秀才也未必没有真本事。
1880年冬，英国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编辑斯通博士（Dr. W. H. Stone）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的书信。
信中内容主要是翻译了徐寿于1880年8月发表在《格致汇编》上的论文《考证律昌说》。
这封信原本是寄给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又译为“延德尔”）的私人信件，但传教士傅兰雅认为，信中阐述的现象值得被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所以他便将信的副本寄给了《自然》杂志的编辑。
傅兰雅在信中提及徐寿对于丁达尔所著《声学》一书产生了质疑。
丁达尔在书中提到，无论其是双侧开口管还是单侧闭口管，吹奏时的振动数，在一定时间内均与管长成反比。换言之，管长与吹奏频率成反比，故将管长截去一半可以使音阶提高八度，或曰使频率翻倍。
上述结论即经典声学理论中的伯努利定律。
然而，徐寿的实验却显示上述结论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将弦、开口管和闭口管混为一谈。
丁达尔在《声学》一书中对于管乐发生原理的讲解，书中给出的结论是，“In both stopped and open pipes the number of vibrations executed in a given tim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length of the pipe”。
这正是徐寿提出质疑的地方。
徐寿的实验十分简单，他首先取一支长9英寸的开口铜管，对准一端的管口吹气，记录下产生的音调。
然后，将铜管截掉一半，然后用同样的动作朝余下的4.5英寸铜管吹气，发现不能发出高八度的音。
然而，如果再截短半英寸，余下的4英寸铜管就可以准确地发出高八度的音。通过截取不同长度、不同直径的乐管做实验，发现结果惊人的一致。
也就是说，截取原管长的4/9，即可以使乐管准确地发出高八度的声音。
徐寿同时研究了西洋键孔竖笛，发现其设计亦符合上述比例。
开口管（如长笛）和闭口管（如单簧管）发声原理的对比，其中蓝色曲线代表空气柱的振动，红色曲线代表管内的气压变化。
长笛发声
单簧管发声
斯通博士看过后表示，徐寿的观察“绝对正确”，稿件全文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在《自然》杂志第23期，同时发表的还有编者按语和斯通博士的回复。
STONE, W. Acoustics in China (声学在中国). Nature 23, 448–449 (1881) doi: 10.1038/023448a0. 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News“栏目，按照当时的署名规范，作者项登记的是文章的编辑W. Stone
看，这个徐寿有点本事吧？
17岁时，徐寿母亲去世。此时，徐寿生计无着，一度靠维修农具、乐器等维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晚清诗人华翼纶。
华翼纶颇有爱才之心，遂邀徐寿至家中，并介绍给自己的长子华蘅芳和次子华世芳。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清末数学家。
玛高温 —— 华蘅芳 —— 徐寿 ——王韬，是不是全都串起来了？
徐寿与华蘅芳认识后不久，两人一起来到上海，拜访了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
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号秋纫，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一生译著颇丰，并直接引进了大量数学符号，创译了诸如代数、常数、函数、级数、微分等数学名词。
此时，时间大约在1835-1836年左右，注意这个时间点，徐寿出生于1818年，17岁时，也就是1835年。
重点来了。
1853年上海之旅，徐寿与华蘅芳二人收获颇丰。徐寿不仅购买了以《博物新编》为代表的大量国外科技译作，同时采购了一批实验仪器。
徐寿的涉猎十分广泛，“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竟委”。自上海回乡之后，不仅亲自演算，还根据书上所述步骤动手实验。遇到手头没有的仪器，徐寿便亲自动手制作。据记载，徐寿曾制作指南针、象限仪等多种工具，甚至还制作过结构颇为复杂的自鸣钟。
然后，在华蘅芳的设计下，李善兰与徐寿共同研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而后，再度联手，又研制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真是个靓丽的团队。
看到了没有，徐寿在1853年左右就买到了《博物新编》。
可是，按照西方的说法，《博物新编》明明是由英国传教医生合信撰写、于咸丰五年（1855年）才刊印的啊！
该书第一集中的《热论》一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介绍了蒸汽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还最早载有电镀内容……
再看这个伟大的作者英国人合信（1816—1873），居然又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医师，还是另一在华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的宝贝女婿。这哥们1839年才来华，先是在澳门伦敦布道会任医师，1843年调任该会香港医院院长。
1857年才到上海，任上海仁济医院医师！
而后，1859年就退休回国去了。
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天才医师！
所以，《博物通书》极有可能就是王韬、华蘅芳、徐寿、李善兰之流，团队作战，整理华夏典籍后编撰出来的杰作。
窃以为，程碧波教授的判断和研读是准确的。
《博物通书》在“第五章 电气连吸铁”部分阐述了电流产生磁场的实验，主要包括两个内容：
1、通电导线周围的指南针会旋转；
2、金属齿轮旋转实验。这是早期直流电动机的实验。
在“第五章 电气连吸铁”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证据：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间，西洋人深究其理，将五金电器上增减两铜线平接于指南针上。增线在南，减线在北，则针之北极必转而向西。接于针下，必转向东......盖针之南北极欲绕增减二线而旋却又左右不同之故。”
在西方电磁学历史上，是耶元1820年间，奥斯特在给学生讲课时，意外地发现了电流的小磁针偏转的现象，当导线通电流时，小磁针产生了偏转。
消息传至巴黎，这才启发了法国物理学家安培。
安倍重复了奥斯特的实验，几天后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第一篇论文，提出了磁针转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的关系，就是大家在高中学习过的右手定则。再一周后，他向科学院提交了第二篇论文，在该文中，他讨论了平行载流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
同时，他还发现如果给两个螺线管通电流，它们就会象两个条形磁铁一样相互吸引或者排斥。
1822年，安培在实验的基础上，以严密数学形式表述了电流产生磁力的基本定律，即安培定律。
正是传教士于耶元1817年之前在中国发现了《博物通书》，然后迅速寄回西方，经过路途运输和消化吸收，于耶元1820年形成论文以安培的名义发表，编造奥斯特“意外地发现了电流的小磁针偏转的现象”的故事。
这在时间点上完全吻合。
然后，传教士利用在中国的特权，篡改中国原著《博物通书》为西方传来的译著。这与世界首台蒸汽机车制造于中国，然后几年以后在西方被“发明”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此，毫无疑问，现代电磁学正是来自于中国。
1851年出版于宁波的《博物通书》中，明明白白地详细阐述了无线电波和无线电通信。
《博物通书》在第六章“电气通标”，也即电气通信中，在阐述了有线电报的原理和构造之后，随即说：
“又有彼此互接之理。假如此器之增线与此器之减线相远，而与彼器之减线较近，则此增必远入彼减。或彼器之增线与彼器之减线相远，而与此器之减线较近，则彼增亦远入此减。故有渡河不用线之法。假如河涧一里，于此岸置一积电之器，施增线于左，施减线于右。二端相去必二里许。于彼岸置一积电之器，施增线于右，施减线于左，二端相去亦二里许。则此岸增线之电气必就近渡江，而接于彼岸之减线。而彼岸增线之电气，亦就近渡江，而接于此岸之减线。由是推之，施线百里，以渡九十里之河，应无不可者。总之有是理，则有是法。究其理而法可知矣。虽然，究其理而不究理之所自出，知其法而不知法之为可用，则亦何益之有哉。”
《博物通书》出版之后：
过了14年，麦克斯韦才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再过23年，赫兹才验证了电磁波的存在；
再过5年，才有尼古拉.特斯拉的无线电通信。
其实，传教士的花招虽然多，但有时也真是很拙劣。
为什么要把《博物通书》安在玛高温的身上呢？其实，他是代表的美国教会啊！
墨海书馆中的英国伦敦会已经占了太多好处了，美国人不干，都被你们抢光了，那怎么行？
当时，在华的传教士金楷理（C．T．Kreyer）、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上海最早的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任务都排得满满当当，身上的托名伪作已经多得吓死人了，再增加的话，也着实太夸张了，时间上还可能存在冲突。
麦都思著述甚丰，计有中文59种，马来文6种，英文27种，还从事宣教、著述、出版事工；翻译圣经，设立印刷所，编纂字典，创办报刊等诸多工作。
伟烈亚力一生著述甚丰，著作有《满蒙语文典》《中国文献纪略》《匈奴中国交涉史》《续几何原本》《数学启蒙》，口译的有《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
在墨海书馆内，伟烈亚力与中国学者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人积极合作，还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代数学》。
伟烈亚力在华期间，收集的汉文藏书约有二万种，其中一千余种在1869年售与亚洲文会，其余在1882年售与牛津大学图书馆。“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 }是牛津大学图书馆博德利书库的一批重要的馆藏。伟氏藏书中有不少善本如《钱塘梦》、《园林午梦》、《围棋闯局》、《新契梨园摘锦乐府菁华》、《新刻荔镜奇逢集》、《荔镜记戏文》等。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傅兰雅是英国肯特郡海斯人，长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光是口译各种科学著作就达到113 种，翻译西方书籍达129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位。清政府还曾授予傅兰雅三品官衔。
就是从呱呱坠地开始，不停地说话，连饭也不吃，一生也未必能搞出如此海量的大作来。
不得不说，他们都是近代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英才。
边芹老师在《向西看的那个槛》中说：
“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文明，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文明，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些重大发明来自中国。”
“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
从《博物通书》这个例子身上，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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