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太碎，若只得一块碎片，无异于盲人摸象。
偶然间看到某著名历史教授出国访问后写的一本书《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心里有些话不吐不快，有些信息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
教授在书中没有讲明的话、没有阐明的事实，就由笔者来补充吧，否则，不知会有多少人还陷入迷雾中走不出来。
网上误人子弟的洗地文不少，真是太可恶了。
我们今天就尝试着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始末梳理一遍，不足之处，欢迎其他网友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时时提防，提高警惕，防止历史重演。
因为，对手披着犹大的外衣，却与中东闪米特犹大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来自被基辅罗斯灭亡的可萨汗国，是古突厥后裔。
突厥？
是的，是华夏千年级别的老对手了。
时间的指针拨向1839年3月10日。
农历正月二十五，新春佳节刚过，珠江南岸溪峡街，伍氏花园。
广东十三行领袖伍秉鉴眉头紧锁，因为他接到了一个不妙的消息：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鸦片走私猖獗的广州。
广东十三行被誉为天子南库，拥有海关的职能，得益于通商口岸的政策而发展壮大。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从事茶叶、瓷器、丝绸等正经生意，似乎与鸦片沾不上边。很多洗地文坚称，伍家从不沾染鸦片，是清白的、无辜的。
然而，广东海关归十三行辖管，在其治下，广州鸦片走私无比猖獗，无法无天，作为主管，能把自己的责任撇清吗？
显然不能。
因此，洗地文、洗地著作又辩称，那最多也只是一个“渎职罪”。
好一个渎职罪，避重就轻。
就问一句，为什么伍家担保的外国洋商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交易？
伍家担保的外国洋商中，就有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还包括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
在林钦差抵达广州前，伍秉鉴提早安排儿子伍绍荣去警告那些外国洋商，风口浪尖，要识时务，否则枪打出头鸟。
无奈的是，那些夹带鸦片的洋商以为林则徐与其他来粤官员一样，只是来走走过场，因此伍秉鉴的劝告根本没有听进去，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抱着侥幸心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悄悄藏了起来。
可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林则徐很快获知了该消息，对伍秉鉴私下里通风报信的行为深恶痛绝。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洋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有洗地文搬出林则徐的说法，说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是失职，但绝不是“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
为了证明伍家的清白，还拿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记载：
“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可是，伍秉鉴因为碍于身份，无法从事鸦片的直接贸易，转而以担保人的方式间接参与、纵容鸦片走私，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伍秉鉴不仅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主，还是该公司的大股东，自己洗白自己，这样也行？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背景：
最早在广州建立第一家外国商馆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1600年12月31日，英国及荷兰的公鸡会商人向伊丽莎白一世申请建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获皇家许可状，拥有印度贸易特权并可代表英国国家。东印度公司的倡议创建者，是英国著名的海盗商人詹姆斯·兰开斯特，以及英国黎凡特公司的商业间谍拉尔夫·菲奇。其背后是伦敦金融城的犹太商人。
关于伍秉鉴和怡和洋行：
由于怡和行创办发展得益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鼎力支持，同时自己也是该公司大股东，所以伍秉鉴不惜身家性命，提供大量资金以供这家公司使用。
截止1813年，广州十三行总共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75万两，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55万两，一家就占到73%。怡和行则一跃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全球的最大债权人（后来，在犹大的游说下，该马甲被放弃，欠下的巨债？还用还么？）。
当拿破仑财力逐渐枯竭时，英国却依然能拿到广州的白银和商品，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心力交瘁的卢观恒去世，享年66岁。
一场拿破仑战争，居然熬走了广东四大行中的三个：义成行和同文行解散，广利行卢观恒去世。
1813年，拿破仑兵败俄国。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怡和行一超独大。
后来，伍秉鉴成为世界首富。
一位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
林则徐禁烟时，有一个幕僚名叫包世臣。
包世臣当时提出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垄断鸦片贸易和唆使英军入侵中国两项指控，广为人知。
包世臣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他的许多亲戚都是安徽盐商，因此包世臣自幼熟悉商业，热衷“言利”。随着清朝盐业的发展，包氏家族逐渐和其他盐商家族一样迁徙到清朝盐业的中心——扬州。包世臣年轻时便随父亲到长江对面学术氛围更好的江宁（南京）读书，但常回扬州。
借助其丰富的经济知识，包世臣以“通才”盛名享誉海内，“每出一文，世人争相传阅”，经常为清朝官员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逐渐蜚声天下，被视为中国当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战略家。
1820年，包世臣在《庚辰杂著》中指出：
“ 鸦片耗银于外夷”；
“（英国人）屡次骄蹇，皆洋商( 广东十三行商人) 嗾之，而边镇文武和之……反张夷威以恫喝中外”。
包世臣建议，“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应当“裁撤各海关”，但并不断绝外贸，而是派“商人携不禁货物，赴彼回市”，让中国商人直接到外国去做生意，而禁止外国商人踏上中国土地。
这样一来，“关撤则洋商( 广东十三行商人) 罢，夷目( 外国官员) 无汉奸为谋主，自必驯贴。”
1825年，包世臣应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阮元之邀，前往广州担任其幕僚。
动身前，包世臣在阮元属下萧令裕的来信中得知，英国刚刚夺取了离广东不远的新埔( 新加坡)，当地已有大批广东、福建移民聚居。
萧令裕据此预言：“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患，复见今日！”
次年，包世臣抵达广州，听当地人说，1808 年英军强占澳门，攻入珠江口的恶性事件“系洋行( 广东十三行) 召海盗为之”。
此后，英国使团携国书来访，要求两广总督亲自接受，总督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派广州知府去收取国书。广州知府抵达码头时，英国大使出舱迎接，码头上的百姓识破所谓的英国大使真面目，一见哗然，高喊说：
”这位“英国大使”其实是十三行的一名“烂崽”！
故此，包世臣叹言：英国“历届恫喝，皆洋行( 广东十三行) 所以固垄断鸦片之局。果尔，虽必有事，不足患矣。所虑者，或有失职无行之人厕其中，如汪直、徐海者耳。”
注：包世臣是担心反清武装会像明末的汪直、徐海把中国海盗组织成“倭寇”那样，借英军的名义骚扰沿海。
1828 年，包世臣发现英国对中国的威胁比原先判断的大，在给广东按察使姚亮甫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新埔客民( 新加坡的客家人) 虽降服英夷，并未改从服色，是到各关之鸟船，未必无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烟土于各省，而交结其匪民。英夷虽未至江浙，其党羽实已钩盘牢固。再阅数年，银长无已，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闽粤之富人失业，而洋商( 广东十三行商人) 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
有鉴于此，包世臣建议发动一场新加坡远征，将新加坡华人全部“徙之内地，仍封前禁”，否则，“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
不得不说，包世臣此番建议真乃远见卓识。后来，事实证明，侵华英军中出现华勇营，大量华人雇佣兵，滋扰大陆，一语成谶。
包世臣预言，倘若不尽快采取反制措施，鸦片泛滥的结果必然导致白银不断流出而日渐枯竭。如此结果，必然导致清政府严禁鸦片，以遏制白银流出之势，而严禁鸦片则必然遭到垄断鸦片走私的广东十三行的强烈反对，广东十三行的反对方式必然是唆使英军入侵中国。
英国征服新加坡之后，获得了大批海外华人的合作，这些海外华人与华南汉人没有区别，可以很容易地深入中国内地，为英方提供情报和鸦片销售渠道。
广东水军之所以严重腐败，是因为水军普遍参与鸦片贸易，并以此为主要收入。长此以往，英军一旦入侵，水军必定消极抵抗，甚至助纣为虐。
在海外华人与广东水师的里应外合之下，英军入侵必然取胜，大清则必败无疑。
您看，包世臣对形势分析得如何？是不是条分缕析，相当透彻，十分清晰？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无一不印证了他的预言。
有洗地文，说包世臣的指责缺乏证据，不能成立。例如，1808年召海盗侵占澳门、深入珠江以及访华大使阿美士德原为广东十三行烂崽不是事实。
英军1808年侵占澳门与广东十三行没有关系？
按照包世臣的分析，加上广东十三行为走私鸦片的洋商担保，而且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是在伦敦金融城可萨犹大巴林家族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巴林家族在印度的最大贸易就是鸦片贸易，玩一招挟洋自重的把戏，可能性太高，难脱干系。
不仅如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伍秉鉴还倾其所有，从海关政策、赊货、贷款给英国，用于支援英军在美国与法国作战，宁愿自己倒下，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铁了心地把自己全家性命绑在了英国这架马车上，都能做到这个地步了，英国人能不适当地投桃报李一下？
英国访华大使阿美士德原为广东十三行烂崽，究竟是不是事实？
洗地的文章称，阿美士德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1808年以前从未到过中国。
可惜，洗白的人根本没敢把阿美士德的全名写出来。他们混淆视听，故意把这个阿美士德等同于欧洲那个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彼时，威廉·皮特·阿美士德正在欧洲抵抗拿破仑，当然没有来中国。
威廉·皮特·阿美士德，GCH，PC（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1773年1月14日—1857年3月13日），通称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英国外交官，1809-1811年任驻那不勒斯宫廷使节，协调抵抗拿破仑的军队，战胜拿破仑后，于1816年代表英国率团访华，要求改定通商协定，然而清廷与英国双方因为在礼节上出现分歧，他坚持说即使见英国国王他也没有行叩头礼的习俗，结果未获嘉庆帝接见即被赶出北京。访华使团结束后，阿美士德曾于1823年至1828出任印度总督。
但是，码头上那么多百姓亲眼所见，一双眼睛看错也就罢了，这么多人同时认错，难道全部眼瞎了？
不知这个阿美士德究竟是阿美士德二世，还是阿美士德三世？还是另有其人？
看来，这个佯装英国访华使节的人应该是与阿美士德同姓，另有其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巧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恰好有一艘武装间谍商船名叫“阿美士德号”，而且以澳门为母港，停在那里很多年了。
1832年2月，郭实腊与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打着调查中国沿海商业贸易情况的名义，从澳门出发，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而后回到澳门。他们一面掌握各地的现实情况，一面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制航海地图等，为英军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
他利用传教士的身份，进入沿途港口打探虚实，甚至到一些满清官员家里“传道讲法”。有了当地一些官员的带路，郭实腊还成功混入军营参观，以暗中观察清军的实力。
郭实腊不仅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还直接参与鸦片的推销和贩卖。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
1832年，返回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
明白了伍秉鉴的怡和洋行与鸦片贸易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我们再来看看伍秉鉴等人还有什么隐秘的身份。
根据《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的考证，广东十三行的主要商人们要么身为反清组织“天地会”成员，要么与该组织存在密切联系，所以他们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反复无常，很值得玩味。
作为商人，他们肯定反对这场战争；
但作为天地会成员或特别关系人，他们却被要求支持这场战争。
两派的立场高度对立，难以融合，这就决定了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反复无常，并因此导致这场战争走上了一条异常古怪的道路。
其实，茅海建教授在这里没有把话说完，仅仅指出了广东十三行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明确指出“挟洋自重”的因素（像包世臣所言那般）。而且，根据何新先生的考证，以及后来英国公鸡会总部、台湾美生会的官网资料，天地会就是洪门，且早就已经加入了国际公鸡会，檀香山、台湾都是公开信息（人家早就公开纪念某些杰出人物了）。
国际公鸡会的大首脑Pindar是谁？
是欧洲的可萨犹大——罗家。
我们再来看看林则徐禁烟的经过。
经过多日的调查研究，林则徐制定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1、查封烟馆，禁止买卖鸦片，严惩不法商人，从源头上截断鸦片的流通；
2、严禁吸食鸦片，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
要彻底堵住鸦片的源头，就必须要对外国烟商动手。
由于语言不通，在与洋商交涉的过程中，林则徐首先考虑的是广州十三行。
1839年3月18日，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以及其他行商接到林则徐的传唤。
林则徐怒斥一众行商默许鸦片私自夹带，责令其传谕外商缴烟具结，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并密派兵丁于商馆周围布控，暗中监视外国鸦片商贩。
三日后，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呈林则徐（据说是承诺以自家的财产来赔偿外商损失换来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此结案。
不过，他显然低估了林则徐的决心。
林则徐事先暗中秘密调查，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线索和信息。他从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送来的密报中，得知“咪坚（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
林则徐对伍家这种“不触及根本、敷衍了事的做法”大为恼火，他的声音震耳发聩：“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随即，下令传讯颠地，听候审办。
当天下午，颠地接到传讯谕令后，因担心自身安危，遂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在24小时内安然返回作为前去的条件。
1839年3月23日，林则徐亲自下令，差人锁拿伍绍荣等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只能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不过，被林则徐严词拒绝。
林则徐郑重表示：“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遂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鉴于港脚夷人颠地与伍秉鉴、潘正炜的特殊关系，在生意上又多受二者照拂，林则徐见颠地迟迟不来，欲以二人挟制，令颠地投鼠忌器，主动前来投案，遂命人摘去伍秉鉴及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的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并故意放出消息称倘若颠地拒绝前往，就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
然而，此计并不奏效。
颠地不知是提前得到通知，还是真的全然不顾这两位老友的生死，总之，完全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林则徐只得释放伍绍荣，限令他督促剩余外商上缴全部鸦片，三日内取结禀复。
伍绍荣与颠地再次协商，劝其交出鸦片，换来自己父亲，息事宁人。毕竟，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此时，颠地的态度原本已经有了一定软化。
但不巧的是，3月24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闻讯从澳门赶到广州，他不仅纵令颠地逃跑，还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巅地原本软化的态度瞬间又再次变得强硬起来。
义律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调解纠纷，他正在努力扩大事态，甚至不惧挑起战争。
他为何如此呢？
原来，此人来头不小，而且本就是个鸦片贩子，身后势力更是无比庞大，让他有恃无恐。
鸦片战争前，被林则徐称为“危险人物”的传教士郭实腊（郭士立）就处心积虑在为这个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了。
查理·义律海军军官，最后官至海军上将，还出任香港行政官。1834年7月，他以上校军衔随英国派驻广州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任秘书。第二年任第三商务监督，同年升第二商务监督，1836年升商务总监督。
不仅自己是海军出身，他的堂哥乔治·懿律（比他大17岁）还是侵华英军总司令。
除此之外，义律的表兄又是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
林则徐要没收颠地的鸦片，可颠地的鸦片与义律休戚与共，义律自然不肯轻易就范。而义律除了自身关系网庞大，有一定实力外，他的鸦片实际上来自沙逊家族。
扣了颠地的鸦片，就是断了义律的财路，损害了沙逊家族的巨大利益。而沙逊家族背后站着的是——罗家。
根据何新的研究考证，巴林家族在印度的鸦片种植争斗中败给了沙逊家族，而沙逊家族是从中东巴格达搬迁至印度的外来破落户，是幕后的罗家一手把它扶持起来的。
关于沙逊家族与罗斯柴尔德
18世纪以后，沙逊家族一直为全世界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主要经营与东方的贸易。
那么，他崛起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沙逊家族打着经营金融、棉纺、茶叶等贸易的幌子，主要经营高利润的鸦片贸易。
当时，贩卖到中国的鸦片主要是东印度公司在进行。1810年左右，三大洋行在英国巴林家族的支持下崛起，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打破。其后，该公司开始慢慢脱离了贸易业务，为沙逊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刚踏上印度土地不久的沙逊家族也想涉足鸦片交易，从中分一杯羹。恰在此时，巴林家族在伦敦的金融竞争中输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时候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看到了鸦片中的巨额利润，便相中了同是犹太人的沙逊家族予以大力扶持。
沙逊家族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开始制定严密计划。他们发现了巴林家族对印度鸦片的控制上存在漏洞，——巴林家族支持的怡和洋行对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控制力很弱。于是，沙逊家族抓住这个机会，依靠着罗斯柴尔德的帮助，逐渐购买印度土地上的罂粟种植园，慢慢形成了印度本土的鸦片垄断。
同时，沙逊家族向种植园主和鸦片商人提供多种金融支持。由于经营得当，很快，在鸦片贸易的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中沙逊家族都占据了有利地位，成为印度贩卖到中国鸦片的主要进行者，占鸦片贸易总量的70%。
有意思的是，这个义律一面从事贩卖鸦片、吃人血馒头的卑劣行径，一面还装模作样反对鸦片，试图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
后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包括岛国和国内的一些出国留学访问的学者，还出书帮他洗白，振振有词宣称义律是一个鸦片贸易的坚决反对者，并为此举了一些事例：
1）早在义律作为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的时候，就曾上书英国政府，说鸦片贸易是“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2）在义律看来，英国进行鸦片贸易是罪恶的、是耻辱的。他的这种观点，曾向多人表露过。比如他曾写信给后来的英国首相巴麦尊，说鸦片贸易对英国是羞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鸦片的价格昂贵，且不稳定，如果英国将用于鸦片贸易的资金用于其他贸易，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3）义律不仅反对英国的鸦片贸易，同时还支持中国禁烟。他多次强调，禁烟有利于中英关系的稳定。在给巴麦尊的信中，他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决定使用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该贸易，并防止它重新出现。”
以上详细内容请见：
《中英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日）田中正俊等著《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可是，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只是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啊！西方经常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难道还少吗？
在鸦片战争中，义律经常代表英国与中方谈判，始终袒护或纵容英国鸦片商人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
这一点，否认得了吗？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另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义律的左膀右臂郭实腊和马儒翰，一个最危险的人，一个最缺德的人，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提过了，详情请见：耶稣会中国事业：以宗教为名掩盖丑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纪骗局）
为什么要顺便说一下这个伯驾呢？
因为教授们在书中提到他时，又是只说一半，只提这个伯驾的医生身份、只谈治病救人的表面功夫，绝口不提其真实身份与目的。这就很让人着急了。
教授们的文字里是这么描述的：
对身边的天地会成员，林则徐倒也并非完全没有警惕。
他很快察觉，翻译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多方寻找翻译，甚至以55岁的高龄亲自学英语，并多方结识对华友好的外国人。
在九龙之战爆发前3 个月，林则徐听说美国医生伯驾在广州闻名遐迩，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正派，一向反对鸦片贸易，便派人（笔者注：应是指1839年6月10日，林则徐派出的三位密使）去找伯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伯驾随后给林则徐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林则徐读了很高兴，答应亲自去与伯驾会谈。
这一消息当然立即传到了伍秉鉴耳中，他非常警觉，立即去博爱医院找伯驾。伯驾看到房东来了，连忙起身迎接，不料伍秉鉴一反常态，用严厉的口吻对他说：“贸易你不懂，鸦片你也不懂，请勿和林钦差谈论这些事情……你要把谈话内容限于医学方面，或诸如外国风俗习俗之类与政治无关的话题。”
很明显，伍秉鉴对林则徐有强烈的控制欲，不希望林则徐和敏感人物进行内容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交流。
伯驾并未听从伍秉鉴的告诫。
8月份的一天，化妆的林则徐带着助手李致祥来到博爱医院，与伯驾重点讨论了鸦片问题。
林则徐坦承，自己在监督大批瘾君子戒毒时遭到很多困难，而广州的鸦片黑市也仍然活跃，希望伯驾能够提供戒毒的药方。伯驾表示，只有饮用稀释的鸦片水才能真正缓解鸦片吸食者的毒瘾，这当然无法令林则徐满意。
不久，随着中英关系的恶化，林则徐的工作重心从戒毒转向国际法，于是委托伯驾给自己翻译《滑达尔各国律例》一书。
没想到，伯驾虽然在广东多年，粤语已经很流利，但是中文基础还是太差，翻译出的句子大多不知所云。
林则徐只得委托袁德辉重译，而袁德辉并不老实，很少看英文原著，仅将伯驾的汉译本进行修改，使文句流畅而已，内容常与原文不符，并没有帮上林则徐很多忙。尽管合作得并不顺利，林则徐还是请伯驾为自己看氙气病（笔者注：林则徐请伯驾提供一些可以治疗疝气的建议），又委托伯驾翻译自己给英国女王写的信，并请一位英国医生喜尔修订文字。
从上文中，透露了几点信息，一是伍秉鉴对林则徐的行踪十分关切，与伯驾的几次交往都受到了监控；二是林则徐对于语言不通一事，是烦恼颇多，由于身边翻译的问题（带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造成与英国政府之间交流不畅，某种程度而言，是被可以误导了，以致于林则徐55岁了还想着亲自学习英语（以免上当受骗）。
不过，上文提及伯驾时，竟只说伯驾的医生身份，只字不提伯驾的真实身份，令人一声叹息。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伯驾是个大好人呢！差点被忽悠了。
伯驾反对鸦片？美国几十任大总统家族明里暗里都染指鸦片生意，他真敢反对？
不要只看冠冕堂皇地说，而要看具体为人怎么做，就跟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个义律一个样。
美部会成立以来，已经有45名成员客死他乡，总计53名回国的会员中，31名是由于其本人或家人的身体健康原因返回的。与此同时，裨治文考虑到医学知识对传教工作也是有很大益处的，至少对中国普通大众的影响力是可以预见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裨治文要求下，伯驾(Peter Parker)继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之后于1834年来到中国。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美国新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伯驾来中国的目的，是打着治病救人的大旗实施传教：
在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裨治文、伯驾等的倡导下，中国医务传道会于1838年4月在广州成立。他们三人在一封共同署名的公开信中指出了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宗旨，概括地说就是向中国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中国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由此接近中国百姓，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好感，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该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力图通过医疗服务来提升美国在当地公众中的形象，不仅为传教减少阻力，也为美国在华利益的发展打下良好根基。
在中英关系恶化的鸦片危机时期，作为一个后来者，裨治文、伯驾等人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谴责和批判，主要是想抢占道德的高地，有力地将美国的形象与英国区别开来，从而为将来攫取最大利益服务。
伯驾在广州所开的博济医院实为“眼科医院”，而这个医院实际上是由浩官，即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伍崇曜父子，以及美国广州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慷慨捐助设立的。
房东也正是伍秉鉴。
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和建议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是终身董事。
同年4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一份该会的“宣言”，声称他们将努力于“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来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
而且，公然承认他们的目的是：
第一、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于他们）的效果；（想想中医体系被瓦解，你懂的）
第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他曾一度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伯驾是美国早期主张利用鸦片战争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渔利，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伯驾就匆匆忙忙返回美国。
1841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旋被转荐去会见新的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新政权的其他人物。
伯驾向他们提出建议，强烈要求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签订不平等条约。。随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
此后，直至1842年9月，他不断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
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不久，美国派遣加尼作为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1843年夏，美国派遣顾盛为专使来华。
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伯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出谋划策。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清廷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伯驾个人也捞取到了不少好处。
1844年起，伯驾于广州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
1845-1855年，伯驾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
注意，他是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又是这个伯驾，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还主张美国出兵侵占宝岛台湾岛。
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物，怎么好意思把他塑造成一个“大好人”的形象来大肆吹捧呢？
……
面对英国洋商的顽抗，林则徐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仍不奏效后，果断效仿卢坤，采取直接封锁商馆，断绝粮水供应等措施。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商送去食品和饮用水。
1839年3月28日，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知道对抗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只得将鸦片悉数交出。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共计销毁鸦片2万多箱。
而这些鸦片大多数都是沙逊家族的。大卫沙逊十分愤怒，他伙同其他犹太商人返回英国，开始了一系列缜密的谋划。
沙逊家族
此时，颠地和义律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密函也正在火速送往英伦三岛的路上。
1840 年6月21 日，义律的表兄、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麾下的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印度海军抵达珠江口。
一个星期后，义律的堂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乔治·懿律也率领非洲方面军气势汹汹地驶入了当时的南海海面，抵达珠江口。
英军对珠江口实施封锁，禁止一切国家与中国做生意，并禁止中国船只出海，试图让中国陷入经济危机。
按照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计划，他们留了一小支舰队封锁珠江口，大部分军队北上，准备首先攻取英国觊觎已久的舟山群岛，尔后攻击天津，最后直捣北京。
1839年8月，应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紧急请求，他的表兄、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派遣载炮28 门的战舰“窝拉疑号”和载炮20 门的战舰“海阿新号”扑向广东海面，开始武装挑衅。
1839年9月，义律向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巴麦尊（托利党人，后加入辉格党）报告，就林则徐禁烟一事添油加醋做了汇报。
巴麦尊表现得非常强硬，他提出的对华策略简单粗暴——“先揍它一顿！”巴麦尊回复义律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
巴麦尊
9 月4日，“窝拉疑号”因购买食物和淡水遇阻，向在九龙半岛水域航行的清军水师开炮，造成鸦片战争爆发的既定事实。
与此同时，大卫沙逊回到伦敦后，经过密谋，采取了下述三个步骤：
第一步：他们炒作伦敦舆论，大肆宣扬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遭受重创，英国商人损失惨重；
第二步：贿赂议员在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对中国发动战争。不过，战争议案提出后遭到了一众英国人的强烈反对。就在局势僵持不下时，他们开始谋划第三步。
第三步：沙逊家族等商人通过渠道向维多利亚与首相墨尔本行贿。
之后，维多利亚以她巨大的威望扭转局势，最终在投票环节以271票赞成、262票反对的结果向中国发动战争。
在大卫沙逊等一众伦敦可萨犹大商人的游说下，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补办了批准奥克兰勋爵派遣印度海军进攻中国的手续；
1840 年4月7日、4月8日，英国上、下议院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微弱多数批准对华宣战，即上述计划的第三步。
英军舰船47艘（包括后勤船只）、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率领下，发动了鸦片战争。
沙逊家族则动用私人武装从广东地区一路烧杀抢掠至江苏，黄金财富如雪花般飘向了沙逊家族。
1841 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拖拖拉拉，这才“通谕中外”，向英国宣战。然而，此时英军已经攻占舟山群岛、沙角、大角等多个地方了。
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宣称，他们发动的是一场为了进行贸易往来的战争，闭口不提“鸦片”一物。
而清朝后期的鸦片，都是大卫·沙逊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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