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有提问：2021生活在日本感觉如何。可能与所属的群体有关，回答者们的生活几乎没受到什么经济层面的负影响。
如果放眼整体日本社会，根据厚生省的统计数据：自去年2月，到今年4月7日为止，因新冠病毒而被解雇、停止雇佣的人数，共10万425人。
在实际雇佣关系里，虽然还在雇着，但排不到班，收入骤减的人，并不能列入其中。
住在东京的后藤（化名），42岁，夫妇俩共有四个孩子。
老大，男孩，上初一；老二，男孩，上五年级；老三，女孩，上二年级；老幺，女孩，才一岁。
疫情之前，男主人后藤在一家餐饮店担任店长，月收入44万日元；女主人后藤太太在一家购物商城打工，月收入6万日元。
一家六口，日子算不上多富裕，按每月收入5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正常生活没有问题。
但是，新冠疫情来了。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后藤，因餐饮业受到严重打击，他的收入也逐月降低。
雪上加霜的是，去年十月，后藤感染了新冠病毒。
一开始，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当时，PCR检测的门槛很高，后藤没能获得检测机会，被诊断为普通感冒就回家了。
到家没多久，后藤感到严重气喘，呼吸困难等明显的新冠感染者症状。他形容当时就像百米冲刺后一样，呼吸费劲儿。
后藤太太判断这绝非简单的感冒，拨通急救电话。被救护车送去医院后，得到检测并确诊感染。
后藤比较幸运，没有熬成重症。不过也够危险，他住院时已经属于中度患者。血氧饱和度低下，在医院及时吸氧了。
全家除了后藤中标，其余大大小小五个人经过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后藤自己也在九天之后得以出院回家。
挺过了生死这一关，紧接着，后藤一家又面临月薪减半的巨大冲击。后藤的公司单方面决定，他每个月的基本工资降到2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2万）。
后藤对公司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公司那头也因疫情影响，认定只能这么做，不怕他去告。
后藤一人确诊感染，店里所有员工都属于“浓厚接触者”，自我隔离两星期。整个店也不得不停止营业。
最后，矛盾谈不拢，后藤一气之下，于去年11月辞职。
后藤太太这边，常年打工的购物商城受疫情影响，缩减排班时间。
全家收入从疫情前的每月5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一下跌到了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千）。
而一家六口人，再怎么省，每个月光伙食费就得6万日元（人民币约3500）。
下雨天，后藤太太穿着雨衣，骑上自行车，带着一岁大的小女儿，去food bank领取免费食材。
food bank里的食材都是好心人捐赠的富余物品。品相不适合摆在超市出售，或即将报废的居多。
这天，后藤太太领到了大萝卜、土豆、豆芽菜。最近大萝卜特别多，已经成了家里饭桌上的主要蔬菜。即便花了心思，做成脆脆的腌萝卜，但孩子夹起来一片，边吃边吐槽又是大萝卜。
大孩子既懂事又不懂事地说道：爸爸要是不把那份工作辞掉，一直干着就好了。不该那么轻易就放弃的。
其实，后藤也明白孩子的心直口快不是没道理。疫情之下，餐饮业大多不景气，要维持原来的收入标准，对公司来说的确太难。不裁人，也只有降薪，缩减人工来度过难关。
还好，后藤幸运地得到一份新工作。上周六是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日子。
他们一家的窘迫生活可以暂时划上休止符了。
不过，从后藤一家身上，可以看到不少普通日本人家庭的影子。日子按照最大承受力（月收入50万日元）来过，一旦有一个环节掉了链子，日子就乱了。
明明有四个孩子要养，妻子每个月只有数万日元的打工收入，丈夫还能“一气之下”辞职。整个餐饮业都不景气，换新工作不容易，换了新的也难保不会再来一遍“降薪过难关”的公司决策。
跳槽不乐观，辞职需谨慎。少生孩子多存钱，疫情荒年能撑好些天。
打工人不是只能忍气吞声，而是要识时务地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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