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一些古城的称呼极有趣味，细品还能咂出些许文化的味道，譬如衡水老城叫桃城，故城老城叫龟城，束鹿老城叫鹿城。它们如同城市的小名，虽然通俗，却能反映出城市的内涵及风貌，又仿佛使城市骤然间有了一丝灵动之气。即使经历了剧烈的变迁，有的古城消逝了，但我们却能通过这些个性化的名字感知古城的旧时风韵。
冀州老城自诞生以来，曾被叫作鱼城、卧牛城、凤凰城、金鸡城。每个名字并非简单的象形取意。因为老城建在海子西南畔，鱼得水而生，传统文化中又有年年有余的寓意，因此冀州城建得像一条鱼形。从地图上看，它的东门和北门都像一个伸向海子吞水的鱼头，所以民间传说冀州老城是一条神鱼，永远不怕水淹。冀州城还有卧牛城之说。旧时东门外有一条东西向的土堤，人们说这是牛脖子，前面有一个高冈，这是拴牛橛。相传这头神牛是仙女李三娘的坐骑所化。世间事总有一些巧合，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信都郡从邢台移到冀州老城，这是冀州为信都之名的发端，而邢台亦称卧牛城。还有位于“永年洼”中的永年县广府古城，历史上窦建德曾在那里建立大夏国国都，它也俗称卧牛城。有意思的是，两个古城不但都是临水而建，且民国时期的省立重点中学名号也是相邻。省立十三中坐落在广府城，冀州中学堂紧随其后改名为省立十四中。
冀州老城还是一座凤凰城。传说东门是凤头，长长的东西大街是风身西门是凤尾，北门和南门是凤眼，街南北两侧的店铺是凤凰的羽毛。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凤凰城孕育了多位聪明美丽的皇后，史上有名的北魏冯太后和她的两个侄女废皇后、幽皇后，其故里就在城东的岳良村。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既然是凤凰城，就一定有宝贝，相传这个宝贝就是金鸡。东汉末年，冀州城里那位叫李三娘的仙女，每逢双日在北海子里用一个大石磨给城里的百姓磨面，逢单日趁夜色骑着神牛往城里送面。金鸡是李三娘的报时鸡，就藏在四座城门楼下。
老人们都知道，在冀州城墙还没被拆毁的时候，如果站在北门和西门附近，拿着一块石子，顺着城墙投掷，就会听到石子在空中发出有韵律的“吱吱”的声音，就像小鸡发现食物后发出的召唤同伴的叫声，人们说这就是金鸡的声音。金鸡的啼鸣还有神奇的功效，传说北关有一个叫小芹的女孩，聪明俊俏，但生来耳聋，有一个道士让她每天五更到北门下听金鸡打鸣，百日后竟神奇地耳聪目明。还有一位姓冯的读书人，原本并不出色，后来立志在每天金鸡啼鸣时起身读书，几年后成了很有学问的人。相对于鱼城、凤凰城名字，金鸡城的传说更具草根色彩，因此能够根植民间，一代代地流传下来。中国历史上有闻鸡起舞的典故，金鸡报晓，催人奋进，金鸡城因而被赋予了勤劳守时的吉祥意义而被民间广泛接受。
在所有金鸡的传说中，都离不开冀州古城墙。古时候，城墙是保障居民的一道有力屏障，历代地方官都把修缮城池作为善政之举。仅明清两代，冀州城墙共修缮过十九次。最早的冀州古城墙修建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信都郡治迁来不久，《汉书》记载，那时的信都城周长十二里，高二丈五尺、护城河深、宽均五尺，此城俗称“汉城”。后世修建的冀州城占了“汉城的西南角，其遗址如今仍依稀可寻，是“冀州八景”中的“信都旧址”；最大的城墙修建于北宋初年，时因冀州处于南北对峙的前沿，出于战备考虑，城池修得较高大，该城周长二十四里，今天的北关、西关当时都囊括在城内后世俗称“宋城”。如今在冀州城的西北和东南还有连绵起伏的土岗子，这就是“宋城”遗迹；修得最坚固的城墙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该城内外都用砖修，槽内添塞硬土，每隔三尺再灌一层尺余厚的三合土。城周长九里十三步，高两丈，城墙上宽一丈五尺，底宽两丈，垛口高五尺六寸，并修有炮台十六座。此城南门悬挂“畿南古郡”石匾。老人们说，西安的城墙么样不知道，仅论城墙砖的块头，方圆几百里没有比得过冀州城的。传说知州蒋国华当时聘请了一个叫段子云的人修城，因为规格很高，工程下来段子云赔了本。后来他承修保定城，只一面用砖，这样把在冀州的损失又补了回来。
古人修城有许多讲究，九里十三步仿佛是吉祥数字，除了冀州城，保定城和广府城周长也是九里十三步，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深意存焉。蒋国华修的冀州城存在了160年，直到抗战初期才被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钟麟破坏掉。金鸡打鸣的故事很多版本就发生在这座城下。其实按科学意义解释，那时的近地大气层比较纯净，古城四门都有瓮城，它们和外城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城外又紧靠浩瀚的海子，城下的金鸡鸣叫其实就是石子在高大的砖城内发出的回音。后来城墙被毁了，金鸡的啼鸣也就消失了。在北方的民间传说中，南北文化总是存在一些对立，人们经常会听到诸如南蛮子破坏风水，盗走宝贝的故事，这种对立情绪或许是受了历史上北方经济文化的三次南迁或南北对峙的政治影响吧。冀州城失去金鸡的传说也有类似色彩，据说一南蛮子发现了冀州城下的金鸡，就在某个时辰，用一杆九百九十九斤的大称吊起了南门和东门，盗走了金鸡，正在用同样的方法试图偷走北门的金鸡时被一个拾粪的老汉撞见，吓得打了个激灵，接着又听到百姓家一阵鸡鸣，法术失灵，所以北门和西门的金鸡鸣叫一直延续到了抗战时。
一句民谣说，“冀州城三件宝，砖头瓦块蒺藜草”。在老城内漫步，不时可见被遗弃的厚厚的城墙青砖。南门到西门的一段城墙墙基，如今已修成公路，路面几乎和城内的民居屋顶相齐，可见昔日城墙的高大。在西关和北关仍能看到残存的“汉城”和“宋城”城墙遗址，静静伫立在浩瀚的湖边，上面杂生的枣树，仿佛见证了汉时明月和漳河的涛声，从岁月深处一路走来。不管人间怎样沧桑变幻，它们一如既往地在土城上花开花落，让人们感悟生命在岁月轮回中的坚韧和美好。大名古城正在被修复，冀州和大名历史地位相当，民国时的省立六师建在冀州，七师则建在大名，但冀州恢复古城墙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墙基仍存；二是古城砖存有一定数量。有朝一日城墙如能恢复，必将成为衡水湖畔一道绚丽的人文胜景。
二
冀州老城旧时有“七十二座庙、三十六眼井”。开元寺、泰宁寺、竹林寺、南禅寺和城隍庙，香火鼎盛，是比较著名的寺院。城内虽水井众多，但甜水井仅三眼，州衙西的马号、东十字街南半部、北城墙根下的“冀州花园”各有一眼。“冀州花园”是一座废弃的古园，内有一株老石榴树，那眼甜水井民国时还被使用。城东北角有眼凿于宋代的八角井，井水清澈见底，下面含金的砂粒隐约可见，仿佛夜空闪耀的星星，这是“冀州八景”中的“古井涵星”。
几座古寺都有着动人的故事。竹林寺俗称北大寺，它的建成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有关。古寺在明代曾出现在“紫薇夕照”幻景中，民间围绕它，又演绎出了悬空寺和人参娃娃的传说，到了清代，这座寺院的香火最为鼎盛，清末民初逐渐衰落；城东北的泰宁寺俗称东大寺，最初是一间草堂，相传赵匡胤落魄时曾在那里休憩，也有一说是避难，他登基不久，那座草堂被改建为规模宏大的泰宁寺，闻名的冀州摩天塔据说就在这座寺内。
位于西南城根下一个水塘南沿的南禅寺，俗称南大寺。在一些人眼里，禅宗文化仿佛是喧嚣尘世中的一丝清风，多少名利客都希望从中汲取一些让心灵宁静的清凉，相对于其它寺院，来南禅寺的文人较多，其中也包括一些官员。金章宗时，南禅寺有一位恩禅师，禅学造诣深厚，他和许多官员诗词唱和，往来密切。从承安五年（1200年）到泰和三年（1203年），有一个叫元格的山西人在冀州任信都令，他和恩禅师成了好朋友。元格出身于北魏皇族，其人在《金史》无传，但他的养子却是著名的“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问。元格是元好问的叔叔，因膝下无子，元好问出生刚七个月，就过继给他。元格携家来冀州上任时，元好问十一岁，离开冀州时，他已是十四岁的翩翩少年了。
元好问八岁时就因诗名被誉为“神童”，他跟着元格在冀州生活的三年间，又得了住在冀州城内的著名学者、诗坛大家路铎的传授。路铎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路伯达是正隆五年（1160年）进士，历任诸城县主簿、翰林修撰等职。路伯达博学能诗，以文学著名，一生热心助教，曾出资修建冀州州学。晚年他受命出使南宋，得到了二百五十两黄金、一千两白银的馈赠，回来后他表示愿把金银上缴朝廷致仕，但那封上表还没送达皇帝手上，路伯达就死了。他的夫人傅氏把丈夫遗愿上达皇帝，皇帝称赞她贤能，并赐号“成德夫人”，又把金银赏赐给她，傅夫人推辞不掉，想到丈夫曾在家乡兴学，就把儿子路铎、路钧叫来，让他们用这些钱在枣强、信都购置了田产，作为州学的办学经费。路铎兄弟成长在这样的家庭，自幼受到文学熏陶，成年后都以文学著称，但路铎影响最大，他为文尚奇，以温润精致的诗风蜚声文坛。
路铎也和父亲一样入了翰林院，深得金章宗赏识。当时，他受朋党案牵连被罢职，赋闲在家。因信奉佛教，自号“虚舟居士”，诗集命名为《虚舟居士集》。他也常去南禅寺等几家寺院，一来二去就见到了元格的养子元好问，很喜欢这个聪明俊朗的孩子，愿意把平生所学相授。元好问日后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路铎“赏其俊爽，教之为文”，冀州的水土和文风就样滋润了少年元好问的心田。十四岁那一年，他跟随元格离开冀州到外地任职，两年后，十六岁的元好问到并州应试，途中写出了著名的《摸鱼儿.雁丘词》，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到生死相许”，柔肠百转，不知倾倒了多少红尘男女。
南禅寺随着清末社会的动荡逐渐废圮，我们已无缘目睹这座曾氤氲着禅音和墨香的古寺的容颜，所幸元格离任时写下一首《发冀州留别恩禅师》诗，我们从中可以管窥南禅寺的风骨，诗云：“诗拙非同社，情亲本故乡。共知成远别，且复暂想将。池古莲花静，窗深桧叶香。何时重携酒，来宿赞公房。”看来，当年南禅寺旁的水塘种了许多莲花，禅房前有几株桧树，清香四溢。寺旁的水塘如今尚存，但故人难寻，即使如此，它一定见证了当年诗人们饮酒赋诗的盛况，池中留下了温润诗风的一缕余香。
位于城内西北角的开元寺，隋朝时叫觉观寺。唐开元年间，改名开元寺。当夕阳西下，僧人们敲响寺内的古钟，悠扬的钟声就开始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冀州八景”中的“开元晚钟”。明代在冀州做官的泗滨人杨旭写诗描述，“宝刹相传岁月赊，华钟晚扣夕阳斜。凌空响彻三千界，入世声传几万家。野衲闻时归竹院，宾鸿惊处集芦沙……”，令人惊叹的是，佛门净地在近代的风云激荡中不能自守梵林的清静，僧人武修走出寺院，摇身成为冀州一带的义和团首领。光绪二十五（1899年）十月，他带领团民攻打景州留八庄、苏古庄、朱家河教堂，失败后被割去手足，仍宁死不屈，腊月十八在景州被害，大弟子成章等十余人一同遇难。开元寺在这场劫难后逐渐衰败，回荡了千年的“开元晚钟”自此成为绝响，古刹因之也笼上了一层悲壮的英雄色彩。在寻访开元寺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那个穿着僧衣的义和团首领，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他和威县赵三多、平原县朱红灯、天津张德成等义和团领袖有着怎样的渊源，开元寺的前身觉观寺是否就是北魏领导河北起义的冀州僧人法庆的栖身寺院？如是，这种出世修行、入世打拼的传统在开元寺真可谓一脉相承了。
开元寺旧址如今是四铺村委会和一家木器厂所在地，古寺痕迹荡然无存。院落一角有一株石榴树，花开得正盛。据老人们讲，民国时开元寺还残存两座大殿。寺西有一个修城时挖出的水塘，俗称“开元寺坑”，是寺里的庙产。每到雨季坑内汇集了城里的雨水，雁荡蛙鸣，风景很美，秋末池水蒸发露出淤泥，种上一季麦子，一水一麦，收成很高。如今“开元寺坑”仍存，一段残存的土城墙在摇曳的芦丛中时隐时现。史载，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出仕后，先来到冀州做了几年司户参军、试学官一类的小官，后到洛阳，遍访城中园林，著了一部《洛阳名园记》，对隋唐时期诸多园林的兴废做了一番兴亡之叹，提出“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侯也”的观点，对于冀州老城及城内古寺在清末民初的盛衰遭际，或许也可作如是观吧。
三
旧读乔居先生的一篇文章，知冀州城内曾有一座养正堂，“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为之作记，名曰《冀州养正堂记》。查阅《黄庭坚年谱》，知他是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冬撰成此文，同时还有一篇《与鲁侯帖》问世。此时黄庭坚在北京（今大名）学宫任职，正当盛年，才华横溢，在诗坛和苏轼并称“苏黄”。掩卷之余，不由深思是什么缘由使这位文坛巨擘和冀州产生了联系，其笔下的养正堂到底什么样子，是否尚有遗存?而要破解这些问题，必须要从原文下手。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夏我们终于在古籍《圣宋文折》中找到了该文。
黄庭坚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冀州的地理位置和民风，赞扬了知州鲁有开的政绩，从而引出养正堂的由来，并要求地方官正身正心，树立清廉为民的形象。文章开篇说，“冀州古信都，有汉为安平侯国。地当河漳之间一都会。民习懻忮，任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间，不事本业，其淫俗犹斑斑见于史籍。无名山大川以为要关，其地四战之国也，自中原有事于兵革，此邦未尝不与为，故其民空匮憔悴甚于他州。真人抚有四海，天下属安，丁壮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余年，而民未知休息生养之利，岁一艰，食可望以恩义者不能相救，盖其地产瘠卤，人不根著，故而于今为州，在国北门，坚壁重兵，楼橹险壮，外夷宾客朝会有期，会所有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选”（句读为笔者加）。文中“河漳之间一都会”，河是指黄河，漳是漳河，正好验证了那时黄河“北流”经过冀州城附近的情况，和《宋史》记载相符。
显然，时因冀州处于南北对峙的前沿，经常受到战争侵扰，又因地瘠民贫，州民务本之风不是很盛，所以很多士大夫不愿到这里做官，鲁有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卫州知州任上来到冀州。他是安徽亳县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中进士。他的叔叔鲁宗道曾任仁宗朝副宰相，以刚直著称。他跟叔叔过继，先是靠宗道荫做了韦城县令，后任确山、万县县令，因敢于任事，政绩卓著，得到了上司富弼的赏识。宦海沉浮几十年，历任金州知州、知南康军、杭州通判等职。黄庭坚写《冀州养正堂记》一文：是在鲁有开来冀州一年后。据史料记载，鲁有开一到冀州，立即组织民工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有人讥讽说，河水无患，修堤防是劳民伤财，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第二年夏，黄河决口，因事先增修了堤防，冀州城免于水患。不久升任膳部郎中。鲁有开晚年再次到冀州任职，养正堂是他初次主冀时所修。对其缘由，黄庭坚说，“元丰元年十一月，诏用扶风鲁侯。鲁侯忠信恺悌，不鄙其州。拊循鳏寡，动用礼法，民奋于田，士兴于学，乃遑暇于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权舆于都水监昌言仲谟。而鲁侯为筑屋四旁，与堂周旋，风雨寒暑有所迁就。而堂事告备，鲁侯隐几以休诗书，酌酒以御宾客，巾履徜徉于木阴鸟语之中，思所以为邦之本而有得焉，谓其堂曰养正。”
从文推断，养正堂原是州衙内的一所便堂，始于北宋初年的治水官员赵昌言（字仲谟），鲁有开在便堂周围又加盖了一些房子，使其以便堂为中心，形成一组建筑，房子建成后，他在里面思考治国理民之道，起名曰养正堂。赵昌言是太宗朝的干吏，赵光义曾有意让他拜相，因赵普阻止而作罢。那么黄庭坚是受何人所托为养正堂作记呢？根据史料推测，鲁有开和苏轼、苏辙兄弟关系密切，苏轼曾给鲁有开写过一首《东川清丝寄鲁冀州.戏赠》诗。苏辙也写过一首《送鲁有开中大知洺州次子瞻韵》诗，子瞻是苏轼的字，说明苏轼之前也有诗作唱和。黄庭坚写此文时，苏轼因当年八月的“乌台诗案”被关在狱中，所以我们推测或许是鲁有开先前曾让苏轼为之作记，但苏轼因案发不便就委托黄庭坚作记。鲁有开比苏轼早三年中进士，两人都反对新法，在杭州通判任上他们可能还是前后任，这奠定了他们一生交往的基础。
除了养正堂，鲁有开还在西门外漳河故道旁修建了避暑亭。该亭是据袁绍曾和幕僚在那里避暑的记载，在其原址修建。避暑亭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冀州五属舆地总图》上仍有标注，而养正堂则失载。我想，这或许是养正堂位于州衙内，而州衙每遇战火，总是首当其冲遭到攻击，以致堙灭无闻的缘故吧。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信都郡治迁到冀州再到明初的一千五百余年间，冀州基本上是郡、县或州、县两级治所，在曹魏、西晋和北魏，还是州、郡、县三级治所，辖区最大时管辖冀中南89个县。明清两代，取消信都县建制，只剩州建制。那些前代的郡衙、州衙、县衙，还有那些名目繁多的王府，都在剧烈的自然和社会变迁中，踪迹难寻。据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冀州城池图描绘，州衙在城内东西大街正中偏西的位置，正对一条南北胡同，胡同南头是三官庙，州衙东侧路北从西到东依次是预备仓、察院、东狱庙、儒学、文庙、关王庙，州衙西侧路北从东到西依次是府馆、城隍庙，如北宋到金元明时期的州衙没有易址的话，养正堂旧址当在这座州衙内或其附近。到了清代，明州衙或许是毁于战火，新州衙在明州衙的基础上又向西移，约在原府馆和城隍庙的位置，而城隍庙则东移到原州衙一带。
正如黄庭坚文中所说，由于冀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冀州的地方官多为士大夫之选。在这一国策影响下，地处大宋北门的冀州几乎成了文人扎堆的地方。有史料说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庚午科状元王拱臣曾任安武军节度使，安武军就设在冀州，驻地大概在老北门以西、老北城根以南，民国时还有高大的土岗子遗存，或是演兵台遗址，民间传说是袁绍的金銮殿旧址。到了明代，这里仍是教场。王拱臣的孙女婿、李清照之父、“苏门后四子”之一李格非曾在冀州任司户参军、试学官。著名诗人李弥逊也在北宋末年任冀州知州。更令人称奇的是，同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黄庭坚写了《冀州养正堂记》十年后，于元祐四年（1089年）腊月十七写了一篇《冀州兴学记》。按照他的记述，冀州州学在庆历年间草建在孔子庙内，元祐某年“刘知州”见州学狭小，于是兴建州学。有史料说宋代的州学在州城西南，后毁于战火，这或是张耒记述的那所。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在州城文庙创建州学。元好问老师的父亲路伯达出资修缮的当是这所位于文庙西侧的州学，它一直延续到明代。到了清代，在它附近建了校士馆，俗称考棚，也叫试院，即童生考取秀才的地方。
吴汝纶
后排中王树楠（1851—1936年）
王树楠1932年摄于北京什刹海会贤堂
古老的试院如今淹没在一片民居中，前人一首《春日信都试院喜雨》，那句“一洗庭树色，时闻檐鸟声”，仿佛让我们重温了试院雨后的清新之气。光绪七年，吴汝纶主政冀州，在百余年没有中过文进士后，冀州终于走出了一位进士王玉山。他首先是在试院鱼跃龙门，考取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第二年和信都书院的老师王树楠一同中进士。民国总统徐世昌与他们同科，名列二甲五十四名。王玉山历任河南光山、鄢陵等五县知县，秉公持正，案无宿留，百姓称之为“神君”。他在城内草庙巷的故居，被称为“进士府”。其师王树楠官至新疆布政使，民国后任清史馆总纂，和胡庭麟合撰《冀县志》二十卷。
来源：《衡水民俗风物》
文|赵云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