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勤政爱民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
几天后，周总理的秘书们在中南海西花厅整理周总理的遗物，在周总理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从未开封的文件，文件外的署名写着：“毛主席亲批”。
在场的秘书们无一不感到疑惑，一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周总理怎会将毛主席亲批的文件“私藏”在自己的抽屉里。
几人斟酌之后还是将文件打开，里面装着的是毛主席亲自着笔的手令，当众人看到手令的内容后，明白了周总理扣下这份最高指示是刻意而为之。
随后周总理的秘书们将此事说与整理总理遗物的工作人员，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
这份最高指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周总理又为何将它扣下？而这件事还要从1949年周总理安排工作开始说起。
周总理的“执拗”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加快建设新的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的组建需要一批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参与，而这件事就落到了周总理的身上。所以新中国政府组成的人选大多是由周总理任命的。
周总理向来是思维缜密，办事精细。
在任命时，他考虑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要人物傅作义；给党的一大提供场所的李书诚；甚至是被国民党残害的遗孀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这些人周总理都一个不落地在新政府中安排了职位。
在安排工作的前前后后，周总理照顾到了起义将领、有才之士，周总理顾全大局的安排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赞。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几乎所有人都照顾到了。可是有一个人在工作安排结束后依然没有任何职务，让人非常不解，她就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
1925年5月邓颖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时间来说也算是个老革命。和周总理结婚后，还参加和领导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甚至是在长征时期，邓颖超也是陪同周总理等人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同志。
不仅如此，在长征的前前后后，邓颖超还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重要职位。
由此看来，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邓颖超都有资格成为新政府的一位领导干部。于公于私她进入到新政府都是绰绰有余，那为何周总理会把她“忘记”了呢？后来在周总理夫妇的好友的质问中周总理说出了原因。
江鲜云是周总理夫妇二人关系非常好的同志，当她知道周总理没有给邓颖超安排职位后，她特别的不服气，由于关系很好她就直接来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直接问到:
“总理，我们共产党人讲究男女平等，因此，你说什么都应该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对啊！”
面对她突如其来的“质问”，周总理说出了自己的考虑。
周总理认为，如果是他安排邓颖超当了某个部长，那她所发出的指令或文件就会被人家误解为是周总理的意思，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周总理说：“把家庭关系和工作绞到一起，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江鲜云虽然理解周总理的顾虑，但心里还是为自己的小超大姐打抱不平。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周总理立刻打断了她的话，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看到周总理严肃的表情，江鲜云也不好在说些什么，瞅了一眼周总理，便兴冲冲地走了。
周总理是一个考虑周全的人，但是对于自己及家人，一直是比较“严苛”。
从周总理在1949年担起国家人事管理工作后，一直到周总理76年逝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一直停留在曾经就任职的全国妇联副主席这个副部职位上。
不过周总理的伟大不仅仅是自身的克己奉公，夫人邓颖超也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对于自己的职位问题，她毫无怨言，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在自己的岗位上，对于周总理的安排从未质疑，因为她知道这是周总理的良苦用心。
除了职位分配外，在工资上，周总理的“苛刻”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苛刻的周总理
自1952年之后，党和国家开始考虑军队和各级领导人的工资问题。
在国家领导人和财政部门商讨后，制定出了当时行政干部的工资定级，并且为了这个定级还形成了两个定级原则：
“一是担任职务越高，工资级别就越高”
“二是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工资级别也就越高，并且两个原则可以相互补充。”
就是说一名干部假如职务不高，但是参加的革命时间长，工资级别也会提高。
当时人们都提出党和国家的正职都应该拿国家一级工资，不过毛主席带头说：“我看我们都拿行政二级吧，把一级工资留给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此话一出，再一次改变了工资级别，国家级领导人只拿行政二级的工资，只有烈士才能拿一级工资。
由此推算，当时国家正部级别就应该拿三级工资，邓颖超当时是全国妇联副主席，这是个副部级干部，但是邓颖超早在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按照原则来说，邓颖超应该要拿三级工资。
并且中央给邓颖超的定级也是三级，但是当邓颖超拿三级工资的决议出来后，周总理却不高兴了。
在中央开完会后，周总理找到了邓颖超，邓颖超一听周总理说起工资的事情，就直接了当地说：“我定为三级工资实属不妥，正部级干部蔡大姐就定为三级，我作为副部级干部应该定为四级。”
周总理又说到：“我看还是再做商议吧！”
二人商量后，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邓颖超的工资定为行政五级工资。邓颖超立刻写了申请，向中央申请了行政五级工资。
没有几天邓颖超的的审批就通过了，周总理看着新的工资评定非常高兴，与自己的秘书何谦称赞着中央工资评定的合理。
过后，周总理充满好奇地问起了何谦：“你的工资定级是几级啊？”
何谦说到：“我是中组部批准定为行政十二级。”
周总理又接着问到：“何谦，你知不知道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工资定的几级啊？”
何谦非常干脆地回答到：“行政十三级，我在1938年参加革命，他是1940年，所以我比他高一级。”
周总理看着邓颖超的五级工资评定若有所思地说到：“这个原因就让你比李银桥等级高，这样不太好，走！我们去小超那里一趟！”
来到邓颖超的办公室，周总理兴高采烈地说：“小超啊，你向中央申请的五级工资已经批准了！”
邓颖超也非常开心，周总理又接着说到：
“小超啊，你最近身体也不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行了。”
邓颖超听到周总理的话后，也没有多想，肯定的对周总理说：“好，那我们就在写一个报告，就拿六级工资！”
随后周总理又看向自己的秘书何谦，何谦心领神会，拿起笔和邓颖超一起写起了申请书。他向中央申请将自己的工资等级再下降一级，和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等级相同。
邓颖超和周总理向来都是为了党和国家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周总理也曾向中央提出过降低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但是由于毛主席的坚决反对，这个提议也被否定了。
曾经邓颖超说过：
“我们全党都要听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他的。”
对于周总理的提议，邓颖超一直说：“他说什么，我都照办，我们是新的‘夫唱妇随’。”
由于周总理的原因邓颖超长期没有在中央任职，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便下达了“最高指令”，而这条最高指令，也被周总理的“私心”埋没。
私藏手令
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一直主管人事的周总理却一直没有安排夫人邓颖超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与邓颖超资历相当的其它女同志都进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职位时，邓颖超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还有曾经就已经担任的全国妇联副主席，但是邓颖超她都毫无怨言。
然而这个事情却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会议上，有人向毛主席提起了邓颖超任职的问题，并且多人提议邓颖超应该担任副委员长的职位。
毛主席这才意识到，周总理并未给自己的夫人安排工作，在斟酌之后，毛主席也同意了政治局众人的提议。
但是毛主席非常了解周总理，其他事情交给周总理去办，他从来都不会担心。但是如果让周总理去任命邓颖超，这件事肯定会石沉大海。
于是毛主席为了让邓颖超能够顺利任职，便想出了一个给周总理施压的办法。
1974年12月23日，被病痛折磨得难以站立的周总理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前往长沙的飞机。他受中央的委托，将在长沙和毛主席商讨第四届人大代表会议人事安排问题。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所以对于他来长沙一事也没有过多考虑。周总理身边的人都极力阻止周总理前往长沙，而周总理却说：
“党和国家还需要我为之工作，只要我还能动就一定要去！”
当毛主席见到周总理时，虚弱的周总理已经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行走。
在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到了关于让邓颖超任职副委员长一职的事情，当毛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总理总是刻意回避。
毛主席了解周总理的“脾气”，邓颖超多年不在中央任职就是因为周总理的“苛刻”。于是他当着在场工作人员的面，专门写了一个手令：
“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会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并且着重和周总理强调：“邓颖超任职一事一定要办！”
周总理面露难色，但是还是答应了毛主席。第二天，周总理就带着毛主席的手令返回了北京。在飞机上周总理感慨万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已经无力回天。然而，这就是周总理最后一次远赴长沙。
回到北京后，周总理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传达，在会议上，他又一次任命了许多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的人员。
可是直到会议结束，周总理始终没有提到邓颖超的任命。邓颖超任命副委员长一事被周总理瞒了下来，这是周总理唯一一次将毛主席的“最高指令”搁置。
看着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最高指令，周总理默默地将它放在了自己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在工作安排完成后，这个手令就被一直封存在这个抽屉里。
这个秘密直到周总理因病去世后，才被整理遗物的秘书们发现。
当这个“最高指令”的内容公之于世后，周总理辛勤工作的景象再一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他的良苦用心全国上下人尽皆知，知道此事的人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在周总理心中，曾经在1949年北平解放时说的话一直没有改变。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一张被隐藏的“最高指令”就是周总理当初所说的回放：“把家庭关系和工作绞到一起，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1976年年底，华国锋同志才又一次将毛主席的最高指令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的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选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这件事，从1974年就决议了，可是因为周总理的“私心”，这件事邓颖超一点儿都不知道。
后来是邓公对邓颖超说：“其实在前年就已经要任命的，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自从周总理去世后，据中共中央的意见，邓颖超被任命为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等重要职位。
在1984年4月，周总理的弟弟及侄子等人前往中安还西花厅看望邓颖超，谈起周总理，邓颖超满含热泪的说：
“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不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员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
“我们党内开会，都是在会上反映意见，人家认为应该提选我，但是只要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尾声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世人最后一句话：
“我这里没什么事情了，你们医护人员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你们……”
周总理走后的26个春秋，88岁的邓颖超随着周总理的脚步而去。在去世后，邓颖超留下了两份简短的遗嘱。
“遗体火化后不保留骨灰，不搞告别仪式、追悼会，所住房屋悉数上交国家，不搞故居和纪念馆，不对周总理的亲属进行任何照顾。”
“在自己无法救治时不再抢救，为国家节约医疗资源。上缴剩余的退休金，作为党费。周总理所有的书籍、刊物、照片，全部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处理。”
在遗体火化当天，邓颖超穿上了她生前交代好的西服，那件衣服破旧不堪，内侧全是补丁，袖口处已经起了毛。
在众人的哭声里，她离开了这个她和周总理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她的骨灰也如愿以偿洒向黄河之中。
周总理和邓颖超竭尽一生向人们诠释了什么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们的一生总在思考着如何为国家、为党为人民实现自我价值，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利益。
那张藏在抽屉里的纸条，是二人在工作中不约而同隐藏的荣誉，尽管如此，二人却从未收敛过对国家的奉献。
永远铭记周恩来夫妇为国家做出的无私奉献。
如今山河犹在、国泰民安；如今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依然红艳，祖国上下繁荣昌盛。
周总理，这盛世如你所愿！
参考文献：
《音容犹在 风范长存──周恩来同志廉洁奉公故事》.赵国祯
《邓颖超被周恩来“遮挡”的“红花”》.秦九凤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潘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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