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位中央特科的首长找到曾经的红色特工李云，对她说：
“你在53年前办成的事已经过了保密期限，可以说出来了。”
2011年6月1日，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已经96岁高龄的李云。在与毛新宇的谈话中，李云说出了埋藏在心中70多年的秘密。
毛新宇听完心潮澎湃地说到：“您就是我们毛家的大恩人！”
53年前究竟发生了何事？特工李云的心中又埋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一切都要从毛家三兄弟沦落上海开始说起。
辗转上海
1930年秋，工农红军围攻长沙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刻对在长沙城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反扑。
到十月中旬，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不幸被捕入狱。由于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在11月14日这一天在浏阳门外英勇就义。
失去了母亲的毛岸英在亲友的保释下也随之出狱，出狱后毛岸英便回到了外婆的身边。此后，毛家三兄弟失去了母亲，也没有父亲的下落，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抓捕共产党人，由于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关系，三个孩子也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从杨开慧就义的消息传出后，毛主席的胞弟毛泽民便关注起曾在杨开慧身边的三个孩子。此时毛泽民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知道三个孩子的处境后，他亲自写信让亲友将三兄弟送往上海以便照顾。
1931年1月，毛泽民的信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的手中。
李崇德考虑到毛主席身份的特殊性，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将三兄弟改名换姓，还嘱咐三个孩子说：
“再去上海的路上你们就姓杨，分别叫永福、永寿、永琴，不再叫我舅妈，直接叫我妈妈。”
在一切准备后，李崇德带着三兄弟几经辗转，拖了许多特殊关系，在春节后抵达了上海。
毛泽民得到消息后，立刻向当时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同志说：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革命后代，马上让孩子们进董健吾的大同幼儿园，一定要绝对保密！”
最终毛家三兄弟送到由地下党中央特科工作的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这时毛岸英8岁多，毛岸青7岁，毛岸龙不到4岁。
颠沛流离
在董健吾将毛家三兄弟安排到大同幼稚园时，特别嘱咐了在幼稚园工作的妻子，三个孩子身份特殊，一定要精心照看。
因为董健吾的照顾，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还是有着一段美好的经历。
他们第一次和其他孩子读书游戏，以当时的形势来看，作为革命之士的后代，况且还是毛主席的后代，能够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奢侈。
毛家三兄弟唯一的照片
来到大同幼稚园后，毛家三兄弟的确迎来了一段安稳平静的日子，然而在不久后，又传来了噩耗。
在一个夜色深沉的夜晚，躺在毛岸英上铺的毛岸龙突然又哭又闹，随后又突然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身体不适又伴随着疼痛让他一直在床上翻滚不停。
毛岸青见状也跟着哭了起来，只有年龄稍大的毛岸英连忙去找保育员陈凤仙。
陈凤仙见毛岸龙面色泛紫，曾经做过护士的她知道情况不对，立刻抱着毛岸龙赶往与董健吾有特殊关系的广慈医院。
医生诊断过后，面色凝重，在护士的陪同下开始急救。
在几个小时候，医生走出了急诊室，无奈地摇了摇头。毛岸龙得了紧口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较差，抢救无效在当天晚上就已经病故了。
幼稚园的工作人员买了棺材，给年仅4岁的毛岸龙举行了葬礼。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悲痛欲绝，在短短两年内，毛岸英就亲眼目睹了母亲就义、弟弟病故，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毛岸英一直沉默寡言。
弟弟的离世已经让兄弟二人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然而，更多的不幸接踵而来。
在1931年4月下旬，在上海地下工作的顾顺章被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被捕后顾顺章立刻叛变。
董健吾才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了上海地下工作将面临巨大考验。后来按照党的指示，各大地下工作联络站开始隐蔽。
地下工作者暂时安全后，敌人却将魔爪伸向了大同幼稚园。自从顾顺章叛变后，大同幼稚园的一个保育员外出后就突然失踪了，并且在相关人员的调查后依然下落不明。
在董健吾及幼稚园内的地下工作者商议后，为了我党革命工作不受影响，也为了保证革命后代的安全，在1932年3月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
下令园中的孩子全部遣散回家，把所有孩子们送到相关亲戚的家中。可是，毛岸英两兄弟来到上海后非亲非故，到幼稚园开始进行最后的撤离工作时，兄弟二人依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幼稚园的角落。
因为早在毛岸龙去世的前一个月，叔叔毛泽民就已经受组织的委托，离开了上海前往解放区进行动员工作。此时的兄弟二人，就是无家可归。
就在二人绝望之际，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将两个孩子带回了家中。
30年代的伤害旧照
因为要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董健吾只能搬到当时地下党在霞飞路的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楼上居住。
但是好景不长，当时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已经怀孕，不能很好地照顾毛岸英兄弟两。而她的母亲也不太愿意照料兄弟俩人，对二人经常有怨言。
让人更加担忧的，是在古玩店旁边就是法国捕房，经常带着两个孩子会很容易引起怀疑。
董健吾夫妇二人知道毛岸英兄弟两个的特殊身份，夫妻二人决心要保护毛主席的两个儿子。在一天夜里，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转移兄弟两到安全的地方。
法国捕房
由妻子郑兰芳提议：“目前这个地方太危险，可以把兄弟二人转到你前妻黄慧光那里，她那里孩子比较多，而且地方也隐蔽，比较安全。”
董健吾也同意，随后便去找黄慧光商量。董健吾没有告诉她两个孩子的身份，只是说这两个孩子是革命工作者的后代，黄慧光也没有多想便答应了。
两兄弟又一次辗转来到了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家中，和黄慧光及她的三个孩子住在一起。然而这次转移，却让两兄弟失踪在了上海。
流落街头
1932年8月，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到了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家中。
因为董健吾工作的特殊性，还有知道这两个孩子是革命工作者的后代的黄慧光非常照顾两个孩子，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一直没有让二人与外界接触。
两兄弟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也被她扭转了一些，她让自己的孩子多用上海话和他们交流，并且叫毛岸英两兄弟少说湖南话。虽然成效不佳，但是确实做出了改变。
由于二人身份特殊，不能去学校上学，董健吾就找来了当时的地下党干部教二人写字、读书。
毛岸英和毛岸青居住在董健吾前妻家的费用，是由地下党组织来提供的。所以在黄慧光家时，每月都会有地下党组织提供生活费。
直到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去了江西瑞金，并且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也屡次遭到破坏。并且，董健吾也因为组织的安排，转入了地下工作，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
所以，这个时候毛岸英两兄弟的生活费供给就断了，然而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没有了可靠的经济来源，靠一个家庭妇女支撑一家7口的生活，完全是不可能的。
于是黄慧光便带着家中的孩子，外出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维持生计，那微薄的工资让一家人陷入非常苦难的境地。
因为生活状况的改变，黄慧光也顾不上毛岸英兄弟两了。繁重的生活压力，让兄弟两的生活变得苛刻起来。
黄慧光开始支使兄弟俩干活，两人穿的是旧衣服，盖的是破被子。并且两个人有时做错了事，黄慧光也顾不得他们的特殊，对二人严厉的批评和打骂。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兄弟二人多次被处罚。
面对黄慧光的苛刻，兄弟二人决定自行离开这个家庭。于是在1935年的秋天，兄弟二人趁着夜色，偷偷地跑出了房门，走向了上海的街头。
第二天黄慧光起床时发现二人已经不见了，家中几个孩子还在张着嘴等着吃饭，黄慧光也来不及多想便收拾外出干活。
接连几天，都不见二人回来，黄慧光也在街头寻找二人，然而并没有结果。最后，她只能当兄弟二人已经走失。
几天后，董健吾回来看望兄弟二人，黄慧光就将此事告诉了董健吾。
董健吾心急如焚，因为他知道二人是毛主席的后代，毛泽民走时将孩子托付于他，如今孩子却不知去向，他有一定的责任。
事后，董健吾将此事上报了领导。由于当时中央特科已经撤离了上海，所以董健吾的上级找到了负责情报工作的徐强。
随后徐强就将此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下属，也就是开头提到的李云。
李云和徐强
徐强对李云说：“上级要你寻找两个丢失的小孩，他们是烈士的后代，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的13岁左右，小的11岁。”
在李云离开时，徐强特别嘱托，上海特务非常多，这件事情不可以声张。他们的父母是我党有“特殊贡献”的烈士，一定要保证寻找过程秘密进行。
接到任务后，李云便混迹在了上海的街头，寻找兄弟二人。
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当李云接到这个秘密任务时，她才18岁。这个稚嫩的面孔，让敌人也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小姑娘居然是我党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徐强才将这个“找小孩”的特殊任务交给了李云。
李云在上海街头一找就是大半年，极少的条件和特征让她毫无头绪。
先不说对两个孩子的描述极其简单，因为只能秘密进行，所以李云不能动用地下组织的关系网，完全只能靠她一个人“大海捞针”。
不过李云非常聪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她深知流浪在上海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城隍庙，当时上海的流浪汉都把那里当做是“食堂”，因为在城隍庙可以得到免费的稀粥。
为了寻找两个孩子，李云穿上了破旧的衣服，用锅灰将脸抹黑，混在了城隍庙流浪汉的行列中。
一天中午，李云正站发放免费稀粥的粥摊旁留意着路过的孩子，但是上级给的特征太少，让她蹲守了一个中午也没有结果。在她唉声叹气之际，一对前来讨粥的兄弟引起了她的注意。
兄弟二人别扭地说着上海话，在城隍庙的流浪汉们听不出来，但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李云一下就听出了猫腻。
她立即起身推搡着兄弟二人就去到角落处，打量了他们的年龄，和上级领导说的差不多，十一二岁的样子，开口就问：“你们是哪里人？”
其实这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小小年纪的他们知道自己特殊的身份，对于这个陌生人的提问也是闭口不谈。
电影中的毛家兄弟
此时兄弟二人已经是衣衫褴褛，衣服裤子全都是补丁。每天在饥寒交迫的上海街头流离失所，让二人一直对陌生人非常警惕。
李云有所怀疑但是又不能确认，她只好在夜里悄悄将两个孩子带回了曾经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给他们洗了澡，换了衣服。
随后，李云立刻向当时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汇报了情况。冯雪峰听见是毛主席孩子的下落，立马赶了过去。
冯雪峰赶到后，先是向孩子说明了情况，又提到了董健吾，才将两兄弟的嘴“撬开”。
冯雪峰问：“你们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毛岸英回答说：“上海……，不，湖南的！我叫杨永福，他叫杨永寿。”
听到是湖南人，李云心中确定了兄弟二人就是上级让她找的两个孩子，冯雪峰又试探性地问到：“湖南来的，你们是不是姓毛？”
两个孩子露出惊愕的表情看着冯雪峰，不说一句话。此时冯雪峰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而李云站在一旁沉默不已，出于工作特殊性她不能问。
随后董健吾将两个孩子接走，住在了董健吾的家中。
这一住就是4年，在1936年6月，在董健吾和冯雪峰的努力下，将兄弟二人送去了苏联。去到苏联莫斯科后，二人被送到了莫斯科市郊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为李云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呢？我们再来说说李云。
李云年轻时期
1930年，在上海长大的李云15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两年后，李云便调到了中央特科。
李云回忆说：
“中央特科纪律非常严苛，该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不能问”
所以这个工作的特殊性规定了李云这一生所经历的任务都是不能说的，并且当初“找孩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毛家兄弟的安全所有知情者都按组织规定严格保密。
当冯雪峰问两个孩子的姓名时，聪明的李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找到的两个孩子可能是毛主席的孩子，直到解放后，李云的猜疑才得到了证实。
从两个孩子被送往苏联后的70多年中，李云从未向别人提及过自己曾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正在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
2011年6月和毛新宇的对话中，李云才首次讲述了那段往事。
因为在1988年，一位中央首长告诉过她：“中央特科的事已经过了保密期限，可以说了。”
尾声
2011年6月11日，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带着全家人来到上海华东医院，在96岁的李云说完找到毛家兄弟二人的经过后，毛新宇拉着李云的手说：
“您是我们毛家的大恩人啊！我们由衷的感谢您！”
李云谦虚的说：
“你不要感谢我，这是组织交付给我的任务，我只是尽了我应尽的责任。”
最后老太太又对毛新宇说到：“找到你的父亲和叔叔，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离不开当年许多同志的帮助。”
对于毛新宇的感谢，李云一直都在回绝，96岁的她依然思维清晰，在她的的嘴里一直念叨着：“不敢当，不敢当。”
2013年8月16日，李云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98岁。
除了找到毛家兄弟外，她还在那段峥嵘岁月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只是工作特殊的她，一直为国家的建设默默奉献。
她曾用一句话概括了她自己的一生：
“我只是为国家贡献了小小的力量。”
参考文献：
《李云秘密寻回岸英岸青兄弟》.黄爱国
《董健吾与毛岸英、毛岸青(纪实文学)》孙华良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落难上海前后》刘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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