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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中国的夏朝吗？首先说明桃花石杂谈的观点，当然不是。但这种说法确实存在，而且基本上每过几年就流行一次，这又是为什么？今天咱们就来谈谈这种看法的来龙去脉和类似说法的历史渊源。
夏商是从古埃及来的吗？
应该说最新一波关于中国人起源于古埃及的观点，发端于前几年国内一位学者的研究，他通过对一些古代青铜器进行研究，发现在商朝时期，中国的青铜器中有高放射成因铅，而这一点显著不同于商代之前和西周及以后的中国青铜器，相反却和古埃及许多青铜器非常接近，因此这位学者认为这说明商朝以后的中国古文明是源自古埃及的，是古埃及人的一支东迁到了中国。
（商朝一些青铜器物的成分被认为与古埃及青铜器成分接近）
当然这个论点有一定科学数据的支撑，所以发布之后引发了相当程度的追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网上很多追捧这个观点的人里，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这个研究的具体内容，就把它和之前曾经流行过的所谓“夏朝是古埃及”或者“夏朝源自古埃及”给联系到了一起，说“夏朝=古埃及”理论有了科学研究支持。但先不说这位研究者说中国人源自古埃及的说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单说这个研究本身其实就不支持夏朝=古埃及这种说法。因为这个研究发现的是商朝时中国的青铜器显著不同于商朝之前和西周之后的中国青铜器，所以它说的是商朝以后的文明有可能源自古埃及，而不是在商朝之前的古文明。相反商朝青铜器与商朝之前之后都不一样反而还说明商朝之前中国已有原生的青铜器文化，因此可以说本身就是夏朝应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佐证。
（有学者觉得夏朝是画里描绘的这个女人建立的）
所以网上有些人拿这个研究作为夏朝源自古埃及的证据，其实本身就是张冠李戴，可以说连基本的研究结果都没搞清楚了。不过夏朝源自古埃及这种说法之前倒也确实有人提出过，前几年国内有位女学者曾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并提出过一系列论据，在国内也曾引发关注。比如她认为甲骨文里的“禹”字和古埃及文字里代表蝎子王的几种字体里的一种非常接近，都像一条大头鲶鱼加上了一个凿子。然后尧舜的发音和古埃及的两位法老王也有接近之处。此外，她还以基督教《圣经》为依据，认为基督教《圣经》里先知亚伯拉罕的妻子夏甲带领子孙到中国建立了夏朝，所以从夏朝开始，中国人就是犹太人的子孙，而商朝和周朝也分别是基督教《圣经》里不同的人物所建立。而且她认为三星堆是犹太人建立的文明，理由是那里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和犹太人的青铜器有一些类似之处，而且她还曾引用过其他人提出的中国古代羯族人是犹太人的观点。
为什么说中国人不可能是在文明时代来自西方？
但客观地说，这些观点只是基于个别文字和人名以及个别青铜器的个别特征进行的分析，推测与想象的比重很大，相对切实的证据极少，没法形成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链条，所以很难使人信服，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不是主流观点，而且在国际上认同的人更少。
（三星堆的主人也被人拉到了中东地区）
而针对夏商与古埃及可能有联系的观点，其实在国际主流历史研究里早已被否定，其中的理由有很多。这里我们只举一个有科学研究证据支持的理由，也就是分子人类学，或者说基因研究的结论。下面这张图是国外学者对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Y染色体进行的研究，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境内人群主要的Y染色体分型是O，而中东北非地区则主要是E、A和J，可以说和中国人完全是两个体系。而这些不同分型的产生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比所有文明产生的时间都要早的多的多，甚至比宇宙大国韩国的文明产生时间还要早几万年（*&……%￥）。而相关类似的研究其实还有过很多，其结果大体类似。
但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又会说，古埃及人和现代埃及人不是一个人种，这种研究不能否认古埃及人是中国人。但其实这又是一个近年来网上流传的不实信息。因为古埃及文明在西方被广泛地认为和西方文明有密切渊源，所以西方学者针对古埃及人种的研究也进行过很多。而研究结果基本都显示，虽然古埃及人和现代埃及人确实有一些差异，但其基因只是更接近现在中东地区的各个民族，并没有脱离中东北非E、A、J这个体系，而且和现代埃及人的差异也并不算大。但这也说明他们和中国人仍然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而这些研究可以说已经完全说明了古埃及人和中国人之间不可能有人种方面的密切联系，因为就算当时古埃及人全部移民到了中国，他们也不可能把所有自己祖先的墓葬都带走，所以如果他们在人种上和中国人有一点联系，在对木乃伊进行的DNA研究上也会反映出来。但现实却是研究结果完全不支持这种论点。至于青铜器里类似的元素含量，其实移民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因为现有研究也证实，商朝青铜器中所含的同位素矿藏当时在中国云南东北部也有相当数量的分布，当时商朝完全有可能通过与当地部落的直接或转手贸易得到这些原料。另外在远古，中国与中东北非地区通过海路等渠道进行的贸易联系其实早就存在，古埃及文献里就曾有过中国丝绸的记载，所以商朝也有可能是通过一些海路贸易渠道得到过与古埃及类似的青铜器原料。仅凭青铜器构成并不能说明当时存在古埃及向中国大规模移民的情况，特别是在DNA研究这个直接证据不支持的情况下，青铜器元素这个间接证据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
关于中华文明西来说
最后咱们再来说几句和上面提到的两种说法相关的一个著名理论，即“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于西方。其实这种说法在历史上起源很早，基本上是最早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曾在明清两朝在钦天监任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就曾在其著作《道学家传》里声称中国传说里的人文初祖伏羲是基督教《圣经》里亚当的第十三代孙。而当时也在朝廷里做官的中国基督教徒李祖白也曾赞同这种观点，说：
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
他说的如德亚是早期天主教对犹大国的称呼，也就是说他认为最早的中国人是来自犹大国的犹太人后裔。而在清朝末年，中华文明西来说就更加甚嚣尘上了。公元1894年，法国学者拉克伯里发表论文称黄帝是巴比伦的一支闪米特部族的首领奈亨台，他在公元前2282年左右带领部众迁居中国。但其实这些论点的论据也只基本上都是在西方中心论或者是基督教中心论的前提下，依据基督教《圣经》里的个别记载，往中国的创世传说上在套，主观意味极浓，其可靠性和上方提到的那些中国学者的论点相比都差了几个层次，因此从现代角度其实根本不值一驳。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也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早期倡导者之一）
这里桃花石杂谈也探讨一下早期这些西方人为何热衷于“中华文明西来说”。在桃花石杂谈看来，这跟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很有关系的。在基督教《圣经》里，曾经直接或间接提及了许多欧亚非大陆的古文明，包括印度的古文明，但却唯独没有关于中华文明的任何内容。虽然后来随着地理大发现，人们发现美洲的土著文明在其中也没有提及，但美洲文明在和旧大陆文明接触后很快灭亡，因此从欧洲人的角度，可以说没有提及是因为它们注定要灭亡，所以不值一提。但中华文明对其来说却是难解的死结。因为它根本没法在基督教《圣经》里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又迟迟不灭亡，所以中华文明对于西方中心论或是基督教中心论来说会造成世界观的不完美。所以早期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有很强的动力通过一些牵强的记载把中华文明整合进《圣经》的记载中，使其世界观重新完美起来，因此早期许多传教士才非常喜欢倡导这种观点。
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历史研究里宗教史观的逐渐退潮以及中国本土考古学逐渐发展了起来，特别是在1930年代仰韶、龙山和殷墟等重要考古遗址先后发现之后，曾是中华文明西来说重要代表人物瑞典学者安特生也不再支持这种学说，这种观点在世界上很快退出了主流。中华文明独立产生和发展在现代也基本上成为了国际共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告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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