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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国是谁？可能许多人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但如果严格地说，其实这个答案一定的波斯。其它的比如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地区，要么重要程度不够（比如日本），要么在很多历史时期不能完全算是外国历史（比如隋唐以前的朝鲜半岛历史和宋朝甚至明朝之前的越南历史），所以他们在古代史范畴里也不完全算是外国历史，但波斯却没有疑问。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波斯与古代中国的交往究竟深入到了什么程度。
始于长安，“终”于长安
波斯就是现代的伊朗，其实伊朗人自古就自称伊朗，即雅利安国的意思，波斯是外部对其的称呼，桃花石杂谈很多文章都详谈过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而中国中原王朝与其进行直接交往的历史，则至少有2000多年了。当然，中原王朝与波斯最初明确的交往，还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之时。当时张骞在到达了西域之后，了解到了大量和波斯相关的信息。
路上丝绸之路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波斯之路
在后来张骞留下的记载里，曾提到波斯位于大月氏领地以西，当时以种植水稻和小麦为主业，并且会用葡萄酿酒。而当地人会把国王的头像铸造在钱币上，而且会把文字写在竖直的皮带上。而此后不久，汉朝与波斯很快就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往来。在公元前110年，汉使就首次造访了当时被称为安息的波斯。《史记》记载，汉使抵达安息时，波斯国王派出了两万骑兵前往波斯东境迎接，而当汉使结束访问之时，波斯国王则派遣回使，和汉使一同来到了中原，这也使得双方之后的交往更加密切。可能许多朋友都知道汉朝时中国丝绸风靡罗马帝国，而可以说所有被卖到罗马的中国丝绸，都是通过波斯进行的转手贸易，所以至少从当时开始，波斯就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中国古画里的波斯使臣
而除了官方的交往之外，中原和波斯民间的交往可以说也同样密切。比如许多人认为，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名被称为安世高的波斯贵族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尽管这位安世高在来到中原之前的具体身份目前很难确定，但一般认为他是一名安息帝国的王子，因为笃信佛教，所以放弃了贵族生活，四处传播佛教。他在大约公元147年来到中原地区，在中原生活了20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曾到达广州和会稽（浙江绍兴）等地，在华期间他曾经翻译了大量佛经，对佛教在中原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在公元3世纪，萨珊波斯取代了安息之后，中原王朝与波斯之间甚至在很多时候形成了准盟友关系。当时中原王朝和萨珊波斯在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所以双方都曾在丝绸之路派驻了大量军队，防范周边游牧族群的侵袭。一些史书中甚至还曾留下了双方多次协作，一同打击当时的中亚霸主白匈奴嚈哒（yèdā）人的记载。
南梁朝所画的波斯使臣
在公元455年到522年之间，北魏曾经至少10次接待了来自波斯的使臣，而南梁至少在在公元533年和535年两次接待了波斯使臣。一个足以证明双方密切交往的证据是，中国近代考古曾经发现过数量极大的波斯钱币，其中曾经提到过至少12个这一时期波斯国王的名字。
唐乾陵61蕃酋像之一，此尊塑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卑路斯或泥涅师的塑像
而在公元637年，萨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被阿拉伯征服之后，萨珊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被迫逃往东方继续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而他的儿子及波斯王位继承者卑路斯三世曾经在唐朝首都长安生活过5年，以请求唐朝助其复国。卑路斯的儿子泥涅师则曾在唐军的帮助下在中亚抵抗阿拉伯人20多年，最后返回长安被封为左威卫将军，并在长安去世。也就是说，在萨珊波斯灭亡之后，其最后的王统是在长安结束的。而在此之后，大量波斯王族子弟还曾加入唐朝禁卫军，而且也很快汉化。也就是说萨珊波斯相当比例的王族最后都融入了中国人之中。
汉文国玺与郑和——元明时期密切的人员往来
而中原与波斯的交往另外一个高峰期则出现在元朝时期。蒙古帝国末期，也就是公元1252年，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率大军远征西亚。旭烈兀的西征军在公元1258年灭亡了阿拉伯帝国，并在不久之后以波斯为中心建立起了伊儿汗国。虽然伊儿汗国统治阶层是蒙古人，但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阿拉伯对波斯的影响与控制，并把之前几百年被不同军阀和割据政权（其中很多有阿拉伯背景）分而治之的波斯又重新统一了起来，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波斯地区重新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
伊儿汗国可以说是加强版的伊朗
而在伊儿汗国存在时期，曾经长期向元朝称臣，其国玺都长期是元朝所赐的汉文玉玺。在伊儿汗国前期，元朝曾派一个蒙古人孛罗对其进行监督，而孛罗虽然是蒙古人，但其正式的封号却是直接由汉语音译过去的“Čīngsāng”，也就是丞相。而且根据一些记载，当时伊儿汗国的法尔思行省异密（埃米尔，也就是最高地方长官）就是一位名叫汪吉阳的汉人。当时伊儿汗国的史书里也曾明确提及该国长期有中国官员存在。
公元1290年伊儿汗国给罗马教皇的国书，加盖汉文国玺“辅国安民之宝”，此国书现收藏于梵蒂冈档案馆
直到伊儿汗国末期，其大汗都还需要得到元朝的册封，一些官员都还会得到元朝给予的汉语封号。比如在公元1324年，伊儿汗国最后一位大汗不赛因在位时期，有一位的权臣出班曾经把持朝政，而他就曾被元朝的泰定帝赐予了“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的汉文封号。
拉施德丁塑像，他曾经和多位中国人合作过
除了士兵与官员，当时还有大量汉人学者和医生也移居到了伊儿汗国。当时，伊儿汗国另外一位丞相拉施德丁在编撰在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史书《史集》时，就有汉人学者李大迟和倪克孙参与其中。而且伊儿汗国的宫廷曾长期有汉人医生作为御医，其中有位御医曾经留下了名字，叫Siusa，但现代研究普遍认为这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尊称，也就是汉语“秀才”的音译。
中国风浓的不能再浓的波斯瓷器，制造于公元16世纪
而在伊儿汗国，最大的汉人移民群体则还是工匠。现代考古发现，伊儿汗国的宫廷具有浓郁的汉地风格，内部装饰还有大量中原独有龙、凤、狮子、鹿和牡丹等元素，很明显其建造过程有大量汉人工匠参与。而在这些汉人工匠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之后的波斯艺术甚至都带上的明显的中国特色。波斯出现了大量和中国瓷器完全一样的瓷器，波斯国画细密画也染上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在随后数百年里，练习中国国画甚至成为了波斯细密画画师的基本功之一。在伊儿汗国存在期间，今天伊朗西北部甚至还曾经长期存在过一个汉人社区，名叫欲夷城。一般认为此地就是汉人工匠及其家庭的聚居区了。
同样有着浓郁中国风的波斯细密画
当然，当时中国和波斯地区的交流也绝非单向的，元朝时期一个有名的色目臣子赛典赤就是来自波斯地区，而大家所熟知的明朝航海家郑和就是这个赛典赤的后裔之一。所以即使在伊儿汗国和元朝都灭亡之后，中国与波斯地区的密切来往仍然得到了持续。伊朗史书记载，在公元16世纪的波斯萨非王朝时期，光在其位于今天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宫廷内，就还有至少300名中国工匠在其中从事宫廷釉面砖制作工作。从事其它诸如书画创作、器皿制作等工作的中国人还至少有几百人。
所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波斯地区毫无疑问是地位最为重要的“外国”，而且其与中国的密切交往开始时间非常早，交往的深度与广度都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非常长，可以说至少从汉朝直到清朝前期西方影响兴起之前都一直得到了保持。（图片来自网络，图片版权归其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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