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林彪打算武力收复香港,却被主席阻止:香港,我还有用处


“香港,我还有用处”
当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准备挥军直指香港时,却被毛主席阻止了。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时,国民党的统治就已经基本上宣告覆灭。
残存的国民党势力逃至广州,企图负隅顽抗,被第四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溃,这时的人民解放军气势高昂,一泻千里,却为何不趁势收复香港呢?
香港暂且留下来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周恩来对香港的政策作出了解释。

原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对于香港问题,是有的充分的考量的。权衡利弊之下毛主席决定“留下香港”。
香港问题,其实早在1949年年初就开始被提出来了。2月,毛主席在同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会晤时就谈到:

毛主席会见米高扬
“中国的领土问题,海岛上的事情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对于香港是否要在解放广州时顺势收回,毛主席也有自己的考虑。“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解放广州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后顺势兵临深圳,林彪司令员指挥邓华率领十五兵团剑指香港北部边界,作势就要进军香港。
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早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坦言:“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葛量洪
可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综合考虑,审时度势,传给林彪八个字的指令“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其中缘由,毛主席只说“香港,我还有用”。
难道是第四野战军打不过英国人吗?

并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早在渡江战役之前,英国人就已经领教过了。
1949年4月,第二、三野战军迅速占据鄱阳湖口至江阴要塞的长江北岸,摆成千里防线,积极准备渡江战役。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了磋商,争取和平解放,就在人民解放军等待回复的时间,一艘英国军舰,擅自闯入我军防线。

我军炮兵团随即向英舰射击,英舰予以还击,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战,最后以英舰中弹失控挂白旗投降结束。
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这次事件大大震撼了英国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历史上,英国曾凭借其炮舰政策无数次地侵略中国。如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前仆后继的斗争即将获得解放,必不能再容忍外国军舰在中国的内河横冲直撞。
英国对华政策
当然,人民解放军要想收复香港,是信手拈来,毛主席也考虑到英国对华的“不干预”政策。

从1949年到1976年,这20多年时间里,毛主席对香港一直坚持一个方针,“暂时不动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这个方针政策的提出,也源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
英国一直是外国列强中在华获利最大的国家,然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英国在华的利益。

抗战胜利以后,英国为了尽快恢复在华利益,采用“中立”政策,尤其是中国内战爆发以来,英国人对国共两党的冲突基本不参与。
国民党的武器装备物资基本上源自于美国德国等国的资助,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并没有向中国输入军火。
当然,英国的政策并没有落实到位,艾德礼内阁就借租借之名,将3艘军舰、2艘潜水艇以及8艘巡逻艇赠与了国民党海军。

“紫石英”号事件的爆发,就是英国人试图恢复在中国的沿海贸易权的一次尝试。作为在华利益的经济重心,中国内河的航海权,一直是英国人不肯放弃的一点。
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向蒋介石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动荡的局势,允许英国军舰为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英国侨民提供保护,并在必要时提供撤离手段。

这显然违反了英国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
不过,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显然考虑的更多。
暂不收回香港利大于弊

首先,宣布对香港的特殊政策,维持香港现状,有利于维护香港的稳定。在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心中,香港始终都是中国的。
在冷战对峙的50年代,中国暂时还不能用和平的方式收回香港。那么,要收回香港只能诉诸武力,这样英国必然不会轻易放弃。

英国会拉美国来共同防卫香港,这对于香港的环境,香港的发展和香港的人民是一种危害,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局面。
周恩来也说:“与其让英国拉美国来防卫香港,倒不如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上。”
其次,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环境上处于绝对劣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新中国拒不承认,采取政治上孤立的政策。

新中国内部历经多年战乱,百废待兴,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少之又少。内忧外患之下,不宜再树立更多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暂时搁置香港,就显得尤为重要。

1949年的香港
“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将会影响到英国政府的决策。如果英国政府为了保住香港,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一次很大的改善。
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利用香港,争取英国,使英国站到美国的对立面,对于彼时的中国百利而无一害。

1958年“炮击金门”时,毛主席就对彭德怀说到:“打金门,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毛主席口中“香港还有用处”的另一层深层次含义,则是香港是建立起内地与海外侨胞尤其是台湾国民党人士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
50年代,中国统一的首要目标在台湾,而香港,成为了内地和台湾之间连接的唯一纽带。

第三点,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还可以把它作为新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面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充分利用香港打破禁运和封锁,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作为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一直持续到1972年中英建交之后。
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1949年人民解放军逼近香港。一度令英国政府十分紧张,就在他们作出姿态,准备誓死保卫香港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停了下来。这也给了英国人一个讯号。
《香港华侨报》就曾报道“人民解放军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将年内承认新中国”,后来新中国成立之际,香港安静和平,没有暴乱和抗议。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海上资源全部运不进去,香港就成为了唯一的“国际通道”。
在港英当局的“默许”下,不断将源源不断的石油、化工、设备等重要战略物资运往内地,大大地缓解了资源短缺的情况。
6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同苏联和东欧贸易额的急剧减少,使中国不得不同西方国家做起生意,香港再一次发挥了渠道作用。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香港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也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奠定了基础。
“香港暂时不动,不等于永远不动,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迟早要归中国管”毛主席在讨论香港问题时明确指出。

“中央政府收回香港的主权是肯定的,但要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在未解决之前,英国只能把香港作为一个经济城市,而不能用作军事基地,不允许香港成为国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的避风港,更绝不允许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构成任何政治威胁。”
这就明确了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也为邓小平同志就香港回归同英国谈判打下坚实的基础。

尽管暂时放在了英国人的手上,但香港始终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与关心之下。
“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周恩来多次指示,要将供应港澳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香港弹丸之地,地少人多,物资缺乏,为了不给香港增加压力,党中央一直严格控制内地人口移民香港的数量,保证香港人口承载力在合理范围。

70年代香港
物资上,毛主席等领导人一直对香港给予支持,新华社香港分社报道“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一半左右的食品来自内地,并且从内地进口原料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
港督麦理浩在卸任后也表示:“在我作为港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
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
香港永远属于中国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两大战略决策,是建立在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上的。

一旦涉及到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绝不让步。“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面对英国强加在中国香港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决定不会同意,中国人民也不会同意。

这是毛主席一直以来都公开表示的态度:“新中国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同外国所签订的条约,要按内容,或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和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也是根据不用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遗留的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是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承认英国强加给中国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待时机成熟时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始终不会改变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来,香港依靠着祖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优势和力量,特别是作为祖国内地与外界联系的特殊“通道”和重要“窗口”,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这不仅为突破冷战思维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封锁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帮助,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自身的发展进步奠定了重要历史根基。
改革开放以后,香港能够迅速成为内地与国际的“超级联系人”,成为祖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

站在香港回归 25周年这一历史起点上,可以总结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方针、政策、措施,
为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生幸福,为香港的胜利回归,为香港取得的众多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既定政策、殚精竭虑的外交斗争和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支持中,

1972 年 11 月 8 日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这也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奠定了重要法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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