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势微之时，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常常处于被动和劣势，无力以平等的姿态同对方进行商议，亦无力去为己方争取合理的利益。但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期，有一个人却依旧抱持着凛然的民族气节，怀着赴死之心，无惧列强，凭借三寸之舌收复了大片疆土失地。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被近现代历史学家萧一山赞为“当时最了解国际局势的外交家”。
1880年，盛京将军崇厚干了一件人神共愤的大事。
自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伊犁地区一直还由沙俄霸占。本来，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赴俄国交涉收回伊犁。
谁知崇厚去后虽然收回了伊犁城，却反倒将伊犁以南和以西的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了沙俄。同时，大清还要赔款五百万卢布，并附带免税、通商等苛刻条件，这些条款都被白纸黑字写进了《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的自作主张一时间令朝野震怒，连主和派的恭亲王都认为这次的条约签了不如不签。张之洞上奏说：“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又万里之实际。”要求朝廷立即处罚崇厚，以明正典刑。后来，崇厚一回朝即遭革职查办，被下了大狱。
迫于舆论，清廷拒绝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决定另派使臣改约。朝廷上下无不认为再次谈判 “其难较崇厚十倍”。
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曾纪泽临危受命。他深知此行无异于与虎谋皮，如若谈不好，双方必将兵戈相见，这会把虚弱的清廷拖入更大的危险。
曾纪泽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抱定誓死捍卫民族利益之志，临行前给叔叔曾国荃写信，安排了自己一旦殉国的后事，还留下了那句著名诗句“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
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曾纪泽慨然前往圣彼得堡。
曾纪泽不愧为名门之后，有勇有谋。他仔细研究了形势，做了充分的战术准备，在对俄谈判前对“分界、通商、偿款”三个方面作了仔细权衡。他认为：一种原则是要“长守不渝”的，即分界；一种条款是可以“随时修改”的，即通商。所以对分界“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方面，“则宜从权应允”。
1880年7月，曾纪泽一到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就受了个“下马威”。沙俄质问他是否有谈判的资格，毕竟崇厚为头等出使大臣、拥有全权，而曾纪泽则是二等出使大臣。
曾纪泽驳斥称，根据西洋公法，无论头等二等，纵使都称全权，但也都不能违背国家之意专擅行事，订约必须国家批准。而崇厚专擅行事，违背国法，也不合国际公例，所以不能承认。在随后的谈判过程中，曾纪泽始终抱定原则，围绕事先拟好的改订新约要点，不为所动。
俄方以大清损害了他们利益为由，百般刁难，多次以终止圣彼得堡谈判甚至发动战争相威胁。曾纪泽则针锋相对，掷地有声：“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无损！”
他的态度之强硬令伊犁谈判俄方代表之一格尔斯不禁慨叹：“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经过一年艰苦的谈判，也慑于左宗棠陈兵边境的军事压力，沙俄最终让步，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虽然条约规定的赔款比之前多了四百万卢布，但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得以回归祖国怀抱，可惜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领土依然为沙俄所占。
曾纪泽自己在书信《复陈俊臣中丞》中表示：“上年改订俄约，收地未全，内疚方深。”
不过，这样的遗憾岂是曾纪泽一己之力能够承担？外交的底气拼的是国家实力，身后是任人宰割的清政府，曾纪泽此举已足以让他彪炳史册，告慰文正公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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