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读书会主题：莱维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这是不是个人》读书报告
主题报告人：王士硕
索尔·贝娄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现代作家都试图定义人性，以便证明还有延续生命与写作的必要。这句话用在莱维身上尤为正确，从某些角度看，他是悲观的，因为他提醒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生来就平等的神话多么空洞”。——至少在奥斯维辛，那些本身就是强者的人成功了（因为他们从身体和道德都比其他人强硬；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不如别人那么敏感和贪婪，在生存意志上更加犬儒）。而在另一方面，莱维并不是悲观的神学家，他并不相信“可怜的自然选择过程”正是这种观点统治着集中营，并展现了人类残酷的本质。莱维身上具有着一种道德乐观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让他堪称非凡。在人这一道德概念所面临的巨大灾难面前，他依靠着这种道德乐观既没有变成霍布斯主义者，也没有变成现代达尔文主义者，前者极端悲观而后者极端自私。
对于莱维而言，奥斯维辛是一间例外、反常、不自然的实验室。“我们不相信当然的轻易的推论：当一切文明的上层建筑被取消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野蛮的、自私的、愚蠢的”他率直地表达道，“我们反倒认为，就这个问题，唯一的结论是，当人类面临身体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许多习俗和社会本性都无所适从”。在正常的生活之中，无论是胜负、利他利己、还是被淹没和被拯救之间都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规则，但是在集中营里规则并不存在。有许多人便就这样被困在了这种“灰色地带”的夹缝中，在这条夹缝中不论是卑微求生的、稍有野心的还是极端悲惨的，虽然他们在道德上妥协并与纳粹有着不同程度的合作，但他们都在这条因缺席而扭曲的“第三条道路上”绝望地前行。这是莱维基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在人与非人状态间的挣扎，而试图去达到某种理解和较为温和的审判，在它看来这些人既可怜又有罪责——在进来（集中营）之前，他们无辜；在进来之后，却又迅速变得有罪，使自己同时兼具矛盾的荒谬。莱维也陷入了这片“灰色地带”之中并染上了斑驳——一方面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幸存下来而羞愧（坚持原则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早就死在集中营里了）。
集中营为什么会诞生，或许能从作者前言中找到一些渊源的痕迹——“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许多人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敌人’。这种观念更多地沉淀在心灵深处，就像是一种潜在的疾病，唯有在身体失调的情况下才不定期地发作，而并非源于一种思想体系。但是一旦这种疾病发作，当未曾表达的教条成为一种推理的重要前提时，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极端，就是死亡集中营。”人与人为何天生相互隔阂进而敌视，是待查究的原因；但人与人不可能永远相互理解，却是已观察到的事实，莱维应当是在奥斯维辛一年的苦役中看到了人本身的情况，从而不会用一种标签把一切邪恶和可耻归于一种任务、民族或信条身上。他看到施虐者固然可鄙，但受害人也堕落腐烂，施虐者或许是纳粹思想的毒害者，但受害人却又为什么表现出了和前者一样的罪孽和矛盾呢？
这是不是个人，绝非是仅对纳粹暴行的质问，甚至都与纳粹无关。
莱维在奥斯维辛的生活，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一种幸运的轨迹。他从“旅途”来到“深渊之底”，在营房获得了“启示”并在“医务室”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认知，他心灵的软弱在“我们的长夜”中得到了释放，在白天的“劳动”里艰难存活下来，偶尔也会有“快乐的一天”让他重新从工具的意识中挣扎出来，去用人的眼光看待“这里的善与恶”，并最终哀叹到总有“被拯救的和被淹没的”。他生活的转机从一场“化学考试”开始，他的价值逐渐闪光，他交到了还有着人的温暖的朋友，一起在路上唱着“尤利西斯之歌”，挨过“夏天里的事情”，挺过“1944年10月”的寒冬，对一个叫做“克劳斯”的难友印象深刻，并最终成为“那三个人去实验室”中的一个，他的价值在集中营里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日中则昃、月满则亏，随着德国人的溃败最终到来，罹患猩红症的莱维成了滞留奥斯维辛的“最后一名”的一员，并在弹尽粮绝下“十天的遭遇”中，从是不是个人的困境中重新变回了人。
《启示》这一节，莱维和他的难友施泰因洛夫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营生活后，产生了显著的差别，他本人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依然忘却了作为人的爱清洁的本能，但施泰因洛夫却恰恰相反，无论是否是白费功夫，他都坚持着让自己向洁净靠拢。莱维对施泰因洛夫给予自己的教训，感到即使在未来都难以被忘却：正是因为集中营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就是在这种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志，为了日后能带着证据出去，能向世人讲述；而为了活下去，就得努力维护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得保住文明的结构和形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奴隶，没有任何权利……但我们还剩下一种权利，我们得全力维护它，因为它是我们最后的权利，那就是：我们不认同他们兽性的权利。我们保持洁净，并非因为是条例上有这么规定的，而是出于尊严和体面；我们挺直腰杆走路，并非是为了遵守普鲁士人的纪律，而是为了活着，为了不让自己开始死去。
可以肯定的是，施泰因洛夫至少还在努力做一个人，出于习惯也好，出于过往也罢，他用行动对灭绝人性的奥斯维辛作出无声的抗议，这种在黑暗中闪烁的人性的光芒，让几乎成为一滩死水的莱维的内心开始升温，不至于化作行尸走肉的冰海。
也因此在随后的《医务室》中，当莱维和阿克泽恩一起去搬东西时，面对两个监工卖力折磨那些以往的难友时，他会对这种常态感到义愤填膺，而不是像阿克泽恩那样只能用老实听话和埋头苦干来反应：享受特权的人压迫没有特权的人，集中营的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这种人际法则之上的。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面对波兰护士的检查和讥笑之时，他们不会回答病人，拿语言作区分尊卑的标准，却浑然不觉自己也不过是施虐者眼中卑劣成员的一份子，莱维对这些“无意识帮凶”的想法是：宁愿自己没跟那个波兰人说过话，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从未受到过比这更为残忍的凌辱。多么的讽刺，在时刻受着纳粹凌辱的集中营里，最为残忍的竟然不是纳粹。
也正是在这种浑浑噩噩与痛苦的清醒交融的环境下，躺在病床上的莱维因为第一次脱离了集体性的劳动，才有机会去意识那些每天早上催促他们去出操干活的军乐，有多么的可怕。尽管它们在客观上只是些德国民乐或进行曲，但在奥斯维辛的环境中，它们将会是集中营里的人们最后忘却的东西：那是集中营的声音，感性地传达出疯狂严酷的治人理念，他们决心泯灭囚徒作为人的意识，然后慢慢地去毁灭这些人的肉体。在军乐之下，囚徒已经不再是个人，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代替了他们的灵魂与意识，他们的确死了心，无所想也无所欲，就只是机械地行走着。
这段医务室的生活对集中营里试图还保持为人的尊严的人来说，是宝贵和必须珍惜的。毕竟，医务室是排斥身体折磨的集中营，脱离了日常的劳苦的地方，在这里谁如果还有良知的种子，便会在那里重拾良知；在这里，人们会懂得人格是脆弱的，而且是比生命更加危险的东西。以至于莱维悲哀地慨叹道“任何人不应该从这里出去，因为他会带着刻在肉体上的印记，把这里的丑闻传递给世界，告诉人们，在奥斯维辛，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足以把人糟践成这样啊。”
人被糟践成什么样了呢？或许可以在《劳动》中一窥端倪。午休是莱维和他的同伴们在一个上午的苦差后唯一能得到的放松，他们在享用了自己的菜汤后，陷入了想睡着却被生理上的痛苦折磨地难以如愿的痛苦，室外疾风呼啸，正当每个人都困倦得不行想要进入梦乡时，所有的神经却都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等待即将来临的恐怖信号——“上工”。监工的信号连催促的语气都不需要加入，因为丝毫不用怀疑有人会不听命和不情愿，一句“统统给我出去”就足够了。听着这些的莱维，只想大哭一场，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和悲哀：要是能像以往那样旗鼓相当地去迎战疾风就好了，而不是像在这里，我们跟没有灵魂的虫子似的。寒冬的野外，是低沉和无情的雪花与灰暗的天幕，“倘若我养了一条狗，我是不会这样把它撵出去的。”可见在集中营中，人的物化是常态，剥去尊严和价值并沦为工具对这里的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快乐的一天》便是能在阳光底下相互看见对方的样子，就足够了；以至于能有额外两升又热又稠的菜汤让他们在五分钟的劳动间歇去喝饱肚子，便足够了；以至于夕阳西下之时，有好几个小时没有发生争吵，大家相互友爱，监工未谋殴打，便足堪称“快乐的一天”了。
集中营固然是一个单调、目的性极强的压榨机器，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社会，这或许也是在对“这是不是个人”的问题做了某种角度上的解答。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存，这里有着以盗窃为主的生产活动、有着私下的交易市场、有着各种反转正常道德才能运作下来的社会活动。莱维请我们所有读到这些的人思考一下，我们所说的“善”与“恶”、“对”与“错”在集中营里能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样的情景之中，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在铁丝网的这一边有多少能站得住脚呢？莱维本人认为这样的事实反倒值得引起注意：人类十分明显地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其他成对的类型（如好坏善恶等）之间的区别就不是非常清晰。在正常社会的生活中，谁是被淹没的谁又是被拯救的，是难以明显区分的，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是孤立的存在，且其人生的起伏是与周围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既不会无限上升也不会一败再败，这种联系使得共同的规范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而在集中营里，情况大为不同：为了生存下去所进行的斗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绝对的、极度的孤独，弱者只能死路一条而强者则会竭力变得更强，这里的共同规范已然变成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前文中曾提到“第三条路”，便是不走极端、遵守规则之路，但这条道路只存在于生活之中，生活应当有准则，可在集中营里面是没有准则的。只会做最简单的事情，屈从并执行一切命令的便是在集中营里注定要“被淹没的”——他们沿着斜坡一直滑到底，自然地，如同小河流入大海。这批人或许就是“这是不是个人”的质问声中，被动做不了人的一类回答吧：他们身上神圣的生命火花熄灭了，他们的身体已经透支到无力真正忍受苦难了；很难称呼他们是活人，也很难把他们的死称作是死，毕竟面对死亡他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们累的都无法懂得死亡是什么了。
被淹没的就是这样，无路可走，或者说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沉沦之路，而得救的路子却很多，艰辛而又令人意想不到。莱维在集中营里见识到了许多这样不愿沉沦，用尽办法来得救的人：谢普谢尔通过自己的老手艺来让自己卑微地活下去；阿尔弗雷德通过自己卓越的外表和严格的内心，过着不屈不挠、没有欢乐的强者生活来攫取领头人的位置；艾利亚斯是一个正常社会中肯定要被收容的疯子，但在集中营里靠着自己疯癫和猥琐的兽性之路，在集中营里活成了个快乐的人；亨利则是通过智慧和机敏让自己能够既免遭毁灭、又能保持做人的气节，他不断地拓宽人脉结交朋友，自然而然地不至于走上出卖人性的窄路，但他的做法又或许与那些视人如工具的纳粹没有本质区别，成了个即便同在集中营受苦却也不愿被莱维再见的人。
在这些试图得救的人之中，洛伦佐应该是被莱维确信被拯救的那个。他是一个善良而又简朴的人，做好事不是为了得到一份酬谢。这种品质在集中营可太难得了，虽然也有很多人会对他们这些奥斯维辛的囚徒帮一把手，但他们那么做是为了摆脱某些烦人的饥饿的目光，或者是出于一瞬间的人道主义的冲动，或者就是单纯出于简单的好奇。但洛伦佐和莱维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类这样的事情，与洛伦佐的相处让莱维经常记起在他们当时那样的生活天地之外，还有某些东西和某些人是纯洁的、完整的，尚未被腐蚀的，并非是野蛮的，食欲仇恨和惧怕无关的。还有这一种久违的善，虽然抽象，但仅仅为此便值得让他们在绝望中保重自己。
莱维自白道，被写进这些篇章里的人物都并不是人。他们的人性已经被埋葬了，或许是他们自己在遭受他人的凌辱和痛击之下，把它们埋葬掉了。可是，洛伦佐是一个人，他的人性是纯洁的，是未受到玷污的，他是屹立在这消极的世界之外的人。多亏了洛伦佐，使莱维没有忘却自己是个人。
冷静地诉说痛苦
——《休战》《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读后
主题报告人：汪润
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国宝级作家，他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奥斯维辛第174517号囚犯。
奥斯维辛的日子充满疲劳与疾病，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并未如纳粹宣传那般使人自由，反而催生了大规模的伤残与死亡。更骇人听闻的是，人间炼狱般的集中营内发生的一切，都被纳粹当局作为秘密予以封存，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即使少部分人通过盟军电台知悉集中营内的恐怖场景，也会由于它们过于残忍血腥而拒绝相信。纳粹对于这场种族灭绝活动的粉饰颇费思量，通过语言上的包装与置换，掩饰许多恶劣至极的字眼，例如，“在官方用语中仅仅使用小心翼翼而玩世不恭的委婉辞藻：人们不写‘灭绝’，而写‘最终解决方案’；不写‘流放’，而写‘转运’；不写‘毒气杀害’，而写‘特殊处理’。”莱维有着强烈的诉说冲动——被掩盖的真相需要重新亮相。
更令作者寒心的是，二战结束后，许多德国人不由分说将屠杀的罪魁祸首角色指派给希特勒，即使许多亲手执行纳粹屠杀政策的刽子手，为纳粹建设集中营出谋划策的工程师，为种族灭绝计划勾画圈点的专家亲身经历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悲戚苍凉的惨剧，手上还流着无数无辜者的鲜血，仍试图通过否决自己的自由意志达到推诿责任的出罪效果。莱维对此痛心疾首：“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除了这些屠杀参与者之外，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他们希望捂住耳朵，避免了解太多。“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没有尝试反抗。”“闭紧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不知道的错觉，并借此为发生在他门口的罪行而洗刷了自己的同谋罪。”在作者看来，这种有意的忽略与无知，以及对真相的排斥，使德国人至少要承担蓄意遗忘的罪责，这是一种纯正的不作为犯。
正是考虑到希特勒治下的德国被“那些知道的人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不问，那些问的人得不到答案”这样一条标准统治着，莱维认为有必要以一个参与者，而非道听途说者的身份，将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荒谬与血腥，一五一十地告诉人们，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屠杀曾真实存在过，而每一个沉默的德国人都是纳粹罪行的共犯。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是如此之少（1944年8月的一天内就有2.4万人在奥斯维辛被杀死），作者回忆到：“离开意大利时，一共有650人，而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回来了。”因此，很少有人能客观地叙说发生在奥斯维辛内部的事情。不仅如此，幸存者们有不同的反应，对于过去，许多人拒绝回忆，抵触讨论，主动忘记过去的一切，从头开始新的人生。还有人抗拒谈论过去，因为那会开启潘多拉之盒，将噩梦带回已经日新月异的生活。莱维认为，对于每一个幸存者，牢记过去都是一种责任，通过回忆过去，告诉世界苦难并非偶然，不是巧合，稍有不慎，悲剧便会重演。在这样的考量下。莱维写下了他著名的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休战》讨论的是从1945年1月开始，随着德军在二战欧陆战场的节节败退，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联红军解放，莱维等人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费尽周折，在欧陆徘徊许久，终于在1945年10月19日回到意大利都灵，了结了一直折磨着他的乡愁。《休战》完全异于一般的二战读物——“伤痕”文学，节奏总体明快，甚至在一波三折中带有少许轻松与乐观。
莱维的同伴们性格迥异：狐狸一般精明的希腊人，太阳一般热情的塞萨尔，结实健壮的少年海内克，与臭虫战斗的达贾塔，听不懂德语却成功完成母鸡交易的俄国农民。每个人都形象饱满，生动又真实。莱维对这些幸存者同伴的描写，突出了他作品一以贯之的观点：“人都是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只要看一看书中希腊人的工于算计、唯利是图，再瞧一瞧塞萨尔的机敏果断、小聪明、小狡黠，就能理解莱维在后一部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说的“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所以幸存者的人性是复杂的，塞萨尔会主动将鱼施舍给身无分文、饥肠辘辘的单身母亲，也会在另一个场合用惯常的诈骗手法骗走路人五十个卢布。幸存者身处灰色地带，他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们全然适应了非人化的恶劣环境，所以他们变得糟糕。
莱维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他的叙事风格上，他冷静、客观、毫不怒火中烧，正如他的职业（化学家）一样精密、准确。这种叙事风格直接关涉他对德国人，尤其是纳粹的态度。通读《休战》，几乎很难找到一段完整的声泪俱下的对德国人的控诉，有的只是通过对幸存者的体态神情、生活习惯的描写，侧面表现集中营对一个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莱维从未在自己的思想中孕育仇恨，哪怕这仇恨所来有故，他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主义正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所以他转向理性，追求心平气和的讨论。他冷静的语言叙说给他的作品增添了可信度和稳定性，反而对纳粹主义展开了更为猛烈刺激的批判。用他自己的比方，他只是一个见证者，是证人，他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法庭审判提供证据，提供素材，而最终做出判决的是读者，他们才是法官，公道自在人心。
《休战》一书的精华在于告诫人们战争永不止息，短暂的风平浪静只不过是一次休战，人们永远活在无休止的战争之中，与生活，与罪恶，与遗忘，与自我。以奥斯维辛的屠杀为例，二战结束了，屠杀停止了，但那只不过是恶魔大发淫威后打的一个小盹儿，如果缺乏足够的警惕，恶魔便会卷土重来，因为这个世界从不缺少邪恶的种子。
莱维的预言很快变成现实，苏联的集中营虽然将囚犯死亡率从90-98%降至可观的30%，但仍伴随着人对人的仇视、迫害与摧毁。人性之恶的宣泄只需要一个靶子，一个出口，稍加煽动，便会卷土重来，将世界拽入人间地狱。怪物的确存在（希特勒和他的智囊团），但毕竟数量太少，难以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来自于普通人，这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放弃思考就等于放弃抵抗，心甘情愿地被邪恶吞噬，成为屠杀的帮凶。因此，莱维警告读者：“我们必须对那些试图通过诡辩而不是道理来说服我们的人抱有怀疑之心，必须对那些所谓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抱有怀疑之心。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别人的判断和意志充当了我们的判断和意志。因为难以分辨预言者的真假，所以我们也应当对所有的预言者抱有怀疑之心。我们最好放弃那些昭示的真理，即使这真理光彩夺目，卓显着我们的荣光，即使这真理近在咫尺，得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最好还是满足于那些更保守的、不那么激动人心的真理，那些人们通过痛苦所获得的真理，一点点的，没有捷径，通过研究、讨论和推理，那些能够经得起推敲和论证的真理。”警钟为每个人而鸣，走出自我的偏狭，摆脱凌辱和奴役的诱惑，擦亮自己的良知，这警醒振聋发聩。罪恶犹如洪水，往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但那不是单个水滴便可造就，而是一种集体性的疯狂，是集体脱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呼吁人们铭记过去，尊重历史这一主题同样贯穿于《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人们，尤其是德国人，需要把树叶从眼睛上拿下来。
莱维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观察是他对于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的描述。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他在第六章专门探讨了知识分子的话题。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天性使其愿意成为权力的帮凶，并因此赞成它的暴行（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另一方面，被投入集中营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文化、知识的作用。集中营的生活是霍布斯式的生活，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存在不间断的战争，当看守或狱友的拳头挥过来，有教养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因为这攻击溢出了规则。
众所周知，集中营对人的折磨超越了单纯的肉体折磨，它直击灵魂，践踏人性，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当杀人和杀猪猡一样时，刽子手的良心才不会隐隐作痛。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很难忍受，他们不适应对自己尊严的贬损，难以接受人格的摧毁，于是，无数知识分子自杀了。如作者所言，最终幸存的，往往是那些最差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对人格尊严的丧失麻木，无动于衷带来相安无事。
但莱维反问：文化真的无用吗？即使在集中营这般糟糕的环境中？莱维幽默地回答：如果谁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就是对中学和大学教育忘恩负义。文化虽然不经常有用，但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它会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让人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人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文化让人相信，虽然被痛苦所篡取，但头脑并未屈服，从未停止思考，文化让夹缝中生存的人的灵魂得以喘息，使人不至于陷入麻木。总之，文化使人保有自我，而非沦为行尸走肉。
更重要的，文化使人保有人性，在面对被命运捉弄的他人时，文化使人温暖，将他人视作人类，而不是装在密闭信封里，需要被定性、分析、称重的样本。当然，莱维承认，在死亡面前，在对死亡的麻木和习惯中，文人与白丁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已失去意义。
莱维除了反对文化无用论，还反对成见，因为它们过于简单化了，忽略了历史事实中不少鲜活的细节。许多人向莱维提问，为什么你们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莱维承认，在如今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基本需求早已被满足的人们开始感到对自由的迫切需求。“不自由，毋宁死。”年轻人难以想象没有自由的地域或时代，那太不可思议了，仿佛自由成了氧气，而年轻人厌恶真空。对年轻人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逃跑成了一种道德责任，谁拒绝逃跑，谁便主动舍弃自由，这难以容忍，舍弃自由使人万劫不复。莱维敏锐地发现，流行电影和浪漫主义文学对越狱和逃跑不断加以渲染，使之成为愈发强化的道德责任。但这一整套逻辑在集中营世界是无效的。
首先，这些起义如同集中营外的起义一样，都是由某些特权囚犯计划和领导的。“穿破衣服的人并不反抗。”而集中营中的大部分囚犯已经被折磨得几近崩溃，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条件全面恶化，不足以支撑行之有效的抵抗。
其次，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抵抗都变得十分困难，囚犯们缺乏基本的组织和军事训练，不熟悉集中营当地的语言，集中营的防逃制度十分残酷，更重要的是，新旧囚犯不断更替带来了广泛的人口流动，这些因素导致反抗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面对压迫不可屈服必须奋起反抗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成见，它刻板、突兀。“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因此，莱维认为这些人犯了历史视角的错误，而他本人有义务承担起建立历史断层桥梁的责任，避免与所审视历史事实的渐行渐远。
莱维在《休战》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传递的思想在今日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熠熠生辉。奥斯威辛的屠杀，纳粹的恶行，残酷的战争，不仅脱胎于人性之恶：贪婪、自私、野蛮、狭隘，也利用了人性中善的部分：忠诚、敬业、严谨、热情。永远不要以为和平年代就可以解甲归田，那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涌动，人们要一直保持警惕。警惕威权主义和专制对自由民主的排挤，警惕不加论证、不容置喙的真理，警惕狂热的忠诚或消极的服从，警惕扭曲真相的政治宣传和虚伪说教。努力做一个公民，而不是顺民。时刻保持冷静的理性思考，保有人性，爱人如己。
最让人动容的是，莱维在《休战》的末尾谈及自己能幸存的原因，他说：“我的决心，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了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遗憾却在意料之中的是，莱维在写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后就自杀了，他说：“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也许，他已经实现了他所有的目标，用生命最后的笔触鼓励世人：“明天，我们将继续战斗，去对抗未知的敌人。”
下期（10月）读书会：保守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