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反哺农村：农民获得的补偿远远低于失去的地租
在2010年财政支出中，有一笔重大开支不能不提及：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8579．7亿元，约占财政总支出9.57%。这是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最大一笔。中央财政向三农倾斜意味着以城市税收为主体的公共财政正在反哺农村——这是善政。但是，这个善政背后的经济帐却让人无法轻松。
建国六十余年，中国农村为国家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掠夺农村的过程。农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最大，收获最小，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社会地位最卑微低下，是最令人同情的最低端人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来赶超欧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是需要大量投入的。那么，建国初期我们用什么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投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大体上讲就是以独占地租为手段将地租和地权转化为工业资本、城市资本和国家基础设施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度的核心“秘方”，这个秘方实际就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掠夺。
比如近10年来在房地产热潮中，地方政府怎么获得城市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呢？还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收益！地方政府以区区几万元/亩价格从农民中征收土地，转手则以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元/亩价格卖出，获得巨额的卖地收入。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农民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此同时，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政策。过去是通过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来获得工业化持续投入的资金，现在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是控制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结果重大改革成本都是由农民承担，建国60年农民的劳动收益被强行掠夺。农民成为中国最苦难的阶层。
农民土地收益与劳动收益被双重掠夺，而农民又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土地上。这导致农民成为建国六十年来生活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信轰动一时，“三真”被认为形象描绘出中国农村的现状。
2004年，以当时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为标志，城市税收为主体的中央财政开始反哺农村。连续8年，中央财政先后取消农业税，并给予种粮补贴、养猪补贴、使用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等等。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善政。农村贡献了几十年于情于理也应该享受城市反哺。但是，这些善政根本无法改变农民地租与劳动收益被双重掠夺的现状！如果土地政策不做出重大改变，农民不能享受土地资本化的收益，中央出台再多哺育农村的善政，农民的收获也会远远小于失去的地租！
以2010年为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8579．7亿元，而当年我们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为2.7万亿！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不及政府卖地收入的1/3。
就算这8579亿的财政补贴，仔细咀嚼还有几分苦涩。虽然我们中央财政算得上财大气粗，但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补贴三农这8579亿很大程度竟是靠压缩民生开支“挤”出来的。比如我们的教育投入，10年前就要求达到财政支出的4%，而2010年只达到财政支出的2.87%，医疗卫生支出更可怜，仅占财政总支出1.65%。
更可悲的是，因为教育产业化与医疗产业化，城市的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即使政府投入少也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解决。恰恰是农村教育机构与医疗设施最需要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所以，公共财政压缩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很大意义上是在压缩农村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农民在享受各种补贴的同时也在付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失的代价！
要实现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仅仅靠中央财政倾斜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反哺农村最好的途径是让农民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的收益，通过土地渠道让农民分享工业化成果，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农村，呼唤新土改！
在2010年财政支出中，有一笔重大开支不能不提及：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8579．7亿元，约占财政总支出9.57%。这是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最大一笔。中央财政向三农倾斜意味着以城市税收为主体的公共财政正在反哺农村——这是善政。但是，这个善政背后的经济帐却让人无法轻松。
建国六十余年，中国农村为国家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掠夺农村的过程。农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最大，收获最小，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社会地位最卑微低下，是最令人同情的最低端人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来赶超欧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是需要大量投入的。那么，建国初期我们用什么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投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大体上讲就是以独占地租为手段将地租和地权转化为工业资本、城市资本和国家基础设施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度的核心“秘方”，这个秘方实际就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掠夺。
比如近10年来在房地产热潮中，地方政府怎么获得城市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呢？还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收益！地方政府以区区几万元/亩价格从农民中征收土地，转手则以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元/亩价格卖出，获得巨额的卖地收入。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农民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此同时，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政策。过去是通过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来获得工业化持续投入的资金，现在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是控制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结果重大改革成本都是由农民承担，建国60年农民的劳动收益被强行掠夺。农民成为中国最苦难的阶层。
农民土地收益与劳动收益被双重掠夺，而农民又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土地上。这导致农民成为建国六十年来生活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信轰动一时，“三真”被认为形象描绘出中国农村的现状。
2004年，以当时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为标志，城市税收为主体的中央财政开始反哺农村。连续8年，中央财政先后取消农业税，并给予种粮补贴、养猪补贴、使用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等等。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善政。农村贡献了几十年于情于理也应该享受城市反哺。但是，这些善政根本无法改变农民地租与劳动收益被双重掠夺的现状！如果土地政策不做出重大改变，农民不能享受土地资本化的收益，中央出台再多哺育农村的善政，农民的收获也会远远小于失去的地租！
以2010年为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8579．7亿元，而当年我们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为2.7万亿！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不及政府卖地收入的1/3。
就算这8579亿的财政补贴，仔细咀嚼还有几分苦涩。虽然我们中央财政算得上财大气粗，但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补贴三农这8579亿很大程度竟是靠压缩民生开支“挤”出来的。比如我们的教育投入，10年前就要求达到财政支出的4%，而2010年只达到财政支出的2.87%，医疗卫生支出更可怜，仅占财政总支出1.65%。
更可悲的是，因为教育产业化与医疗产业化，城市的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即使政府投入少也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解决。恰恰是农村教育机构与医疗设施最需要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所以，公共财政压缩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很大意义上是在压缩农村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农民在享受各种补贴的同时也在付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失的代价！
要实现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仅仅靠中央财政倾斜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反哺农村最好的途径是让农民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的收益，通过土地渠道让农民分享工业化成果，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农村，呼唤新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