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见的晚清妓女老照片

2023-09-10 12:30#1 标记1

在整个封建社会，女人们都基本处于下层，随便的被买卖被赠予。特别是到清朝末期，贫穷的人家为了谋求生存，许多孩子从小不得不被卖掉，有些成为了童养媳，而有些成了供男人取乐的对象。这些妓女们不仅需要裹小脚还要学习诗词歌赋，堪称全能，今天就来观看一组清末的老照片，带你了解清末的妓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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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时候由于八国联军的侵略，也带来了外国文化。图为一名穿着洋气的女子在看书，面容姣好。

裹着小脚的女人，梳着发髻，穿着花哨。

名妓洪连生。

八国联军的军官和妓女们的合影。

赛金花和她的姐妹们的合影。

这是两个香港的妓女，为安德烈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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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着小脚，化着浓妆，清末百姓生活很差，但是看图妓女们的物质生活还行。

三名穿着华丽的女子，中间的是管理的，拿着棍子在教育。

穿金戴银的女人，看得出物质真的不错。图中的女子脚不是很小，还用着西洋镜子，应该地位不低。

一群妓女，清末时期的女人都梳着同一的发型，裹着小脚。

照片已经看不真切当时面容，但也能看出，真的漂亮的没几个。就这十个还是当时上海选出来的十大名妓。

以前的妓女有的卖艺不卖身，通常裹着小脚，精通诗词，浏览很多书籍。

达官贵人还在吃喝玩乐，听着小曲，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图中的妓女体态妖娆，虽然在微笑眼神中透露的是麻木。

面容姣好的女子，神情冷漠，穿的倒是很华丽。

陪客人抽鸦片。

站着的是被培训的清倌人，特指没有卖身的年轻女子。

从小就要学习技艺，必须要有一技傍身。

过冬的时候，还是穿的很厚实的，比一般百姓条件好多了。

跪着受训的女子

挑货郎像妓女们兜售发簪。

妓女和客人，看图一个弹琴一个吹箫，还挺诗情画意的。
另有一组上色照。

外卖？

名妓杨翠喜

名妓赛金花

名妓小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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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 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实现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汉武帝的统治，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在他统治的最早一个时期，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133年)，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又载贤良之言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但规模不大，对社会无甚影响。
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自是(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102年)，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莞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但是，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117年)、元鼎(前116-111年)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09-105年)，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还应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武帝反对谪徙，案问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又诏报承相石庆日:“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在此之前，由于连年兴发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怨，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须的。
《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汉》及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卫青死于元封五年，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同时，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下面，我们拟围绕卫太子向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方面试作剖析，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背景，并论证其它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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