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新郑乡绅李锐家的菜园里，蔬菜都打了蔫，他决定打一口井灌溉蔬菜。谁知，挖井时竟挖出几十件青铜器，他按捺住内心的狂喜，挑了一件大的和两个稍小的，拿去卖了800余金。没想到这一举动惊动了北洋陆军师长靳云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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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挖井获宝卖了很多钱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新郑县知事姚延锦的耳中。姚延锦来到李家让他不要再继续挖宝。李锐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
这时，正好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这事，他马上出面阻止，同时收缴挖出的国宝，还派人监督剩余的发掘工作。
此后，李家菜园里又陆续出土了铜鼎、铜壶、铜戈、铜环、铜舟、铜敦等，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莲鹤方壶和王子婴次炉。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文物，靳云鹗态度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挖掘工作结束后，连同李锐卖出的3件铜鼎也被追了回来。89件铜器和635块碎铜片被装上车，送到河南古物保存所，由所长何日章保管。
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成为这里的首批收藏。
这些文物运到开封后，金石学家和技师们将破碎的大部分铜器进行了修复。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研究和著录。
新郑这座墓里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规模大、等级高，无疑是某一代郑公之墓。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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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难住了考古人员，因为虽然出土文物多，但青铜礼器几乎没什么文字。而唯一有铭文的王子婴次炉便显得极为重要。
青铜炉上铸有7个字铭文：“王子婴次之燎炉”。然而，这短短的7个字依然没交代清时间和人物，而是带来了持续几十年的争论。
学者王国维指出:“婴次”应该是“婴齐”，也就是楚庄王的弟弟令尹子重，《春秋》称他“公子婴齐”，而楚人称为“王子婴齐”。照此推测，当时郑国国君是郑成公，所以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他之后某一代郑公。
郭沫若则认为“王子婴齐”是郑公子婴次，新郑之墓大概是鲁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后的三五年间。
1965年，郭宝钧根据考古资料提出，还是王国维的说法更正确。“王子婴次”应是楚令尹子重，新郑大墓最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
不过，最近又有研究者指出，郑成公在位的14年里，郑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弱，他很可能没有这样的实力，让这么多青铜器入葬。而郑僖公在位只有5年，墓葬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规模。
郑僖公之后，郑简公（前565-前530）即位，名相子产辅佐执政，郑国国力增强，积蓄了一定的财富。这时的国力和新郑器群的规模才比较匹配。
目前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是:墓主有郑成公和郑简公两种可能，不早于公元前571年，不晚于公元前530年。
当然，究竟事实是怎样的，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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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大墓的文物出土后，命运相当颠沛流离。
出土后不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保护国宝，河南博物馆选取馆藏珍贵文物、拓片、图书装了68箱，运到武汉暂存。
1937年11月，文物运入四川，后又辗转送往重庆。后来，国民政府在仓促撤离台湾时仍不忘保存在重庆的中华国宝，包括部分新郑铜器在内的文物38箱被运到台湾。剩余文物则由重庆军事管理委员会封存。
1950年，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派人前往重庆，接收这批文物。
其间，文物中的新郑辉县两地出土的青铜器51件被调往北京，其中就包括一件莲鹤方壶。这些文物被收藏于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剩余包括另一件莲鹤方壶在内的文物被运回河南省博物馆。
40多年后，为了支持深圳文化建设，河南省博物馆将两件新郑李家菜园出土的铜器调去。至此，1923年出土的新郑文物被分散保管于两岸四地的5个博物馆中。
这批文物里，最著名的要属莲鹤方壶。它的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最精彩的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栩栩如生的立鹤。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
莲鹤方壶是河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1992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后成为严禁外出展览的国宝文物之一。
文物静默无言，却记录了那段遥远的历史和峥嵘的岁月，早在2300多年前，郑州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国都。随着郑国被韩国所灭，韩国又被秦国所灭，昔日繁华的故城逐渐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不过，我们仍可以通过文物感受那曾经恢宏的岁月，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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