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陕西农民赵振秀在汉武帝茂陵附近挖出了一尊堪称国宝的大铜牛，上交后，考古专家掏出200块做奖励，但生产队书记却大手一挥“200元太多了，给50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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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秀住在豆马村，这里临近茂陵园区，与汉武帝刘彻墓的封土堆低头不见抬头见。
传言，刘彻安葬茂陵时，大将霍光派出了大军镇守茂陵，其中有一营军队，其正将为窦姓、副将为马姓，其军营驻扎在茂陵南面，其方位就在豆马村所在地，之后就形成了“豆马村”。
在这样的地界，挖出宝贝，对于村民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正是早春时节，村民们也还在冬闲状态。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见上天偏爱勤劳的人，而赵振秀闲不住，决定趁着地面还没下种，去挖点土来垫垫自家牛圈。
赵振秀推着小车来到了村子西头的荒山断崖。但毕竟是早春，冻土僵硬，赵振秀忙活了大半天，才取了不到一方土，但就在赵振秀郁闷的时候，插入地下的铁锹发出“吭”一声。
赵振秀弯下腰用手扒开表层的泥，竟发现了一个大陶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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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秀的铁锹已将陶瓮磕出一个缺口，赵振秀隐约看到瓮里有东西。赵振秀一阵欣喜，将大陶瓮里的东西都取了出来，一个大铜牛和十几件布满铜绿的物件摆了一地。
赵振秀也不取土了，而是将这些小件的宝贝重新埋回土层，而大铜牛则放在小推车上推回家。
豆马村出土铜牛的事就在附近传开了，而当地的文保所也得到了消息，时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渭水队队长的吴梓林前去访宝，并在所长特批下领了200元经费。
吴梓林只有27岁，但文物研究却很有心得，辗转到了豆马村，接待他的人正是全国劳模、大队书记许敬章。
在赵振秀家中，两人说明来意，赵振秀也是实诚人，对于发现宝贝的经过丝毫没有隐瞒。而后，就将这尊铜牛摆在了二人面前。
虽听说是“铜牛”，但吴梓林一看实物，就激动起来，这哪里是铜牛，而是犀牛尊！犀牛全身以金银镶嵌，形成了独特的流云纹。
面对着惟妙惟肖的犀牛形制古物，吴梓林初步断定是春秋战国的青铜器，检查之后，吴梓林就发现，这应该是酒器，尊背上有椭圆形口，口上有一个盖子，且盖上有活环，可随意开合，并倒入酒液。
无论是工艺还是器型，这铜犀牛尊器都完美。但面对宝贝，吴梓林却发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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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说动赵振秀献宝？
要知道，有法律规定，不管是在地下挖出来的文物，还是捡到的古董，都要将其上交国家。但说起来容易，直接向百姓讨要，还年轻的吴梓林还真抹不开面子。
但没想到的是，大队书记许敬章成了神助攻：“文物是国家所有，那就要上交，坚决拥护国家法规。”
赵振秀也非常有觉悟，不仅上交铜尊，还带领着他们到了自己埋宝的地方，将那些小件的铜镜、铜环、铜砝码、铜洗、漆器、铁器、石器等挖了出来！
临走前，吴梓林按例对赵振秀进行奖励，他将随身携带的200元掏了出来，但大队书记许敬章却说：用不了这么多，目前是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农民也要替国家减轻负担，奖励50就行了。
就这样，吴梓林将五十元递到赵振秀手里。
如今看来，50元钱买一件国宝实在是太便宜，但在当时看来，50元其实也不是小数目，毕竟一个工人月工资也不过十几块，更何况是日收入在5分钱之下的农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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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做了贡献，还得到了奖励，赵振秀很高兴。一次下乡就收获如此有分量的宝贝，年纪轻轻的吴梓林也很高兴，但没有想到，这件宝贝在文物所过了一遍手，就被调往北京。
而后来传来的消息，却让吴梓林满头雾水。
被吴梓林等陕西派考古人认为是战国时期文物的犀牛尊达到北京后，却被郭沫若、史树青等专家鉴定为西汉皇家宝物。
其中原因，当然少不了这文物出土地与茂陵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对于专家们的观点，吴梓林却不认可，在他看来，铜犀尊的制作工艺是战国时期十分盛行的金银错工艺，其工艺十分精密细致，战国风十足。
豆马村附近有茂陵，也不见得所有文物都要被打上西汉皇室陪葬品的标签，毕竟如果从茂陵偷盗出来的，不可能同时遗弃那么多文物。
吴梓林认为，这犀牛尊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官员，趁着战乱将文物偷盗出来，不过又不敢放在家中保存，只好偷埋在此，毕竟这里距离咸阳宫也才几十里路。同时，除了铜犀尊外，其他文物并不是太值钱，可能是下层官员干的。
而且，这件犀牛尊是典型的苏门犀。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猎犀的记载，后来因为大范围的捕杀，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如今，距犀牛尊出土，已过去了几十年，但围绕在犀牛尊头上的迷雾，至今仍没有揭开。
但任何疑团，却也不能影响这尊精美的犀牛尊的文物价值，如今，这犀牛铜尊暂被命名为“汉代错金银云纹铜犀尊”，成为了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对于这件文物身上的争议，您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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