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回来了！这一次花了1个多月，下一次，或许就是永远了。
如果你问我心情如何，我想说，沮丧是肯定有一点的，但我知道，我们都在一条河流中航行，只要顺着趋势努力就好，即使作为个体的我们遭遇了失败和挫折，但趋势依然会前进。
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正为此而努力。
今天在外出差，来不及写战报了，就把以前讲过的两个小故事重发一遍吧。
一
公元1233年，金朝退守蔡州（河南汝南县），这个曾经雄霸东北亚的强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蒙军在兵马都元帅塔察儿的率领下，已经攻下了金国几乎所有的城池，但他们在蔡州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久攻不下。
僵持的双方，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金朝派人向南宋求援，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蒙古人凶猛，我们要是完蛋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
塔察儿也派出使者，邀请南宋一起出兵，灭了金朝分田地。
这个二选一的难题，已经困扰南宋朝廷很长时间了，但这一次，他们很快做出了决定。
1233年，孟珙率领2万宋军，踏上了北上灭金的征程。
孟珙是十三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机动防御大师，当时南宋方面的王牌。
宋廷派孟珙出马，是充分吸取了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
当年童贯率军伐辽，仗打得一塌糊涂，金人非常鄙视宋军，不肯按照约定将燕京等地交给北宋。
完颜宗弼（也就是演义中的金兀术）甚至对宋使说，不如咱们打一仗，你们要是赢了，我们就将燕云十六州全部交给你们，分文不取，你们要是输了，就别再哔哔了。
北宋当然不敢赌这一把，金朝因此越发瞧不起宋军，这是后来他们很快就攻打北宋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一次，南宋让孟珙领军，要打出宋军的威风。
孟珙不负众望，带领宋军率先攻破蔡州，蒙军元帅塔察儿对孟珙非常钦佩，在后来的宋蒙战争中，他甚至曾经主动撤军，避开孟珙。
这说明，当时的南宋朝廷并不像昔年的宋徽宗那样被恢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图霸业冲昏了头脑，他们对蒙古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戒备之心。
那么，宋廷又为何会不顾唇亡齿寒的道理，偏偏要联合更强的“曹操”灭掉“孙权”呢？
其实，早在孟珙出兵之前20年，宋廷已经就宋、金、蒙三国杀的战略问题，有过一次大讨论。
争辩双方的主要代表，一位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另一位，是当时的副宰相乔行简。
真德秀认为，金与宋有不共戴天之仇，是帝国的头号敌人，绝对不能结盟，对待他们，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趁金朝被蒙古揍得满地找牙，出兵北伐、收复失地；
中策是坐山观虎斗，绍兴和议以来的岁币，不要再给了；
下策是救助、扶持金朝，帮他们续命。
真德秀强调，朝廷应该用上策，再不济也只能用中策，下策绝不可行。
真德秀的这个观点，赢得了大多数朝臣的认可，毕竟“仇金”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谁也不想背上个对敌软弱甚至是资敌的名声，只有乔行简站了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乔行简的反对理由只有四个字——“海上之盟”。
所谓的海上之盟，指的是当年宋徽宗派使节泛海赴金，签订共同灭辽的军事合作盟约，最后辽灭金兴，成了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乔行简搬出“海上之盟”，一下子就让真德秀有些无言以对。
此时尽管支持他的人仍然占据多数，但宰相史弥远，却比较认同乔行简的看法。
大老板宋宁宗也觉得，这事应该慎重，没有当场拍板。
看起来，宋廷很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了。
可惜，一群“爱国青年”的出现，让事情很快就急转直下了。
听说（听谁说的？）乔行简准备出钱出力、帮助大宋的仇人，太学的学生们一下子就炸了锅。
他们跑到皇宫南面的丽正门前，呼啦啦地跪成一片，强烈要求将卖国贼乔行简处死。
太学生们这么一闹，朝廷的压力就大了，虽然没有咔嚓掉乔行简，但也不敢再提支援金朝的事了。
于是宋宁宗和史弥远决定，先采取真德秀的中策，观察观察再说，至此错过了联金抗蒙的最佳时期，等到后来孟珙出兵之时，金朝离灭亡之差最后一根稻草，已经没有联合的价值了。
二
宋宁宗虽说被爱国小将们胁迫，没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那时毕竟还没到生死存亡之际，犯错的成本虽高但好歹没有兑现到自己的头上，真正最惨的还是明思宗崇祯皇帝。
在明朝即将覆灭之际，崇祯同志本来有两次机会让帝国苟延残喘，但却都毁于“爱国者”的嘴炮。
第一次，是崇祯想与皇太极讲和，先安内而后图攘外；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历史上也不乏成功的先例。
比如在唐朝初立之时，因为突厥势力十分强大，所以李渊选择向其称臣纳贡，以争取时间壮大自己。
然后才有了唐朝平定天下，再才有了李世民先后攻灭西突厥与东突厥，成为草原各族的天可汗。
实际上，崇祯当时如果议和，条件可比李渊老先生好多了，因为崇祯想谈，后金的皇太极也同样想谈。
那个时候的皇太极多少有点小富即安的思想，他认为后金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吃掉大明，所以要求不会不高——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而这对于大明来说，已经足够了。
松棉大战之后，崇祯派去剿灭李自成的傅宗龙、汪乔年也相继战败，明朝的内外交困日益凸显，崇祯感到，大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能再等了，于是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后金和谈。
和谈一开始进展不错，皇太极的要价也的确不算太高，没有土地要求（维持实际控制区），愿与大明结为兄弟之邦而非金、宋当年的父子之国，唯一过分一点的要求，就是明朝每年要拿出120万两白银，购买后金的若干山货。
120万两白银跟大明帝国每年花在辽东战事上的天文数字相比，简直就是“洒洒水”（粤语，小意思），如果签约成功，明朝马上就有充足的军费，还可以将关宁铁骑调入关内，收拾个李闯应该不在话下。
可惜，这个事情不小心泄密了。
京城里立刻炸开了锅，大明帝国的“忠臣“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怒斥陈新甲丧权辱国，是个大大的的卖国贼，一定要严惩。
看到这个阵仗，崇祯同志一下子就慌了。
因为他一心想做彪炳史册的“鸟生鱼汤”，如果留下一个“丧权辱国”的污点，不但“圣主”之类的标签混不上，还很可能会遗臭万年，于是他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把责任全都推给了陈新甲，以“私通外国”的罪名把他给斩了。
和谈的计划至此胎死腹中，大臣们的爱国正气得到了弘扬，崇祯同志的历史地位也没受到影响，唯一的输家，似乎只有那个里通外国的”汉奸“陈新甲。
可是，陈新甲可以以”卖国“之名砍了，但大明帝国的麻烦是砍不掉的。
此后李自成逼近北京，情况万分危急，但朝廷却拿不出军饷（花钱的地太多）来，没有钱，自然不会有人愿意拼命打仗了。
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内部挖潜，向文武百官官募捐，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那些“爱国”的大臣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拔毛。
崇祯没办法，只好动员自己的老丈人，希望他带头捐款。
毕竟是自家人，面子还是要给的，周国丈狠了狠心，捐出了5000两银子（后来北京城破，在李自成的威逼之下，这位前国丈交出了白银70万两......）。
在国丈的带动下，这次募捐一共得到20万两，这其中还包括了皇后娘娘所捐的那1万两。
崇祯很伤心，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忠臣在哪里?
他身边的宦官也不禁感叹：“忠贤若在，何至于此。”
崇祯默然，良久无语。
满朝的忠臣良将到头来却不如一个死太监靠谱，这是何等的讽刺？
后来多尔衮攻破北京，明朝的遗老们争先恐后跑去投降，那里还管什么夷夏之别？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口头上的慷慨激昂，往往是靠不住的，真正热爱这片土地，并为其殚精竭虑的，可能正是那些说着你不爱听的那些话的人。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多次，并还会在今后接二连三地看到，倘若不能从中吸取教训，那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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